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关系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双方高层往来频繁，政治对话和互信加强，互利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以2003年10月中国与欧盟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标志，双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战略成分明显增多。相对于中美、中日和中俄关系，中欧关系较少历史纠葛和现实冲突，呈现出稳定、务实、成熟、全面发展的显著特点，在中国与各大国和发达国家关系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对中欧战略关系的认识，推动双方互利合作继续向前发展，对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关系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双方高层往来频繁，政治对话和互信加强，互利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以2003年10月中国与欧盟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标志，双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战略成分明显增多。相对于中美、中日和中俄关系，中欧关系较少历史纠葛和现实冲突，呈现出稳定、务实、成熟、全面发展的显著特点，在中国与各大国和发达国家关系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对中欧战略关系的认识，推动双方互利合作继续向前发展，对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全球战略、国际合作和经济，构成了推动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和欧盟加快崛起，双方战略关系深化，将推动国际体制中的力量转换
中国与欧盟作为上升力量，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虽然欧盟对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不同评估，认为仍有某些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市场不大，相反认为中国壮大的势头难以阻挡。“中国的发展震惊了世界，其文化底蕴的力量开始对全球产生影响。中国经济的规模对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欧盟委员会前任外交事务代表彭定康认为，“在欧洲，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不会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中国近年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表明，她将成为集政治、军事、经济为一体的世界级强国。”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戒心明显低于美、日、俄，并且认为，“中国作为一支全球性力量和平崛起符合欧盟的利益”。[2]同中国建立与其现实和潜在国际影响力相称的关系，已成为欧盟的优先考虑。
欧盟（欧共体）历经50多年发展后，联合自强的内外动力和压力远未枯竭，愈益焕发出勃勃生机，继续处在重要的战略扩张期。近年来，欧盟内联外扩取得突破性进展。欧元顺利启动，实现历史性东扩，制定宪法，共同外交和防务领域的进展超过人们预期。欧盟人口已达到445亿，GDP规模与美国基本旗鼓相当。“欧盟一体化体现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旨在建立‘全球共识’的努力，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于未来世界。”[3]从发展看，欧盟成为超级大国的前景虽然还不明朗，但将不容置疑地成为未来世界举足轻重的超级力量之一。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欧盟和平崛起有相似之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盟一体化，在长远目标上同多极化趋势相吻合。中国与欧盟都看好对方的发展前景，并都着眼于未来积极发展与对方的关系。中欧作为“新的世界平衡力量”，彼此之间存在强大的吸引力。双方不仅努力充实和加强战略关系，并且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多极化进程，扩大各自的国际回旋余地，提升国际地位。中国与欧盟“在切实有效的多边基础上建立更加均衡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4]欧盟酝酿取消对华军售制裁，中欧发展伽利略计划合作，双方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选址问题上相互配合，都是中欧战略接近的重要体现。中欧各自的未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关系的质量。中国和欧盟加快崛起，双方战略关系深化，将推动国际体制中的力量转换，有利于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二）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相互借重需求上升
没有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在实力大增后，不期望转化为全球影响力的。统一的欧盟和迅速壮大的中国在塑造世界新秩序方面产生新的期待，并且都面临许多新的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欧盟作为“不满足”的力量，追求成为“可信的全球行为体”的意识更加强烈，在国际上更富进取性。中国也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以及许多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与欧盟都重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规则，在维护全球和平、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双方都十分看重对方不断上升的国际作用，都希望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角度处理彼此关系，相互战略借重需求增加，在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等广泛领域形成了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与欧盟的多边合作需求，远远超出了牵制美国的简单需要。
“9·11”事件后，中国与欧盟都在加快适应国际新形势。2003年12月欧盟通过的首份《安全战略报告》，确认中国为其“主要战略伙伴之一”。中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战略伙伴”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和其他全球性挑战。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多层次的政治和战略对话不断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中欧都看好对方在调解伊朗、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2004年12月，中欧第七次领导人会晤后发表《防扩散和军控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欧多边合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欧盟理事会外交代表索拉纳指出，“中欧互为应对各种国际挑战的重要伙伴，双方政治和战略对话近期虽然在总体上主要是增加对彼此立场的理解和沟通，尚未上升到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具体合作，但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欧盟目前正在酝酿通过谈判签署一项新的框架性协议，以规划双方未来全面合作，为中欧战略关系提供法律基础。这有利于加强中欧战略对话，扩大双方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亚欧会议进程、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互利合作。“中欧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轴心，并且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充当重要的稳定源。”[5]
（三）经济互补和互利合作是中欧关系的突出亮点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化工、电讯、运输、能源、环境等领域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市场，对高度依赖国际贸易、拥有庞大剩余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欧盟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中欧经贸关系不再是以市场换取资金技术的简单关系，相反从互通有无发展到了互利合作，而且合作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对双方整体利益和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欧盟重视中国的庞大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基地、重视中国发展提供的投资、创业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大量机会，依托资本和技术优势加紧扩大在华市场份额，对华投资规模和转让技术含量普遍较高，成为对华输出技术、设备和直接投资的主要供应方之一。加之欧盟各国在中国市场上竞争激烈，纷纷提供政府优惠贷款支持本国企业，欧盟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带动了双边贸易的急剧增长。
近年来，中国与欧盟贸易一直以接近20％的速度递增，2003年增速更高达44.3％，双边贸易额达到1253亿美元。据欧方统计，欧盟从中国进口从1995年占欧盟区外进口的2.7％上升至2003年的6.5％，短短9年时间增加了3.8个百分点。2004年1月至11月，中欧贸易额达到1593亿美元，同比增加34.7％，欧盟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经济利益互动，具有明显的双赢特点。中欧经济互补和互利合作，使欧盟得到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过去，欧盟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少疑虑，现在信心更足，更加重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带动作用，关注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
二、中欧关系与中美欧三角关系的互动
欧盟坚持与中国开展伽利略计划合作，酝酿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显示出对美国的独立性。欧美围绕对华军售解禁的冲突较之2003年在伊战问题上的激烈碰撞虽然要和缓得多，但折射出的三角关系互动的影响更为深远。欧美在如何适应中国崛起问题上的分歧凸显。基辛格最近指出，“国际体制中的力量转换对美国的挑战，远远大于地区性危机。当代中国崛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全球重点将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美国对华长期关系不应被期望与中国进行战略对决所驱使。”[6]尽管如此，美国受冷战思维的惯性影响，实际上继续视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接触和遏制并举，并且把台湾作为阻挠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筹码，不仅继续严格控制对华出口武器和两用技术及产品，而且对欧盟酝酿对华军售解禁不断进行打压和阻挠。这与欧盟寻求与中国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取向。然而，美国既无力全面阻止中欧战略接近，又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相反，鉴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和经济利益驱使，对华政策也不得不趋于务实。美国近来拟向中国开放核电等高科技产品，并且酝酿发展对华空间合作，就是明显例证。
欧盟酝酿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牵动中美欧三方的敏感神经。解禁将迫使欧盟在维护欧美同盟关系还是加强中欧战略关系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或者说，解禁也是欧盟在如何适应中国发展和兼顾欧美同盟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欧盟解禁的最终结果，将检验中欧战略关系的质量，检验欧盟对美国的独立性，检验欧盟在潜在的台海危机中的立场，检验欧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立场。囿于台湾和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地位，欧盟看来将会采取两手政策，对华解禁和强化对华武器出口控制并举，以“无形”歧视取代“有形”歧视。解禁将扫除中欧战略接近的重要障碍，但其象征意义将大于实际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不可能无节制地对华输出尖端武器和技术，中国成为欧盟“正常”的军品贸易对象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欧盟如何解除对华军售限制，将预示着未来中美欧三角关系的走向，欧美关系也将越来越取决于双方在如何适应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共识或分歧程度。[7]
美国既是中欧战略接近的促进因素，又是制约因素，是影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最主要外部因素。中欧作为新兴力量都面临美国的独超压力。中欧分别追求“一极”地位，与美国单极谋霸的战略相悖。中欧战略接近并发展务实合作，共同倡导多边主义，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欧盟仍处在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传统依赖、在政治安全上寻求完全自主自立的漫长过程中。欧盟内部对是否应推动欧盟成为抗衡美国的力量远未形成共识。与美国既磨擦斗争又妥协合作，对美国既独立又配合，“自主而不反美”是欧盟对美国政策的主流倾向。欧盟实现历史性东扩，不会改变其联合自强的总趋势，但也不会发展法国等某些成员国的公开反美倾向。中国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与美国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对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维护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避免传统大国政治中因新兴力量崛起而造成的“安全困境”，具有战略意义。冷战后，中欧关系由从属于美苏关系的派生性关系逐步向独立性关系发展，[8]但继续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美国不愿意看到欧美关系渐行渐远而中欧关系越走越近，还会采取措施牵制中欧战略接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欧关系难以完全超越美国因素而独立发展。
欧盟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从东北亚、东亚和南亚，到西亚和中亚，欧盟或者作为美国的补充力量发挥作用，或者不支持美国而被美忽视，难以发挥作用。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但双方在亚太战略安全方面缺少需求，更谈不上互为依托。这与中美在亚太地区互为潜在战略对手又互有战略需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中欧关系不涉及军事，这既是最大优势，也是最大劣势。[9]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欧盟坚持“一中”政策，没有像美国那样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同时又支持美国“不独不武”的政策，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在潜在的台海危机和中美冲突中，欧盟至少在政治上不可能疏远美国而与中国站在一起。
有人提出，中美欧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三大力量，中美欧三角关系正在取代过去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布热津斯基也指出，“未来20年，中美欧三角关系将决定国际关系的走向。”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一是无论是中美、中欧、欧美，还是中欧美，都不具备当年美苏两霸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二是中美欧之间的对抗下降，竞争与合作加强，三角关系具有非对抗性和“非零和性”特点；三是中美欧将根据各自利益，在不同问题上形成不同的组合，不可能两家联手对付另一家；四是中欧都把美国视为各自的主要国际伙伴，既要发展彼此关系，又要稳定和巩固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中美、欧美关系均重于中欧关系；五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仍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中国与欧盟都把对方视为平衡美国的重要借重对象，同时又都担心对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使自己利益受损。中国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仍处于较弱的地位。总之，较之过去的中美苏关系，中美欧三角关系的性质和运行特点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似不宜过高估计中美欧三角关系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三、欧盟对华关系的两重性
欧盟加快崛起是中欧战略关系的原动力之一。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政治联合的深度，与其所期待的国际作用成正比，也与其对华战略借重需求成正比。欧盟在国际体系中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具有传统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双重属性，这种二元结构决定了欧盟政治上松散的局面非短期内能够根本改变。欧盟在困难和矛盾中不断探索新的突破，但政治联合滞后于经济一体化，国际作用滞后于其综合实力，将是一种常态。欧盟从地区性力量成长为全球性力量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欧盟未来发展离不开德、法、英协调配合，但这三大国的“欧洲观”差异绝非微不足道。欧盟的国际作用具有两重性，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对外干预冒险倾向并存，绝不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模范”。1999年3月，英、法等欧盟主要国家以“人道干预”为名，追随美国对南联盟搞“炮舰政策”。近来欧盟又打着“民主”旗号，围绕乌克兰大选危机不断干涉乌克兰的内政。欧盟崛起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和某些负面影响，将制约中欧战略关系的深化。
欧盟在其对华政策中，对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明显优先于意识形态，但迄今并未放弃对华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欧盟历年来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均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向基于尊重民主和法治的开放性社会转变”为名，把推动中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将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欧盟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已让位于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在德国和欧盟对华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10]1997年以来，欧盟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放弃与中国对抗，“接触而不是惩罚”，“以对话代替对抗”，比美国态度似乎要温和得多，但欧盟利用人权问题影响和改造中国的初衷未变。欧盟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对双方关系有负面影响。欧盟在有实际利益的领域采取务实政策，加以淡化处理，但在某些情况下又刻意突出。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拖而不决，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反恐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对“东突”以及西藏、台湾、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一些欧盟国家对八国集团发展与中国关系持消极态度，这些都反映其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
有人把欧盟对外不遗余力地推销其政治社会模式视为是其“欧洲中心论”和文化优越感在作祟，把严肃的政治斗争淡化为文化现象;有人提出加强中欧文化交流，增进民间往来和了解，有利于淡化中欧政治体制冲突；还有人认为中欧政治体制冲突对双方关系无关紧要。这些考虑和认识可能都过于天真和简单化。中欧关系远没有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突。我们对欧盟“西化”、“分化”的图谋应始终心中有数，善谋对策，尽可能减少其对中欧战略关系顺利发展的干扰。
近年来，中欧贸易磨擦有增无减。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对外依存度加深，中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争夺市场、能源和原料的竞争趋于激烈，中欧贸易磨擦进入高发期有一定必然性。欧盟并没有因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对中国网开一面，相反，它与中国搞贸易磨擦较之美国、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欧盟对华交替使用行政、技术、法律等手段，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逼迫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并解决巨额贸易逆差。迄今，欧盟对华搞反倾销调查已达100多起，中国已成为其主要反倾销对象。鉴于2005年初国际纺织品贸易实现自由化以及欧盟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高科技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等新情况，中欧贸易磨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对华搞贸易磨擦还有其独特性。一是其成员国往往通过双边捞实惠，把分歧与磨擦推向欧盟，增加中方做工作的难度。二是欧盟跟在美国后面，利益均沾。过去，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欧盟在中美已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节外生枝，提高要价。现在，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又乐见美国打头阵，并利用七国集团对中国施压，想再次坐享其成。
四、对欧盟政策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欧经济互利合作关系比较成熟，政治和战略安全关系则相对较弱。中欧都在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转变，对加强与深化相互关系，增强相互借重，以提高自身地位都有紧迫感。中欧都需要对双方政治和战略安全合作关系做出新的努力，重点加强双方关系的战略成分，以真正建立以“相互信任、平等相待、考虑并尊重对方利益、在国际上相互依存”为主要政治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
（二）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工作应当并重
成员国仍然是决定欧盟内外政策的主体。欧盟对内对外调节经济关系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在战略安全等领域仍是弱项。成员国继续控制战略安全问题的主导权。随着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利益更加多元化，彼此间协调难度增加，法、德等核心国家实际作用下降。凡此种种，都要求中国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工作应当并重，并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多做工作，推动中国与欧盟整体关系的协调发展。
（三）欧盟各成员国仍是中国对欧盟工作的基础
欧盟统一的对华政策与各成员国对华政策目标、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各成员国在对华关系上对全球战略、国际合作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各有侧重，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英、法、德追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关注亚洲问题，其他国家在亚洲没有战略利益。对各成员国工作的重点宜尽可能调动其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抑制其消极面，减少其对中欧战略关系的干扰和牵制。
（四）加强中欧战略关系需要兼顾中美欧三角关系
中国支持欧洲联合始终具有全球战略考虑，过去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现在是推动多极化，制衡美国的单边倾向。然而，欧洲联合自强趋势以及欧美关系走向，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欧洲相关国家的利益需求与战略选择，并不受第三方影响和左右。中欧战略接近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美国的猜疑，给中美关系增加复杂因素。中国与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发展关系，都宜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不具排他性、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稳定的中美关系也将为中欧关系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的关系上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寻找更多的利益交汇点，争取多赢和共赢，致力于实现中美欧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无论在多极化、多边主义问题上，还是推动欧盟取消对华军售制裁和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都宜从有利于中美欧三角关系良性互动的角度来考虑和处理，把握好尺度，防止顾此失彼。
注释:
[1]2004年10月12日，欧盟委员会候任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在英国“48家集团”聚会上的讲演：《中国的未来及对我们的影响》。
[2]2004年12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杰弗里·格德明文章：《欧洲的大叩头及其意义》。
[3]2004年10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杰里米·里夫金文章：《美国，快快认清欧洲梦》。
[4]欧盟委员会2003年9月对华政策报告。
[5]美国《现代史料》2004年9月号，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戴维·香博文章：《中国与欧洲：正在出现的轴心》。
[6]2004年11月8日，美国《新闻周刊》，基辛格文章：《目前的形势与美国的任务》。
[7]2004年10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埃斯堡文章：《中国是对欧美关系的新考验》。
[8]同注释[5]。
[9]2004年10月5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文章：《法国人到中国争取大的利益》。
[10]2002年7月，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当代中国》，塞巴斯蒂安·海尔曼文章：《德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