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应用彼得森合作型霸权的概念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认为：中国具备成为合作型强国的必要特征，从而可能与邻国结成非对称性联盟；中国目前推行的一系列对外战略使它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唯其适应另外两大支配性势力在东亚的存在和利益的能力尚待观察。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能够谨慎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在与东亚当前的合作型霸主日本的交往中找到有创意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
【正文】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
中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区域性大国是20世纪最后一年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发展。尽管人口稠密，农村（农业）人口众多，中国却从自给自足、增长缓慢的指令型经济转型为有活力的市场驱动型经济，其强大的出口能力令世界敬畏不已。中国吸收了近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增强了中国的出口能力，2003年其出口总额高达3800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8倍。[1]（P36）目前，中国经济正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德国的2倍；2020年将超过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2]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角色，也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其它东亚经济体复苏的强大推动力。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似乎仍将高速增长，并成为今后几十年内其邻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20年经济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也正在国际关系领域推行投射其“大国地位”的政策。官员们这样看待他们的祖国：与其说中国类似于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如说它与其它世界大国更加相像。[3]（P32）北京重申，它将积极参与当前国际体系，把与世界各权力中心建立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不是与这些权力中心对抗。
这些趋势预示着一个更加重大而且非常明显的转型——中国已经成为区域性大国，并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潜力。中国迅速崛起为区域性大国激起了外界恐惧与敬畏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尽管北京努力以和平的意愿相抚慰，但它的飞速发展仍然使多数东亚邻国焦虑不安。东亚国家担心中国会向他们的市场倾销廉价的商品，他们的许多产品会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中国在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为台海冲突作军事准备，并防止美国干涉等方面的努力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忧虑。本文对中国在东亚和平崛起的前景作具体的分析，并在一般意义上探讨新大国和平兴起的前景。它试图探讨这两个中心问题：新大国的兴起是否必然破坏稳定？特定区域体系内的国家能够而且愿意将新兴大国和平地纳入现存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有多大？本文将应用合作型霸权的框架考察那些可能促使或者阻碍中国以和平方式在东亚行使主导权的因素。为此，本文提出了这些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为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采取了什么战略？这些战略效果如何？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障碍是什么？
合作型霸权理论
凭借生机勃勃的经济、日渐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大国地位的意识，中国向邻国表明其大国利益应当得到满足，结果它在东亚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扩展。这些变化就提出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然而，和平崛起对一些国家而言预示着危险，因为它可能导致国际冲突。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体系缺乏实现和平变革的机制，国家严重依赖战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4]马丁·怀特观察到大国在本性上倾向于扩张，这种扩张性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普遍拒绝未经争斗而丧失领地。[5]二战前夕著书立说的爱德华·H·卡尔则坚信，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变革而又避免战争，什么方案能够恰当地实现基于道义和权力的国际变革。[6]（P192）
新兴大国的观念及其破坏稳定的后果是各种关于战争的循环理论和长周期理论的主题。这些理论用时间模式解释国际冲突：起初大国在体系内占支配地位，其后衰落，再后来遭遇新兴大国的挑战。[7]（P335-340）尽管这些理论在到底是什么促使国家谋求全球霸权、遭受衰落和矫正崛起的挑战者等方面各执一词，却都着重关注民族国家权力的周期及其作为国际政治根本动力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都认可这些看法：崛起的新大国挑战现存体系，原先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则试图遏制这些挑战者，老牌霸权国要么灰飞烟灭，要么其权力地位相对于新兴挑战者无可避免的衰落。[7]（P338-339）新兴大国及其倾向于引发冲突的后果也是保罗·肯尼迪于1987年出版的那本备受关注的著作《大国的兴衰》的主题。依照肯尼迪的看法，新兴大国的胜利和另一大国的衰败通常是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长期征伐的结果。[8]（PXV）他认为，由于经济扩张速度较快，新兴大国倾向于在国外扩展影响力。相对衰落的大国出于本能的反应加大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以应对新兴大国最终的军事挑战。肯尼迪注意到，一场重大战争最终的结果与新兴大国和衰落大国积累及动员生产资源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8]（PXXTV）
然而，一些学者对于新兴大国自动导致国际冲突的宿命论观点持有异见。几个认为有必要由强国来管理全球经济的经济学家也相信，权力转换可以通过世界经济中的双边谈判或区域安排得以实现。[9]（P96）爱德华·H·卡尔也提到，如果衰落中的大国能够容忍新兴大国，并“最终认可最强者领导世界的权利”，那么新大国就有可能和平兴起。[6]（P215）在其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中，罗伯特·基欧汉提出，强国的衰落有可能并不导致冲突或无法预测的变革。[10]（P244）权力的有序转换可以通过相互的政策调整得以实现，而维持各种既能满足衰落大国利益又足以容纳新兴大国利益的机制则使这些调整成为可能。[10]（P245）基欧汉承认，权力转换是困难的，因为这种转换在独立国家间发生，而国家行为的动机与其说是对“共同的善”的热爱不如说是自我利益的观念。然而，国家间通常存在着互补的利益，某种形式的合作能够提供潜在的好处。机制的存在就为国家间的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无论这些国家是在衰落中还是正在兴起。通过设定国家行为的合法准则，并提供准则遵守状况的监测手段，机制为分散地实现诸如权力转换这样的国际变革提供了基础。[11]（P34-67）
托马斯·彼得森也以新兴大国发挥合作型霸主的作用为条件，探讨了和平而有序的实现权力转换的前景。[11]（P38）在其著作《德国、法国与欧洲一体化：一个现实主义的解释》中，彼得森探索了新兴大国通过国际机制和接受国际体系内的其它强国而逐步发挥主导作用的可能性。[12]（P7-8）彼得森以19世纪德国的统一以及二战后德国在欧盟中的兴起作为合作型霸权的案例。合作型霸权概念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强大国家有权利作出某些决定而其它弱小的国家则没有这种权利的国际环境中，某种程度的等级结构就在无政府状态中发挥着作用。这样，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就控制了从属行为体的所有资源、资产和决策，这控制取决于它建立的是联盟关系、保护国关系，还是非正式的或真正的帝国关系。[12]（P39）合作型霸主通常是缺乏独自扮演世界大国所需的资源、因而最终决定与邻邦结合以寻求国际地位的大国。彼得森讨论了合作型霸主的特征以及和平地实现权力转化所应当推行的战略。依据他的看法，合作型霸主应当：a）有建立在“强中更有强中手”（尽管对手可能正在衰落）信念基础上大战略；b）拥有庞大的人口，从而对高水平的区域机制化产生兴趣；c）在地缘政治区位上相当暴露，并因此在历史上与邻邦长期冲突。[12]（P50）
在和平地实现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合作型霸主应当与体系内的其它国家建立起非对称性联盟。建立非对称性联盟就要给一个（或两个）国家安排独特的角色。反过来，这个（或两个）国家应当愿意分享权力并有能力运用软实力。在维护非对称性联盟体系时，合作型霸主应当推行以下外交战略：
指引方向，包括利用资源和谈判技巧行使区域主导权。合作型霸主更愿意使用软权力，这使它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能够创造知识资本的学术和商务上的领导能力。合作型霸主缺乏结构性权力，同时它又要获得弱小邻国的合作。为此，它便依靠使用补偿性支付（side-payment）这种软实力，或者威胁减少或取消对抵制国家的捐赠。
势力失衡而非均势政策。合作型霸主强调共同选择，试图压制均势机制。它避免表现得过于强大，这样小国就会发现没有平衡的必要。建立合作型霸权的关键要素恰恰在于减少恐惧感，以防止小国结成反霸权联盟。[12]（P55）在推行该战略时，合作型霸主既可以利用经济诱导，也可使用政治谋略。
补偿性支付与权力分享。合作型霸权主要运用经济影响力获取小国的合作。故合作型霸权的战略可将补偿性支付这种能够在谈判中迅速见效的方法包括在内。[12]（P59）合作型霸权也暗示着愿意分享权力，为小国提供制度化的发言机会。因此，如果没有其它情形，有权力分享传统和邦联制度的区域大国最适合于施行合作型霸权战略。
接受双头霸权。合作型霸权战略可由区域内的一个或两个大国来推行。由于霸权核心区的两个大国的实力通常不平衡，双头霸权会带来特殊的问题。在两个霸主的互动中，霸权内的张力会外溢到核心与外围的关系上去，小国则试图让两个霸主互相牵制以提高自己在体系内的地位。[12]（P60）由于两个霸主在人口、物质资源、军事实力、软实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可能不同，双头霸权的进程很难维持。而管理双头霸权状态的关键在于，两霸中更强大的一方应给予正在兴起的一方至少名义上的政治平等，某些方面则给予事实上的平等。[12]（P38）
如同在其它权力转换过程中一样，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首选的政策结果。遏制或大国平衡态势常常伴随着新兴大国与衰落大国间的紧张关系，而和平崛起则使原来的大国得以维护他们极其重要的利益，并且不会蒙受系统性冲突的短期代价。和平崛起也使得小国得以发展经济，在大国间发挥一定的杠杆作用，避免被塞入大国冲突的夹缝中。更重要的是，和平崛起将使中国得以避免骚乱，对老牌大国和东亚邻国推行建设性的政策。本文应用彼得森的合作型霸权框架分析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和平崛起的前景。
作为合作型强国的中国
合作型强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个区域性大国，军事能量有限但经济能量巨大，且在领土范围之外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合作型强国对获取进入邻国市场的安全渠道颇感兴趣，认为打开邻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是符合其利益的。中国正是如此。
北京视经济发展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来保障安全。从北京的角度看，为保护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是必要的，但仅有军事力量还不能确保经济安全。政治领袖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国家安全的范围要扩大，经济领域尤其如此。（注：Fo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hina' s notion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see Richard Weixing Hu," China' s in Search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James C.Hsiung（Ed）,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nd the Asia Pacific Value Change,Exigencies,and Power Realignment,Fifth Avenue,New York:Palgrave,2001,pp.309-325.）而经济安全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政治领袖规划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期望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北京非常重视为经济高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14]（P135）推进地区或全球经济合作，与外界建立多样化的经济联系，打市场牌，积极参与地区或全球生产网络，就成为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以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为先导，参与跨国生产网络促进了中国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变。1988/1990年至1995/1996年间，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翻了一番，如制衣、纺织品、鞋袜、办公用品和计算机配件。[17]取得这些成就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在亚太地区海外直接投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和服务网络有直接的关联。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部分。这种区域经济日益建立在组件、配件以及其它中间产品的交换的基础之上，反映出复杂的区域内生产网络的发展。在这个网络中，生产的各个阶段被安排在不同国家。[18]（P2）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将西方投资者和大陆的工厂连接起来，他们按照合同在大陆生产供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电子产品。这些离岸公司在大陆建厂，主要从事作为生产过程最后阶段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而整个生产过程则从高度工业化的美国、日本延续到台湾和中国大陆。[19]因此，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生产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间存在着成熟的次区域劳动分工。[20]
为了在国际经济中确保自己的利益，中国参加了许多它有资格参加的重要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亚欧对话会议和东盟+3进程。参与多边组织使中国能够对经济全球化或一种“可管理的”全球化施加更大的影响。[21]（P125）参与这些经济组织的政策目标在于，按照可以控制的进程逐步地，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放中国经济，以免危害长期经济安全。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视中国参与经济组织为一种手段，既“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参与自发的经济全球化的渠道，又使它有更多的空间对经济全球化的管理施加影响。”[22]如今，中国在通过操纵国际市场力量促进经济安全方面已经相当熟练了。它还把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看作中国经济融入东亚的手段，希望借此进一步刺激其出口驱动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机制将使成员国得以更好地进行经济协调，培育国际经济的集体管理体制，以防止危机的发生和蔓延。[18]（P2）
合作型强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应当有稠密的人口，从而对高水平的区域机制建设感兴趣。巨大的人口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国内因素。1990年代后期，中国12亿人口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五年就增加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23]（P59）80、90年代改革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地区的急剧增长导致工业从城市往外扩散。但工业真正进入的是城郊而不是农村，实际上导致了城市的扩大。改革给城市带来了经济利益，导致了整合的东南城市地区与分散的西部农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如今中国GDP的57％来自东部沿海地区，26％来自中部，西部只有17％。成百上千万的劳工从农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失业率高达8％。[1]（P41）中国每年需要2000万个新工作岗位来吸收80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几百万失业农民。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唯有继续充当和加强“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度依赖于许多外部性因素，如进出口、资本流入、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般状况。中国的出口与GDP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意味着出口的扩大与GDP的增长有密切的相关性。[18]（P6）中国经济向世界工厂的转变正好与90年代东亚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出现相一致。90年代之前，东亚国家传统上倾向于全球贸易体制，而回避区域性安排。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一种新的东亚身份感或地区主义应运而生，为区域经济组织的倡议奠定了基础。目前，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或多个双边或多边经济组织倡议的成员。[24]
东亚对各种区域性经济安排满怀激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认为其它地区的区域主义皆有益于成员国的经济；其二，担心不就与竞争对手享有相似的外国市场准入问题进行谈判会损害国内经济利益。[24]中国与其东亚经济伙伴在几个区域经济论坛上相互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3、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和图们江区域发展计划。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每个区域论坛的政治和经济动力都有细小的差别，但它们都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由于它的经济增长对区域经济的依赖很大，中国领导人视区域主义为各国共同努力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的一种机制。他们也把区域主义看作一种对全球化力量作出反应的途径。也有人认为，北京对区域集团的支持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作为多边主义的一种形式，区域集团可以作为一种手段，用来制衡美国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没有受到抑制的金融和军事力量，从而提升其国家安全。[25]（P60）
良性强国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它的地缘政治位置暴露，历史上与邻国长期存在冲突。历史上中国一直倾向于视北疆为威胁的来源，南疆则为扩张的机会。北方的游牧民和骑士经常南下蹂躏汉族居民区。与北方不同，南方是适合于农耕的河谷、山谷和平原。东南地区更由于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以说粤语的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地区为核心，这个区域被定为经济特区，成为香港在内地投资的最佳场所。广东省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和上海一道，南部沿海地区吸收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跨国公司的高科技资本密集型投资。[25]（P92）
除东南沿海外，中国还有14个陆地边界，这些边界有的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并非大部分毗邻国都对北京是善意而友好的。这种地理特征和百年耻辱的苦涩记忆使中国人相信，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廉价劳动力庞大、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中国将一直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邪恶动机的目标。[14]（P116）由于对这种脆弱性有清醒的认识，北京采用了一种着重于以武力防止外来威胁的安全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领导人都把寻求国家安全视为使用武力保家卫国、反对侵略和压迫的问题。[26]（P311）
从1950年到1979年，中国数次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根据其动机，北京使用武力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a）制止超级大国的威胁（如卷入朝鲜战争）；b）保卫国土不受侵犯或收复领土；c）维持区域均势（如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14]（P121）第一代领导人接受了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的现实主义观念，主要依靠使用武力来确保中国安全和解决国际争端。然而，随着北京确立现代化目标并着力改善早期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这种状况在80年代发生了变化。吸引外国投资、确保国际市场准入的现行政策要求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关系。该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加强与东亚邻国的外交、文化和贸易联系。[23]（P178）
中国与合作型强国战略
中国具有成为合作型强国的所有必要特征，具备大国推行彼得森所说的非对称性联盟或合作型霸权战略所必需的三个重要品质。与传统的霸权不同，非对称性联盟是一种“软”霸权，大体上是基欧汉关于世界政治中由单一的支配性大国构建的秩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0]（P243）非对称性联盟是典型的分散型国家联合体，正式的政治领导权比较薄弱。[11]（P48）与依靠压倒性的经济资源和充足的军事资源遏制或挫败潜在的挑战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合作型强国很少有同样的军事能力，它更多地依赖与联盟内弱小国家间的契约性关系。合作型强国主要利用四种战略来培育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防止成员背离联盟。本文使用培育非对称性联盟的四种战略来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本质，以确定这能否为中国成为合作型强国创造充分条件。
1.指引方向
19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般被认为是被动的、低调的。[3]（P22）北京寻求大国的许多权利与特权，却不接受与之相伴的大部分义务和责任，也不愿意当头。[3]（P24）作为20世纪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被认为没有参与为一个可能不符合其利益的国际体系制定规则和规范的活动。[13]（P166）90年代后期，当北京在区域和国际事务变得不那么具有对抗性，而且开始扮演更成熟、更有信心、也更具建设性的角色时，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利用外交政策上的变化，他开始用有限的方式影响东亚地区体系的动力。
1998年，北京宣布并开始实施“新安全观”。这是它在为该地区指引新方向上作出的努力。作为外交政策的新基础，该概念表明了中国捍卫独立与主权、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大胆地倡导为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新安全观重申了在国际安全方面的立场，如，不参与也不卷入军备竞赛，同时申明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任何侵略和扩张行径的立场。[27]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要求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安全观在三个方面为东亚地区事务指引了新的前景和方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安全蓝图。这个蓝图设想了一个没有同盟结构的区域性多边安全框架，可用来取代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地区安全领域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28]新安全观间接地批评了美国的结盟思维，鼓励亚洲国家考虑推行独立于美国霸权的政策，同时用一些旨在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言辞和行动向东亚邻国强调中国的新安全观。然而，9·11事件后，对美国在东亚地位的心照不宣的批评就停止了。[29]（P285）虽然其侵蚀美国在东亚地位的努力是微妙的，但新安全观掀起了一个由中国提出各种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倡议的浪潮，这些倡议旨在培育更紧密的区域性双边或多边安排。
其次，新安全观为中国在东亚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动铺平了道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扩大、深化双边关系，组织或加入了各式各样的经济和安全协议，深化了参与关键性多边组织的程度，帮助处理了一些国际安全问题。在与韩国及东盟的关系上，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北京的外交政策能顾及别国的感受，并且愿意接受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政治关切，这在该些国家的官员中间制造了善意的气氛。[29]（P284）
第三，通过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提出没有强权政治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发出了中国置疑军事实力在国际政治中重要性的信号。中国的官员、学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安全不应再集中于军事防御，而应当关注一些更为宽泛的安全挑战，如毒品交易、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恶化、社会和民族冲突以及资源短缺。[26]（P312）新安全观呼吁扩大安全的范围，把一些非军事问题包括在内，如经济与环境问题、贫困、自然灾害、犯罪、社会歧视及失业等社会问题。[26]（P32）中国正在提倡一种综合安全战略，军事安全仅仅是该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北京现在更愿意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国际安全方面的关切，而军事手段则被认为变得不那么适宜了。[14]（P154）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纳入其中的首要目的在于，使美国用高度军事化或现实主义的方式对待安全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以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为代价培育东亚国家在处理非军事威胁时的合作精神和能力。
2.失衡而非均势
合作型强国通过合作而非合纵连横来抑制均势机制。面对另一个资源更多、军力更强的强国，合作型强国不会缔结反霸权联盟。相反，合作型强国会在区域体系内建立正式的小合作框架，以抑制更强大的老霸主。[11]（P50-51）4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视美国和它的双边同盟体系为其地区影响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北京经常抱怨它不得不承受来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其实就是指美国及其盟友以中国为代价操纵国际事务和潮流。[14]（P137）利用中国的战略脆弱性，美国甚至于可以在解放军作出反应之前就动用其外交和军事实力牵制中国，这一点北京非常清楚。面对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采用了孙子提出的策略，绝不正面与强敌交锋，而搞侧面进攻，“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中国试图以新安全观取代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新安全观的一个要素就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应对台海危机，而非美国在整个东亚——更非在朝鲜半岛冲突中——的战略姿态。中国无意组建反美联盟或破坏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接受这一事实：许多东亚国家大体上支持美国作为区域平衡者的角色，防止中日两国争夺地区主导权。[30]
在伊拉克问题上，与法国和俄罗斯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没有在安理会威胁使用否决权。这表明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在处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上非常谨慎。[25]（P65）美国以伊拉克为当务之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美国的看法，恰如中国官员和专家所言，他们坚信华盛顿不应该视中国为美国的挑战者。[29]（P287）中国还支持多边主义，作为对温和的对美政策的补充。1990年代后期起，中国开始在各种讨论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场合与东盟成员国接触。2003年东盟峰会上，中国提出建立新的安全论坛，期望这个安排能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框架下为增进东亚各国武装力量间的对话提供必要的渠道。中国参与东亚的各种多边论坛的努力被认为是一种“格利佛战略”，目的在于用多边框架和约束来抑制美国的武断政策。[29]（P286）
中国以温和的方式对待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优势，并接受它在东亚和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使美国官员颇为惊讶。然而，对于中国温和对待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些官员却很健忘。北京非常清楚，为平衡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和影响而动员国民经济并使整个社会军事化只会妨碍经济发展这个首要目标，综合安全的目标将无法实现。领导层意识到，要确保经济发展就必须保证“经济利益不受任何内外因素的干扰或威胁”。[26]（P313）他们知道任何抗衡美国的尝试都将导致经济和社会成本，妨碍综合安全目标的实现。这些考虑限制了中国平衡美国优势的能力和意愿。此外，用颇费踌躇而又有节制的“格利佛”方式对待美国也改善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将有助于限制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主动权，使美国前沿部署的军队和双边同盟变得不合时宜。通过努力地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引导东亚走向和平、稳定的新时代，北京将使强权政治、结盟政治显得落后于时代步伐。
3.补偿性支付与权力分享
经济影响是合作型强国获取小国合作的首要手段。因此，合作型强国将使用补偿性支付这种有效措施在实现非对称性联盟方面尽快取得成效。合作型强国应当能够在区域性非对称性联盟结构内给予小国制度化的发言机会，与这些小国分享权力。[11]（P55）中国用三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向东亚小国给予补偿性支付和制度化的发言机会：a）其迅猛发展的经济；b）东盟+3机制；c）东盟地区论坛。中国利用快速发展的经济向东盟国家提供各种机会，将他们纳入其政治轨道。繁荣富足的沿海地区更被认为是质量相对较高的东盟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31]（P5）近年来泰国对华出口增长很快就是例证。2003年泰国向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近60％，表明泰国出口商已经学会了开拓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如果这种市场开拓能力能够保持，中国经济也像过去一样高速发展，中国作为泰国出口目标地的地位将极大地提高。[31]（P6）对北京而言，双边贸易关系不仅仅是个贸易额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还牵涉到依赖问题，或者说其他进口来源或出口市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替代的问题。[13]（P59）
中国依靠东盟+3机制这种比较制度化的方式向东盟各国发放补偿性支付。中国外交官视东盟+3机制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渠道”，这表明了该机制相对于其他区域论坛的重要性。[21]（P118）中国借助东盟+3机制巩固了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依据清迈协定，中国于2002年与印度尼西亚就15亿美元的互惠外汇信贷达成了一致。北京还答应为菲律宾的一些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资金支持，同意从印尼的西巴布亚省购买价值25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25]（P60）而建立自由贸易区则是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的最重大的补偿性支付。
中国确立了在10年内完成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目标。这将要求北京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作出广泛的努力，以抵消中国加入WTO导致的投资逃逸对东盟造成的负面影响。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拥有近17亿的消费者，2万亿美元的GDP，双向贸易可能超过1.2万亿美元。自由贸易区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48％，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25]（P60）为吸引东盟国家参加自由贸易区，北京还以“早期收获计划”的形式提供了额外的让步，由中国在东盟国家给予回报之前开放某些市场领域，使东盟各经济体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在某些食品和农业方面具有某些比较优势。[31]（P7）然而，有观察家认为该举措徒具其名，因为中国在WTO协议中已经作出了这些让步。考虑到东盟本身在执行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时的困难，东盟成员国也可能会发现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承诺也难以兑现。不过，由于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可能会使东盟成员国与北京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而日本将因此付出代价，美国则更甚。[32]
中国借重多边主义来促进与区域内小国的协商。自90年代后期起，中国因为害怕多边机制被其他国家用来对它进行惩罚和限制而放弃了此前回避多边机制的态度。90年代后半期起北京开始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借助其以温和方式抑制国家间争端的优势很快适应了东盟地区论坛的渐进式风格。1995年，中国在东北亚与美国交恶，因美济礁事件与东盟的关系也恶化了。中国对此作出反应，于1996年提升了参与区域论坛的水平。防止东盟地区论坛被用来平衡和限制中国，通过制约美国和日本突出了东盟在该地区论坛的主导地位，并有效地利用论坛使邻国确信中国是善意的区域成员。[33]为此，北京在处理与几个东盟国家关于西沙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时变得特别务实。中国虽然仍然坚持这些岛屿历史上归其所有，但反复声明愿意以国际法为基础和平解决这些领土争端。经过四年的密集谈判，东盟与中国于2002年签订了行动准则宣言，揭示了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表现出“克制”的意愿。引人瞩目的是，东盟草案的大部分措辞被宣言的最后文本采纳了，而中国草案的措辞被采纳的却为数甚少。[3]（P26）
4.接受双头霸权
合作型强国战略出现在一个同时有二个或多个强国的体系之内。由于两个强国的实力可能不平衡，或者由于更强大的霸主不准备给予新兴强国名义上乃至近乎真正的政治平等，双头霸权会引发独特的问题。东亚的安全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维持的。二战后，美国不仅是占领日本的总督，而且成为了整个地区的龙头老大，排挤了欧洲列强和日本的影响。[34]如今，只有美国具备遏止军事侵略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为东亚的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区域联系提供基础。[35]另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认可并赞成美国扮演该区域主要稳定器、经纪人和平衡者的角色。二战以来，压倒性的海军优势维持着美国在该地区的硬实力地位。[25]（P28）
日本支持美国在东亚安全中的压倒性角色。华盛顿视东京为其东亚战略与防务态势的基石。自1950年代早期起，美国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建立稳定、友好、经济上强大，并且显然顺从和依赖美国的日本。[14]（P89）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日本在与东亚国家日益增长的投资、援助以及贸易关系基础上成长为合作型强国。当东京试图调节各种不同的利益，以取得一致或至少表面一致时，它就在区域内或全球经济事务上在东亚国家之间扮演着协调员的角色。[36]然而，90年代早期冷战的结束、中国兴起为潜在的地区大国、朝鲜半岛核危机以及当前美国的反恐战争慢慢地促使日本增强军事力量，像传统霸主一样更积极地发挥安全作用。东京建立了现代化的自卫队，承担了有限的安全使命，但在传统安全方面仍然依靠美国。[37]
作为潜在的合作型强国，北京认为同华盛顿的战略性接触是令人鼓舞的，认为有必要与美国一道参与地区事务的管理。[13]（P173）中国官员视美国为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承认华盛顿对东亚事务的主导权。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接受是建立在中国承认冷战后美国独特地位，并企盼华盛顿满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以报答其温和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视台湾为一个省，一直对它保持着军事压力以防止它宣布独立。北京明确表示它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国家的统一。[14]（P152）但美国也绝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给北京自由行动权。它的政策是防止出现中国使用其巨大的军事力量解决台湾问题这种最坏的情形。[38]华盛顿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既是为了增强在台海冲突中获胜的能力，又是为了在美国干预台海危机的情况下对后者的高科技能力予以反击。[39]中国对台湾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损害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利益，即限制亚太地区可能升级为大规模区域战争的冲突。作为东亚的老霸主，美国对区域现状最细微的变化都满腹狐疑。[40]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以改变现状的任何努力，都将被华盛顿认为不仅是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优势的严峻的军事挑战，而且是明目张胆地以美国为代价增强其影响力的企图。华盛顿现在怀疑北京增加军费是一个要美军退出东亚的信号。在过去的50年里，台湾是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最重大的问题，进入21世纪将仍然是两国争论的焦点。
另一个考验中国建立东亚非对称性联盟决心的问题是它与日本这个现存的合作型强国的不正常关系。1972年9月东京签署了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与台北断绝官方关系，与北京建交。其后，两国集中精力发展商品交换、自然资源开发、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技术转让，经济联系支配了中日关系。然而，随着两国几乎同时变得强大而自信，中日关系缓慢地发生了变化。因为日益强大而自信，两国逐渐变成战略性竞争对手，东亚安全因此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感。
中国视日本为其海洋要求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一个能够对其兴起为本地区头号大国提出挑战的日益强大的近海平衡者。北京特别担心日本可能某天会成为一个它不得不对付的东亚军事强国，潜在地抵消中国正在兴起的实力。[41]中国对美日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也忧心忡忡，担心台北会分享这种技术。[42]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复杂。一方面，日本欢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因为这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又不能理解中国的崛起。它还担心，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与日俱增的台海紧张局势会使人们对于急剧变化的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普遍的不安全感。作为对它所认为的更危险的外部安全环境的反应，日本同意与美国一道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加强海军和空军建设，并考虑修改宪法对发展及部署海上自卫队的限制的可能性。防务政策和姿态的缓慢变化反应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普遍的焦虑态度。在中国的军事方针、部署和军力改善真正反映出和平意愿之前，东京是不大可能完全接受北京宣称的和平目标的。
结论
基于对中国的特征及其战略的分析，除其现行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解决与原东亚霸主之间争议的能力——以外，中国可能和平地兴起为合作型的大国。中国视美国为全球性霸主和东亚的传统霸主，也愿意与华盛顿分享地区管理权。北京正在谋求华盛顿永远也不会做出的让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自由行动权。北京面临着美国有可能军事干预台海危机的困难。因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是要提高其防止台湾宣布独立的能力，而且要增强制止美国在台海危机中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军事现代化又被华盛顿解释为是北京要把美国排挤出东亚的远期目标的信号。中国与现存合作型强国日本的不正常的紧张关系也可能使北京偏离和平崛起的道路。与对待新德里、汉城及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对待东京并不是那么大度。一方面，中国视日本为东亚主导权的重要竞争对手，一个日益强大、自信，将来可能牵制中国的隔海相望的大国。另一方面，日本把崛起的中国与其他地区安全问题一起看做是对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而认为有必要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毫无疑问，北京与东京间不正常的紧张关系对中国在东亚的和平崛起提出了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处理中美、中日关系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危害中国在东亚和平崛起的努力。许多历史个案表明，权力转换是个微妙的过程。新大国的崛起将最终改变体系内的权力配置，既给大国和小国带来危险也向他们提供了机会。如果该过程缓慢地、渐进地、稳步地发生，而不是在普遍的危机和紧张中发生，情况当然会好得多。但中国对台湾和日本的不通融行为提出了以下问题：a）崛起的中国是个愿意维持还是个决意变革现状的大国？b）如果崛起的中国确实是个决意变革现状的国家，它要求把现状改变到什么程度，这种要求的性质是什么？c）崛起的大国会增强武力变革体系的能力吗，更重要的是，会强化变革体系的意愿吗？d）若确实如此，崛起大国期望的变革如何影响该地区其他大国的利益呢？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有责任确保在崛起为地区大国时它能够合理合法地规划对东亚国家的对外战略。依照正在东亚兴起的地区主义意识，对于自己的优势地位中国既不能简单地采取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态度，也不能赤裸裸地使用武力促成必不可少的变化。在与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在与本地区当前的合作型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北京需要运用更加有创意的、温和的、灵活的方式。如果中国能在台湾及日本问题上形成和执行适当的战略，那中国便是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本文是提交给2005年2月25-26日在德拉萨尔大学召开的“中国在东亚的和平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