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光是由“中国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更是由“世界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决定的。这里所说的世界，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周边国家。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把中国视为最紧迫和最危险的战略对手。一方面，美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以及正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全球“反恐”“反邪”；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尚未具有充分的实力，像前苏联那样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美国用10年到20年时间打赢了“反恐”“反邪”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会怎样对待中国？届时中国的国力是否足以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抗衡？
首先说明什么属于外交大战略的范畴。简而言之，就是对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和对外交全局目标的确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形势与任务”。至于分地区、分领域、分阶段的具体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策略、方法、步骤等等，则是小战略与战役、战术层次的课题。
一、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
1.形势判断的重要性。领导人做报告，往往从世界形势讲到中国形势，再从中国形势讲到本地形势，如果永远是“一片大好”“越来越好”，无疑是“党八股”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形势分析，则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公民来说，国家形势都是首先要关注的大事。
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批评周恩来，甚至提到“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的高度，就是因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1973年7月，周恩来批转的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周恩来对此事承担了政治责任，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检讨（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603～5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发脾气是有原因的，世界形势如果真的是美苏联合主宰，他新制定的联美反苏“一条线”外交战略就没戏好唱了。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对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962年，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及其提纲中就指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注：参见徐泽浩：《王稼祥传》第560～5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毛泽东不接受王稼祥的建议，反而把他打成了“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鼓吹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战略。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就一再讲“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的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做政治报告时，终于正式宣布“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假设中共领导人始终坚持毛泽东准备“打世界大战”“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路线，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2.形势判断的主客观因素。人们在进行形势判断时，很难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还是应当力求贴近客观现实，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出发点。对朝鲜战争形势判断的转变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志愿军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部队就地休整，暂不越过三八线；而金日成却在同一天发表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结果毛泽东站在了金日成一边。他在给彭德坏的电报中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1951年1月13日，在中国军队占领汉城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后，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毛泽东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有可能获得全胜，因此拒绝了上述的停火建议。第五次战役失利后，毛泽东与斯大林、金日成等反复磋商，重新对战争形势做出了判断：朝鲜战争是世界两大阵营的一次局部碰撞，而不是最后决战；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只是偏师；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恢复原状，而不是占领北方；志愿军还不具备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整营以上建制部队的实力。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形势判断，停火及和平谈判方得以展开并最终达致停战。当时，美国的将帅之间对战争形势也有不同的估计，麦克阿瑟甘冒把战火蔓延到中国东北的风险，决心让部队打到鸭绿江边，杜鲁门总统因此罢免了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兼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职务。如果毛泽东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及时调整形势判断，而是坚持要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很可能会使麦克阿瑟式的主张死灰复燃，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
乐观的形势判断有助于提高士气。鉴于林彪在给毛泽东信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在回信中对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另一次重要的也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形势分析是在1947年做出的。许多过来人都认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最精彩的文章是《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毛泽东大胆预言：美苏之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蒋介石必定被打败，国共内战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所谓转折点，主要是指战争目标的改变：此前，中共一直讲内战是自卫战争，现在则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毛泽东的形势分析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长自己的志气，二是争取中国力量，三是瓦解敌人的斗志。国共两党的领导层年龄相仿，在类似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下成长，许多人原来是同学（邓小平和蒋经国、胡宗南和陈赓）或同事（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周恩来与何应软陈诚在黄埔军校），国民党的有些高层军政人士还是前共产党人或地下共产党员（如邵力子、刘斐、郭汝槐）等，因此，形势判断中的主观因素容易相互传染和呼应，从而收到此长彼消的效果。
3.对世界形势判断的简单回顾。李慎之曾发表文章，作为知情人回顾了“三个世界”理论从灵机一动地提出到后来自行淡化的整个过程（注：参见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笔者曾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可以简单归纳为“二”“三”“四”“一”四个数字（注：参见喻希来、吴紫辰：“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吴紫辰：“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毛泽东时代早期对世界格局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判断是“东风压倒西风”，60年代的经典提法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由于毛泽东曾在莫斯科会议上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当中苏交恶后，两个阵营的提法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判断以及建立在这种判断基础上的“一面倒”外交方针，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到半个世纪，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从四分五裂到烟消云散，所谓“压倒”“胜利”云云，又何从谈起呢？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4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发言，又把这些意思发挥了一番。由于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邓小平时代初期继续沿用了“三个世界”的形势分析。后来，经当时担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等外交智囊的建议，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不再采用“三个世界”的提法（注：参见何方：“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百年潮》2001年第5期。）。所谓“三个世界”理论的不了了之，同样是由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根据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分析，中国应当团结第三世界，拉拢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这相当于战国时期关东各弱国“合纵”反强秦；但中国当时实际奉行的外交方针是“连横”，即联合第一世界的老大美国、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站在“一条线”上反对苏联及其盟国。
在“三个世界”逐渐淡化期间，邓小平又提出了“东西南北”四个字。他在一次与日本人的谈话中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4、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说法沿用至今，虽然有些新锐学者近来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东西南北四个字”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后来就不再提了。理由很简单：苏东剧变后，“东西南北”只剩下“三缺一”，少了一个“东”字；“9·11”以后事态更加明朗，新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是南北问题，而不是东西问题了。
“一”即“一个世界”。在邓小平时代后期已经有了对“一个世界”的初步认识，他曾多次表示：“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4、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一个世界”正式见诸官方言论，是在1993年11月的APEC西雅图会议上。江泽民说：当今世界领导人应把“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世界”带入21世纪。在江泽民和希拉克1997年5月16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要共同致力于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指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
“一个世界”的分析框架已经呼之欲出，但在台面上更加时髦和热闹的话题是世界“多极化”和南北“两极分化”。前者的依据是地缘政治学，认为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已经成为或者正在崛起为相互竞争又相互制约的世界权力之“极”。但是批评者指出，现实的世界格局并不是“多极”分庭抗礼，而是“一超多强”；除中国外的其他“诸强”，不是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长期盟友（欧盟、日本），就是它的新准盟友（俄罗斯、印度）。后者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北方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
在“一个世界”中存在着两个极端，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上，一方面是以经合组织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每日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最贫困国家；在政治上，一方面是自由民主国家，一方面是极权专制国家；而且经济上的分类与政治上的分类基本吻合，只有少数中东产油国属于例外。但是不要忘记，在上述二者之间还有一些过渡型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民主化转型国家。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最近撰文指出：“这给我们留下了两种类型的国家：第一类，往往是从前的殖民地，现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滞留在‘前现代国家’(premodern)的境况中，这种境况意味着失败的国家而且处在霍布斯所说的那种相互间无休止的战争状况下（此类国家如：索马里和近期的阿富汗）。第二类是后帝国的，那些不再考虑主要靠征服赢得安全的‘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第三类，当然就是那些采行常规国家行为的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其奉马基雅维里原则和‘存在的目的’为行为准则（可以认为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为此类）。”（注：“背景资料：什么是‘新自由帝国主义’？”，《光明日报》2002年4月26日。）正是第三类的“现代国家”的命运决定着“一个世界”的模样。如果它们经济和政治转型失败，人们将面对一个“葫芦型”的世界，分化的势头将会压倒一体化的趋势；如果它们转型成功，人们就会面对一个“橄榄型”的世界，从对国内阶层状况和政治稳定的研究可推知，“橄榄型”的全球结构将会是稳定的结构。
中国社会的主流显然认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能够成功。印度的情况也类似。印度副总理阿德瓦尼2002年8月16日在新德里出席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表示，印度必须确保没有人称呼印度为发展中国家；正如20世纪属于西方一样，印度正致力于确保21世纪属于印度；印度能在未来20年内证明这一点（注：“印度副总理：勿称印为发展中国家21世纪属于印度”，“人民网”2002年8月17日。）。如果中国和印度近20亿人的愿望能够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就会确定无疑地在21世纪中叶出现。
4.“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本来，官方媒体和带有官方色彩的学者是习惯于喊“好得很”的，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自然也应当“一片大好”。但是，近年来有些人提出建议：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目前，舆论比较强调的是“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和平演变”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性质。在当前国际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世界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划分的时候，“和平演变”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遏制瓦解战略。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经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如果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会更好，它更能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注：参见“苏联巨变之後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于是，一部分舆论和学者开始转向，“糟得很”的喊声愈来愈时髦、愈来愈响亮了。世界形势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比较的眼光看。
中国的国际环境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顺当。仅从“炸馆”“撞机”后国际的反应就可以大致估摸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从大国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美国、欧共体、日本是“一条线”上的准盟友，对立面是处在下风头的苏联和印度。1989年后，“一条线”被“风波”和“剧变”扯断了，中美由“战略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但中国还有可以替代的战略选择：一是某些俄罗斯政治家建议的“俄印中联盟”，二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B2B”（包括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在内的巴格达—北京轴心）。但是在“9·11”后，上述的战略选项都变得不可能了。俄罗斯成为“G8”集团和“20国”集团的正式成员，获得了美国准盟友的身份，而县比当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印度与俄罗斯一样，大幅度地提升了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联系。美国和北约国家、日本的盟友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区域性的防御合作到全球性的军事干预。由于小布什总统已经明确宣布伊朗是“邪恶国家”，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美国驻军阿富汗，直接威慑巴基斯坦，事实上已经把“B2B”拦腰截断。
中国周边情况也是随着大国关系变化的。“9·11”后，美国及其盟友、准盟友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东盟的国际能量越来越大，在东盟发挥灵魂作用的新加坡，虽然在血统上是以华人为主，但在外交上却紧紧地抓牢美国，主动为其提供航母基地。
世界形势虽然对中国不大有利，但还远远谈不上“糟得很”。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国际形势最糟的时候是世纪初年。当时八国联军占领着北京，迫使中国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际形势最好的时候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几年。由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与积极贡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全部被废除，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在战后的东亚秩序中，罗斯福的构想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得更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惟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注：转引自赵志辉：“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假如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延安草签的协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688～6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被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在二战结束前得以成立的话，中国不仅可以在战后收复东北和台湾，而且有可能不必放弃对蒙古的主权并提前收回香港和澳门。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统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注：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环球时报》2002年8月19日。）。自此以后，中国与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再次发生逆转，至今尚未出现赫尔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国际形势最糟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东面有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韩国、台湾当局虎视眈眈；南面美越战争爆发，中国直接派出了几十万辅助作战人员，还负担了几百亿元的军费；西面刚刚与印度打了一场局部战争；最危险的是北面，中苏之间在东北和新疆连续发生边境冲突，苏联军方威胁要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国际形势最好的时候则是1989年的头几个月。一方面，中美军方正酝酿合作，另一方面，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了全面正常化。可惜的是，中国当代史上的这一外交黄金岁月为时过于短暂，邓戈握手后仅半个月，形势便发生了大逆转。
经过全面的比较，应当说“好得很”与“糟得很”都是不能成立的。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现状好坏更重要的是演变的趋向。如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形势就会自然而然地向好的方向演变，那么，现在只要“萧规曹随”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在外交上花费过多的心思和气力。然而，国际形势发展不光是由“中国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更是由“世界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决定的。这里所说的世界，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周边国家。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把中国视为最紧迫和最危险的战略对手。一方面，美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以及正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全球“反恐”“反邪”；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尚未具有充分的实力，像前苏联那样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美国用10年到20年时间打赢了“反恐”“反邪”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会怎样对待中国？届时中国的国力是否足以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抗衡？目前国际学术界流行一种“和平民主论”，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第二，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第三，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或者说，非民主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加好战（注：参见郑安光：“民主和平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在“和平民主论”成为世界主流话语情况下，周边国家会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的国力增强，是争先恐后地投入中国的怀抱还是由于恐惧“中国威胁”而更加靠拢美国和日本？鼓吹“糟得很”的人虽然常常夸大其词并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主意，但是他们确实敏锐地观察到，如果不对外交战略做出大的调整，中国的外交空间正在日趋缩小。
二、中国外交的基本选择
在更加透彻地了解和更加清醒地判断世界形势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对外交的目标做出带有根本性的选择：是做革命者，推翻现有的世界秩序；还是做参与者和改革者，一方面接受现有的秩序与规则，一方面积极争取改进和完善。或者说：是必须改变世界，才能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从改变自己着手，融入“一个世界”。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世界革命者。李慎之说：“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这是当了他二十年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里讲的。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看来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六十年代，中国大批苏联修正主义，企图代之而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对立的一个‘极’，甚至想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要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以‘解放全人类’号召。在他的眼里，让中国搞点富强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鼠目寸光而已。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们也把‘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真可谓豪情万丈。当时毛泽东的革命口号从西欧北美的富国到亚非拉的穷国都赢得了相当数量的人的响应，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在名字后面标出‘（马列毛）’，甚至还有加上‘（林）’的共产党。东方的波尔布特，西方的切·格瓦拉都受其沾溉，至今流风余韵，不绝如缕。这对毛泽东本人是很大的光荣和安慰。”邓小平则是务实主义者，他的“目标还是要中国的外交全方位化”，以利于“推行他的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毛的理论是向壁虚构，而邓的说法则符合实际，因此推行倒也顺利，没能受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只是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太神气，对中国咄咄逼人太不客气，可见其帝国主义本性未变，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注：参见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选择革命还是务实的外交战略，似乎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让我们从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角度分别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1.乌托邦与丛林世界。基辛格曾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他认为，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所有大国接受国际秩序的体制”。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注：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123～1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根据基辛格的定义，毛泽东和希特勒都曾追求革命型的世界新秩序，但前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后者是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者，在胸怀抱负和精神气质上绝对有清浊高下之分。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宏伟事业，希望以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希特勒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空间论，致力于建立德意志帝国主宰的欧洲新秩序和灭绝犹太民族、净化雅利安人种的“种族使命”。可悲的是，近年来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名义下，“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竟然登上了中国新世纪“政治正确性”的殿堂。毛泽东式的世界革命者日渐凋谢；希特勒式的世界革命者却茁壮成长，大有“一统江湖”的气势。
国际主义者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一旦他们了解到事实真相，发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就会从改变自己着手，不会强求别人改变。种族主义者信奉“丛林世界”和“生存空间”论：你过得好是我过得差的原因，我要过上好日子就不能让你也过好日子。他们认为：地球资源有限，主宰西方文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绝不会允许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起来；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不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国就永远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企盼。
纳粹主义的逻辑在当代德国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历史深刻地教育了德国人：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企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而在接受现有秩序的情况下，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希特勒理论的中国信徒的观点，同样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社会在尔文主义在西方的提出，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如果它真的能够支配西方朝野舆论，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放弃殖民主义政策并容许非西方社会的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四五倍之多？而且，在人口如此膨胀的情况下，全球的人均GNP水平还有大幅度的增长？开辟人类新的“生存空间”，究竟应当靠提高生产力与国际合作还是靠世界大战与种族灭绝？
一个民族，包括一个大国要实现复兴，并不需要以改变世界秩序作为先决条件。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被动参加的，它并没有主动挑战当时由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雅尔塔体制下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并正在稳步地迈向政治大国。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失去超级大国原有地位的情况下，已经走过了衰落的谷底，民族复兴的目标已不是遥不可及。印度人也在设想如何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但没有听说他们把联合国安理会中没有印度常设议席的世界现存秩序视为自身发展必须打破的障碍。
事实上，“丛林世界”纯属一种虚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反面乌托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设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即所谓“丛林状态”，是为了论证国家拥有强制力的合法性来源。他说：“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证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注：霍布斯：《利维坦》第94、13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从洛克开始，政治思想家在演绎社会契约论时便用“自然状态”取代了“丛林状态”。人类学家已经证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既不是人类的本性也不是进化的动因，雄性之间具有更多的性平等，比其他灵长目动物更能够合作，是人类走向文化与文明的社会生物学原因。从氏族到部落，从酋邦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世界联盟，文明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安全的增加、合作的扩大、福利的增长，尤以社会弱势群体从中获益最多。企图以恢复“丛林世界”的野性蛮力（或曰“尚武精神”）来挑战“世界霸权”，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文明的挑战。不论是纳粹主义希特勒式的野蛮，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拉登式的野蛮，或者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上肆无忌惮地鼓吹的野蛮（譬如说中国拥有核武器又拥有众多的人口，可以承受得起发动核战争的结果），都只会延缓文明的进步，而不会带来民族的复兴。
2.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以上分析旨在说明世界革命并非中国复兴的必要条件，接下来分析中国推行革命型外交战略是否可行。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他宣布退休之际，发生了1989年的所谓“苏东波”剧变，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和继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一事，真是变化非常，弄得我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幸亏邓小平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后来又补了“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两句话，又重新申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使中国平静地应付而且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然而，由于“韬光养晦”是一句带有很强的权谋意味的成语，邓小平后来又说要“有所作为”，不免引起了一些人的遐想：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卧薪尝胆”，等到中国国力充实了，譬如说到2050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昂首挺胸地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了呢？
现有的世界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美英签署《大西洋宪章》、美英中开罗会议、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四大国主导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酝酿与准备，在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是支撑这一秩序的主要世界组织。毫无疑问，美国在创建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定调和拍板的作用，它的战时盟邦英国、苏联和中国，也发挥了一部分领导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在所谓“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又做了局部的调整。关贸总协定升格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国协商机制在安理会常任国之外增加了“G8”集团，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强（欧共体改组为欧盟，非洲国家统一组织改组为非洲国家联盟，APEC成立，等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并有可能成为全球性军事组织的雏形。由于苏联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在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调整中，俄罗斯和中国的作用下降了，二战时的敌国——德国和日本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发言权。如果中国要在50年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秩序，至少要具有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或冷战结束时的综合国力、影响力、盟友及追随者。届时中国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的1/3，工业生产能力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3和3/4。此外，美国曾一度垄断核武器，同时也是惟一具有两洋作战能力的国家。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降至1/5，但是世界的创新中心（科技中心、学术中心、文化中心和新经济发源地）则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且，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惟一具有大规模全球军事投送能力的国家，并在信息战和空间战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50年大中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经济总量将与除中国外的大东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印度（南亚国家）、大欧洲（欧盟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国家（西亚、南美和非洲国家）相当，但也只能占到世界GDP的1/6左右，远逊于美国曾经达到的比重。2050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能够平起平坐了，也仍然达不到美国曾经独步天下的风光。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和外交能量。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90年代曾一度占据世界第一把交椅，以后长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在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并没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长期感到忿忿不平。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它现在还不是一个拥有“战争权”的“普通国家”，更谈不上政治大国了。到2050年，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是否拥有众多盟友和追随者呢？
与硬权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软权力。在20世纪，美国通过威尔逊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卡特的人权外交，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21世纪，中国凭借什么意识形态来与之一争高下呢？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创新和突破，就不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新领导者。打个比方说，如果没有刘备和宋江的“仁义”，没有诸葛亮和吴用的谋略，只靠张飞和李逵的拳脚是无法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的。
邓小平所谓“有所作为”是指在现有世界秩序中做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渐进改革者，而不是做一个潜在的革命者。在“一个世界”的框架内，中国完全有可能从参与者上升为领导者集团的一员，乃至在和平条件下接受世界领导地位的“禅让”，成为下个世纪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注：参见吴紫辰：“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3.融入世界的必要性。20世纪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融入世界，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西德与东德、奥地利与捷克、韩国与朝鲜、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与南美国家、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的对照，都是很好的例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阶段，为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让七八亿农民进城，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保证粮食、能源和各种战略资源的进口；第三，进行一系列国土开发和改造的枢纽性工程。
要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最关键的因素不是中国的制造能力、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对中国开放的世界市场。当中美之间出现争端时，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也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它的市场。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出超）按美方统计已接近1000亿美元，几乎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这种出超不仅是在日益增加，而且是在加速增加。这一事实，正是邓小平强调“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物质基础。
布朗在1992年的一句话，就让中国的整个国家机器为增加粮食产量而竭尽全力地运转起来，不仅延缓了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且背上了几千亿元财政赤字和银行烂账的包袱。这种情况今后再也不能出现了。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劣势资源上追加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国今后需要逐步把粮食自给率降低到70%以下，把能源、原木和矿产品的进口依赖率提高到70%以上。届时中国的外交心态将会接近日本与韩国现在的状况，不再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兴高采烈，而是把保障中东、中亚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国际航道、管道途经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
三峡水利发电枢纽、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送、杭州湾跨海大桥、几十个核电站，这些都是中国国土开发和改造所需要的大工程。但是，建设这些工程的前提是避免发生战争尤其是核战争，否则，这些工程本身就变成了一堆废物甚至是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在不少人鼓吹“难免一战”“晚打不如早打”的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这些建设的。甚至连城市化本身也是有疑问的，如果中国的人口日益集中到大城市，中国将会像美国一样经不起核战争。
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家必须做出决断：是先统一台湾后融入世界，还是先融入世界再统一台湾，或者双管齐下、相互促进；是先打仗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打仗，或者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取世界永久和平。
4.改变自己的可能性。时殷弘等指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注：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一百多年来，中国事实上一直都在奉行改变自己、融入世界的基本国策，只不过有的时候比较主动，有的时候比较被动，有的时候走在正道上，有的时候走偏了方向。
梁启超曾从中国元典中为“改变自己”寻找根据。《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6～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自梁启超说这些话以来，中国在“改变自己”上已经有过五次大动作。一变实施新政，二变建立民国，三变成立国民政府，四变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变改革开放（用邓小平的话就是第二次“革命”）。
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先后拜了三次老师。第一次是“以日为师”，日本人自己则主要是“以德为师”。第二次是“以俄为师”，俄国人自己则主要是“以法为师”。在历史证明日本人和俄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均偏离了正确方向后，为了尽可能顺利地“改变自己，融入世界”，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文化本质论，认为中国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等绝无可能在由国安家落户。二是文化虚无论，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必须“彻底改造”“全盘西化”云云。根据波普“零星的、分项的社会工程”和“渐进的修补”的观点，今后中国在“改变自己”时，应当多做“加法”和“乘法”，少做“减法”和“除法”；“缺什么，补什么”“坏什么，换什么”；把“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激进态度改为“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的稳健方针。
既然我们能够用20年时间取得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突破，以参加WTO为标志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就一定能够再用20年时间取得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突破，以批准和落实联合国人权公约、参加“G8”和经合组织、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机制为标志，融入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