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之时起，一些国家便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资源打得你死我活。后起的国家往往会同先前的列强发生冲突，战争不可避免。在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称雄的国家是欧洲的西班牙和荷兰。16世纪中叶之前，西班牙不仅是欧洲大国之一，也是海上第一强国。17世纪初，荷兰独立后迅速通过海外扩张而强盛起来。它们都先后遇到英国和法国的挑战。英国先是在1588年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于1654年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奠定了海上强国的地位。法国于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中削弱了西班牙，后来又几次发动对荷战争，打败了荷兰，使法国得以称霸欧洲大陆。此后，英法两强陷入无穷无尽的争夺与战争之中。最终，英国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英国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关键在于它“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起来”【注释】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注尾】英国之后成功崛起的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虽然也曾卷入战争，但更多的是回避与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冲突，而采取其他方法获得自己的国际影响。本文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说明美国的扩展策略。
一、争取与其他列强合作，力避冲突
19世纪初，中国因其地大物博，人多市场大而成了世界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借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十几年后，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英国又伙同法国用其他借口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并占领了首都北京。俄国乘火打劫，陈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答应俄方对领土的要求。亚洲的后起之秀日本也于1894年向中国挑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只有德国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是借参与三国干涉还辽为由向清政府邀功，获得在山东胶州湾的租借地。到19世纪末，中国基本被分割为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如何获取利益？这是其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寻求与英国合作
19世纪的美国只是北美一个新兴的国家。虽然美国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曾于1780年和1815年两次同英国进行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此后美国在不断地向周边扩大自己的疆土时却没有触动北方的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英美两国和平相处。一方面，美国在内战后实力增长非常迅速，虽然工业生产仍大大落后于英国，但与法国接近，而农业生产则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国仍尽力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与英国殖民地的边界划定问题。英国也不愿意同具有盎格鲁血统和较强经济实力的美国发生纠纷。另一方面，英美间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英国有赖于从美国进口粮食，而美国又是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英国在美国有着巨大的投资。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超过了欧洲其他各国的总和。在1857年，美国的7条铁路的证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总额高达8000万英镑。英国首相利物浦曾说：任何人“想要英国繁荣，都必须让美国繁荣。”【注释】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2~213页。【注尾】
中国对于美国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生产的茶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美国学者认为，“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能够使深受萧条困扰的美国获得就业机会这一信念，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注释】同上，第263页。【注尾】但处于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长期追随英国等列强。1844年中美谈判《望厦条约》时，美方要求同英国具有一样的权利，也就是获取最惠国待遇。1859年当英法海军与清军展开大沽炮战时，美国战舰也开火，冒着清军的炮火帮助英法军撤离。1863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国务卿西华德的支持下采取了“合作政策”。在他看来，西方各国利害一致，所以美国在对华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同其他列强协商合作。
由于美国一直采取低姿态，其他列强未把它当大国对待。1884年8月，美国总统曾表示愿按中国请求斡旋中法争端，法国方面根本不加以理睬。而后，美国方面却为法国说话，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直到1892年，欧洲诸大国才把驻华盛顿外交代表的级别从公使升到大使，承认了美国“一级国家”的地位。
19世纪末，特别是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力量的迅速崛起使欧洲国家中产生了“美国威胁论”。有人甚至建议联合起来对抗美国。【注释】舒文：《百年前欧洲流行“美国威胁论”》，载《环球时报》2006年3月1日。【注尾】而美国则力避与它们的冲突。当时列强几乎把中国条件好的地方都划为了势力范围。美国本来也想参与争夺以保护其利益，但最终还是搁置了寻求把一个港口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建议，而于1899年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美国政府把这项反映了自由贸易原则的政策作为政治工具，要求各国不能在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排斥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和在华特权。它没有直接反对各国获得势力范围，事实上接受了势力范围这个既成事实。这项政策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也符合英国的要求。在1898年时英国就曾建议英美联合行动，保障在中国的自由贸易。美国的这项政策还有助于防止其他列强间的争端。因此，这项政策先后得到其他列强原则上的同意。
美国从不像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这个新起的东亚强国那样挑战英国的利益。为了应对俄国在中国的扩张，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建立联盟。为了对付日本称霸中国的野心，英国不得不于1921年终止这个联盟，并与美国联手。而美国主动与英国的合作，使它在中国扩展利益时没有遇到英国的阻挠。
（二）力避与日本的冲突
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和1905年战胜俄国之后，迅速从中国东北开始着手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到1915年年初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它已完全显露出试图称霸中国及东亚的野心。
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华扩展利益的努力不断受到日本的阻挠。1906年1月，日本拒绝了美国分享南满铁路和其他利益的打算。1908年，日本挫败了美国资本打入东三省修建铁路和兴办实业的计划。1909年日本又破坏了美国提出的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面对日本的攻势，美国方面总是退避三舍。老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无力阻止日本的扩张，“除非我们准备走向战争，而一场事关满洲的成功的战争需要有英国那样强大的海军加上德国那样强大的陆军。”【注释】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注尾】他还说过：“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72页。【注尾】当时，美国军队为现代战争所做的准备远不如1914年时的欧洲国家军队。
1915年中日两国就日本的“二十一条”进行谈判时，中华民国政府非常期望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只是发表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缔结或可能缔结的有损美国及其公民在中国的条约权利、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一般称之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关于中国的国际政策的协定或成约。”【注释】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p.146.【注尾】美国政府采取一种不承认的方式消极地应对日本的扩张。这是“不承认主义”政策的开始。1917年，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又对日本做出妥协。虽然美方也强调在中国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是在《蓝辛－石井协定》中还是承认由于领土的毗邻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团更是违心地同意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20年代初，美日两国尖锐的矛盾从出版物上就能反映出来。如美国学者麦克拉奇的著作《亚洲的德国》强调日本富于侵略性，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而日本上将佐藤出版的《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指责美国推行帝国主义。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英联手迫使日本在重申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上签字和交还山东，但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
1931年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政府渴望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派吉尔伯特领事参加国联对中国东北危机的讨论。作为非国联成员的美国主动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的作法在当时非常罕见。但美国仍然只是在1932年1月由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尽管如此，胡佛总统还是担心这项被称之为“不承认主义”的政策连累美国，因为美国正陷于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美国国内被称之为孤立主义的舆论认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内的经济，阻止大萧条的蔓延，而不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国联呼吁召开一个有关中日战争的会议时，陷于另一次经济危机的美国只是表示支持。这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由于美国的对日态度不利于中国抵抗日本，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不满意的，后来的中国学者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二者都希望美国能对日本施加重压，最好是打仗。然而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政策有其合理性。第一，当时美国政府难以准确地预见到几年后会同日本打仗，其时的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今天这种先发制人的理论。况且先欧后亚也是一个适当的战略选择。第二，从美国的经济和国内政治情况看，其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摆脱危机，恢复民生，因此避免战争是关键。第三，美国在华利益不及在日本的利益，从摆脱经济危机的角度看，保持同日本的关系相当重要。
实际上，美国政府为制止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还是小心翼翼地采取了防范措施。1938年3月，美国政府决定中日战争等问题不适用于中立法，因此中国就能够从美国购买武器。7月，国务院宣布对日本实施飞机的道德禁运。年底当日本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时候，赫尔国务卿公开否认日本有权自行创建新秩序，声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的单边主义，除非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否则美国不会接受对地区现状做出任何形式的变动。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有意在1940年1月废除两国间的贸易协定。这样，美国政府在处理贸易问题时就不必受条约的约束。1940年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达到15%以上。1940年4月，美国一支舰队在完成训练后没有返回大西洋，而是留在珍珠港。6月，美国开始禁止向日本出售工业机械，7月禁止出售航空燃料。禁运的目录不断增加。
30年代末，欧洲战争爆发。根据美国的彩虹5号计划，美国的军事资源只能先集中用于大西洋，因为美国不具备两洋作战的能力。因此，一方面，美国认为凭借强硬态度会对日本起到威慑作用。1941年，美国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亚洲战区司令；威慑日本的战机被运往中国和菲律宾；罗斯福拒绝与日本首脑会面。另一方面，为了拖延与日本摊牌的时间，美国一直设法不去激怒日本，并与日本保持谈判。11月26日，赫尔向日本代表发表声明，强调日本若想要和平就必须遵守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包括商业机会和待遇的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然而，美国人低估了在军国主义影响下日本铤而走险的决心。1941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虽然美军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但过去几年成功的内外政策使得美国的力量大大增加。美国巨大的经济力量迅速转为军事力量。如1941年美国生产的飞机达26277架，超过德意日三国的总和的19264架。【注释】《大国的兴衰》，第434页。【注尾】凭借综合实力，美国在6个月后就取得太平洋战争的上风。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日本人领教了美国的威力。
二、设法扩大和保卫市场自由
当一些历史学家把美西战争当作美国向亚洲扩张的开始时，他们头脑中的扩张概念仍停留在此前的殖民主义时代，即领土的吞并。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但它依靠的是市场自由的理念和措施。19世纪中期曾先后担任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国务卿的西华德指出：“向国外销售产品与纺织品最多的国家，应该成为，也必将成为地球上的强国。”他关心的不再是领土扩张而是商业扩张，而且目标从西半球转向亚洲。他认为门罗主义已经实现，现在是为控制亚洲的市场做准备了。这个呼吁被其朋友称为“西华德主义”。他认为美国的领土已经够大了，“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而且，亚洲而不是西半球才是未来的“战利品”，才是“这个世界之伟大未来的主要竞技舞台”。【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271、272页。【注尾】他认为美国下一步要进行的是技术和商业的扩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在1897年时指出：只要下决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的贸易。”【注释】同上，第299页。【注尾】19世纪末担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也表示，他最大的雄心就是让美国取得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
控制了世界市场就是控制了世界。美国的这种霸权理念在其对华政策上充分体现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之时，美国就要求与英国享有同样的权利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得到最惠国待遇。1845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就指出：“要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市场以保持中国的现状，促进美国对华通商”。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向国内建议同英国合作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对外开放。他认为：“假若这个国家向所有国家自由开放，美国的企业将会兴旺发达。”【注释】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85页。【注尾】当1869年美国建成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时，一位企业家就兴奋地指出：这条铁路可以使美国东部的机械等产品30天内运抵中国，并换取中国的茶叶在30天后运回费城、纽约和波士顿。
为了加快打开中国市场，1869年，西华德向驻北京公使馆发出指示称必须迫使中国尽快在贸易、铁路建设和电报业等方面“做出所有让步”。【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283页。【注尾】19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华公使的杨约翰利用清政府在中法争端上有求于美国之机，向李鸿章提出：“如果中国提出修建铁路这种最重要的新建议的话，我渴望着美国的资金和美国人的主意会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注释】Jules Davi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eries II，Vol.5 Whemington，1973.p.426.【注尾】他不断地向清政府官员提出类似建议。1885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原来就是一位铁路企业家。他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积极地接近清政府官员，为美国商人打入中国市场提供方便。他刚到任时就马上送给李鸿章一整套的带动力装置的铁路模型。此后由李鸿章将这套模型送给了諄亲王，并演示给皇帝和皇太后看，从而经皇帝和皇太后的同意，中国准备引进铁路。国务卿奥尔尼曾要求田贝利用其个人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美国企业获得合同和投标。在他和田贝的帮助下，由花旗银行行长斯蒂尔曼等大资本家组成董事会的美华开发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了京汉铁路特许权。
美国政府和商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对华出口1896年为700万美元，1897年为1200万美元。1899年上升到1400万美元。【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15、451~454页。【注尾】其中美国纺织业受益最大。在1887~1897年间，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120%，大大缓解了受经济萧条的打击的美国南部纺织业的困境。1898年棉布出口中国达到7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煤油在中国市场畅销，销售额达到450万美元。
当美国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和占据菲律宾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两地在太平洋的位置，把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联系起来。当时，代理国务卿、麦金莱总统的好友戴和参议员洛奇在交换意见后起草了几份报告。戴认为由于工业生产有剩余，需要扩大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而洛奇则借用了他的朋友亚当斯的理论，即：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权。针对美国商界担心由于欧洲国家在中国的争夺会挤掉美国的利益，海约翰提出只要能够坚持市场机制，凭借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美国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支点。他明确地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大肆掠夺和保持门户开放”。【注释】同上，第439、458页。【注尾】主要基于维护市场自由，美国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美国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其实，保持了中国的完整就是保护了这个大市场，就是保持了美国的机会和利益。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曾向中国提出租借三沙湾，目的是通过军事存在来支撑自己的话语权，以保证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现。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目标——领土。
门户开放不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国策。1901年9月在一次博览会上，麦金莱呼吁实行更加广泛的互惠贸易政策。此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话中指出：由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排外和孤立的埋藏，掌握多门语言成为开辟市场的一项基本素质。”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提出：“我们必须保证通往东方的商路畅通。为了确保我们的终端市场，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65、471页。【注尾】美国政府认为俄国20世纪初在中国的扩张是破坏门户开放，所以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舰队感到高兴。以后，当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时，美国也不断地重申“门户开放”的原则。
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公平竞争原则推向国际，形成自由贸易原则。19世纪末国务卿海约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先是适用于中国，后来又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在1860年至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由3.34亿美元到23.65亿美元），而进口只增加了4倍（从356亿美元到18.96亿美元）。虽然外贸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很低（1913年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相比之下，英国则占26%），但在绝对值上超过了英国。美国低廉物品的出口引起欧洲大陆国家的紧张，不得不提高关税。海外市场的拓展减少了美国大财团对工农业产品过剩的担心。他们不断地扩大产能，使美国在1913年实现工业实力位列世界第一，英国则降为第三。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总值为370亿美元，人均收入为337美元；而英国的这两项分别为110亿美元和244美元。【注释】《大国的兴衰》，第296~297页。【注尾】
美国不仅要在中国捍卫门户开放原则，而且还采取具体措施来塑造中国的市场机制。这里要特别提到1903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1946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03年的条约不仅向美国增开了中国东北两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规定中方要放弃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要撤销有关的关卡，中方要注意保护美国的商标、专利和版权。这两项规定都是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做的。清季各省设卡征收厘金、子口税和其他税费，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打开中国门户起，英法美等国就不断地提出废除厘金的问题。为了鼓励清政府废除厘金等税费，美方在1903年的条约中承诺中方的关税可从5%增加到12.5%。【注释】由于其他国家未同清政府达成同样的协议，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个承诺未能落实。而厘金制度直到1931年才取消。【注尾】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转的另一项重要原则。这个至今仍在困惑中美关系的问题早在100年前就由美国政府提出来了。这个条约也是最早做出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中外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建立相应机构，对破坏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惩处。
以“门户开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原则进一步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多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到1939年，美国与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1940年，赫尔国务卿指示驻华大使要利用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机会，使中方愿意采纳自由贸易的商业政策。1944年当美国听说中国政府正在制订战后发展计划时，美国外交官向中国外交部声明，提请中方遵循《大西洋宪章》和《中美租借协定》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政府表示同意。1946年初，美国专门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特使马歇尔直接同蒋介石交涉，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直接设立公司。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于11月达成《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特别按照美方的要求，规定“既通常遵守国民待遇之原则，同意此方之法人及团体在缔约彼方领土全境内，……从事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取得、保有、建造或租赁及占用适当之房屋，并租赁适当之土地”。艾奇逊国务卿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称：这个条约“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注释】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46，V.ol.9，p.577.条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9~1451页。【注尾】由于中国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这个条约的规定显然对中国不利。但它为1947年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铺平了道路。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由于中国的内乱和日本的侵略未能顺利实现，但美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到1931年，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美国占据了首位。到1935年，中国出口贸易中美国也占据了首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更是占到了53.19%。美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对美贸易产生严重逆差。到1948年，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的80%。【注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146、150页。【注尾】
三、运用软实力扩大影响与利益
美国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不是像英国那样凭借武力。当1843年美国政府任命顾盛作为代表来中国谈判条约时，给他的指示中强调：“去培植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绪，才是得计的。”【注释】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注尾】1871年，格兰特总统曾建议向中国增派4名青年外交官以提高使馆的效率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曾经帮助清政府改造海军的美国海军少将舒费尔特指出：“中国必须从美国海岸寻求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更为强劲的自我更新能力”。【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370页。【注尾】为不断扩大在华利益，美国一方面在中国极力培育自由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还传播美国文化、办教育和树立良好形象等。
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一批批地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到1889年美国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达到513人。1890年在中国举行的新教传教士的会议指出中国还需要1000名传教士。虽然中日甲午战争造成中国的混乱，到1894年还是来了1100名传教士，多数为美国人。其中，“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最为积极。几名热衷于拯救中国的耶鲁大学学生包括亨利·温斯顿·卢斯（《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创办者的父亲）。他们的口号是“让全世界在我们这一代基督教化”。一位公理会领导人指出，传教士们“正在为帝国奠定基础，我们正在塑造众多人口和许多大国的未来”。传教士何德兰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为美国钢铁联合企业、美孚石油、鲍德温机车厂……做宣传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们，赞助一两个或者十几个国外传教活动中心，一所教育机构，一家医院，一个诊所，或者100个本地传教士或教师。得到你们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成为你们的产品推销员。”1891年长江上一艘美国军舰的指挥官向国内报告说：“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金钱看来取之不尽。”【注释】同上，第373、375、376页。【注尾】到19世纪末，中国各地都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仅“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在1886至1918年就向中国派出了2500名传教士，占其派往海外传教士总数的近1/3。【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注尾】驻华公使田贝指出：“传教士是贸易和通商的先驱。文明、学识和教育培育了通商所提供的各种新的必需品。”“每当一个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时，它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涉便会增加。”【注释】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366页。【注尾】
美国传教士把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办报办杂志，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如美国公使蒲安臣将传教士丁韪良参与翻译的《万国公法》送给总理衙门，供其参考。恭亲王读后决定印发。这本书使中国早期的外交官了解了国际法。甚至马克思和《资本论》也是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报纸《万国公报》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有一位传教士还译了一整套学校读物。田贝指出这不花多少钱就能使中国人学到其中的思想。
中国最早的一些著名大学多半是由美国人办的。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办的“蒙养学堂”后来发展成齐鲁大学。1865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培雅学堂”后来成了“圣约翰大学”。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设立书院，后来它们分别发展成为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包括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出身的外交官，如黄华等人分别毕业于燕京大学或圣约翰大学。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初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美国人丁韪良先是被聘教授英文和翻译，后担任总教习达25年之久，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该校培养了包括驻日公使汪凤藻等一批外交官和外事人员。
传教士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教育传播美国文化的作法受到美国政府的注意。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同美国在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附约》（即蒲安臣条约）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这就进一步保障了美国传教士可以根据这一条约在中国各地传教。这个条约还规定双方国民都可进入对方国家的学校学习，“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双方国民也可以在对方国家建立学校。这样的条款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外条约中。
受《蒲安臣条约》的影响，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派30人到美国留学。尽管到1881年出于几方面原因这批学生都被召回，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对中国政治、外交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负责修建居庸关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和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
除了在中国办学校，美国还注意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20世纪初，美国决定退回多余的庚子赔款。于是在1906年，伊利诺依大学校长詹姆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出：“在教育现在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人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将是花费一定气力而能在精神、智育和商业影响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报酬的国家。”他强烈主张同欧洲和日本竞争中国的留学生。【注释】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注尾】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得到罗斯福的首肯。于是，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从1909年到1940年分批退还这笔款项，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这年起，清政府每年派出100人到美国学习，形成第二次留美高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指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以后，往往非常推崇美国和美国的商品。”【注释】《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59页。【注尾】
美国政府还注意采取其他方法来树立美国在中国的良好形象，扩大对中国的影响。蒲安臣贯彻的“合作政策”不仅包括与其他列强的合作，也包括与清政府的合作。他多次出力帮助清政府处理棘手的交涉，得到清政府官员的赞赏。当他结束在中国的使命之后，清政府聘请他作为中国的使节率团访问欧美。恭亲王在推荐他的奏折中指出：他“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注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1卷，第26~28页。【注尾】于是，蒲安臣作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政府第一个正式使团1868年出访。他所签订的《蒲安臣条约》规定了两国对等的权利。这是以前中外条约所未有的。
20世纪初，美国收留了被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当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驻华使节多次建议迅速承认中华民国。驻华公使卫理指出这么做将“极大地增进中国人对我们的好感”。【注释】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13，p.98.【注尾】美国政府不顾其他列强的反对，率先于1913年5月承认了中华民国。中国国会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感谢美国的友好行动。许多省的议会和都督也纷纷表示谢意。威尔逊总统随后派一名学者（来自威斯康星大学）芮恩施担任驻北京公使，派另一名学者古德诺（来自霍普金斯大学）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受其影响，袁世凯政府非常重视美国的作用。当其面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压力时，它渴望得到美国的帮助。顾维钧在每次中日谈判后都奉命直接赴美国使馆通报情况。
尽管辛亥革命后美国政府没有支持孙中山，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了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直到1921年孙中山还是从他的美国经历中得到这样的看法：“本党应以美国为榜样。……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注释】《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卷，第474页。【注尾】
1928年在爱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中，南京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7月，中美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中国实行关税自主。美国政府以这种方式再次率先承认了中国新政权，并带头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南京政府首脑蒋介石称：“此乃美国对华政策先占一着之胜利”，“以言平等待我之民族，当以美国为嚆矢也。”【注释】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108页。【注尾】美国由此争得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南京政府聘请的60名外国专家中，美国人占一半以上。
在太平洋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又说服英国于1943年1月同中国签订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其他在华特权。这一举动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欢迎，因为中国摆脱了“百年的枷锁”。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感谢，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称：“这实在是英美的政府和人民最光明最正大的举动，尤其是美国对我政府的希望完全一致，并无一点保留的要求，更为欣慰。”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新约“确定了中国与英、美友邦的平等地位”。【注释】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163页。【注尾】
由于抗日期间中美的合作，特别是美国在华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合作，使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评价非常高。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44年7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美国国庆，文章称：“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结语祝“民主的美国万岁”。【注释】同上，第183页。【注尾】
由于美国对华采取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政策，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冷战，不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发生内战，中美关系很可能会走一条与历史不同的道路。与英国相比，美国在华成功的关键是从自由贸易和民主治国的理念出发，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借助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和搭车的机会。
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是地区大国，但它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同主要列强的关系，避免与英国迎头相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乘机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最终成为世界大国。甚至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政府仍然埋头解决国内问题，尽力回避国际矛盾。而日本成为地区大国后才二、三十年就仓促地挑战美国的地位，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就挑战英国的地位，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