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引路人。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把社会主义发展与维护世界和平有机地统一起来，科学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适时把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发展机遇，并在准确判断国际局势的基础上确定外交策略，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奠定的和平崛起战略，从而继续有力地将中国和平崛起推向前进。
【正文】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趋势之一。中国的和平崛起迅速改变着世界格局，向世人展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之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实践探索的产物。
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引路人。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适时把握经济全球化中新的发展机遇，准确判断形势确定外交策略，实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邓小平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和平崛起的历史坐标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新的历史坐标，邓小平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实现了从“斗争崛起”战略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左”的路线，开辟了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此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澄清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这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党对于时代问题、对于时代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认识，从当代世界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的现实出发，做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我们党“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主题观。
自列宁在上个世纪初提出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以来，各国共产党人都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出发，制订自己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在1941年明确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后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说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这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更将准备打仗，并且立足于“早打”、“大打”，作为判断世界形势和制订战略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根据世界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于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做出新的分析和评估，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战争与和平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邓小平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的重要结论。[1](P126～127)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果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国际形势判断，得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结论[1](P232)，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时代问题的认识。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首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突出问题[1](P96)。时隔不久，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发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谈话，明确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P105)
正确地判断和认识时代，是无产阶级政党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列宁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2](P142)邓小平也指出，正是由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时代问题，并且坚持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才能放心大胆地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P232)“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等立论，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我们党做出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从“斗争崛起”战略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了时代风云的变化，正确地做出了世界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与发展时期的预见，为全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前提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和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历史坐标。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的和平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的发展。在短短20年内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来源。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1.7万亿元，年均增长9.4%，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6位。对外开放，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速发展，是中国经济近20年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7亿美元，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高达8512亿美元，居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中国也同时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成为世界第一直接投资国。改革开放以来，来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已达46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6800亿美元以上，其中直接投资5015亿美元。最近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创造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周边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界经济中一支稳定健康的力量。这一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资本市场剧烈动荡，整个地区经济陷入不景气，并面临进一步全面衰退的危险。面对地区性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稳定区域经济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从而缓解了东南亚地区的衰退压力，为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合国《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与美国共同成为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巨大成就，是在我们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抓住时代主题转换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了我们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P64)始终强调要利用和平环境，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作法，也是他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使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一些困难和干扰的时候，邓小平都是从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和党的基本路线出发，坚决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他多次告诫全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要“顽固一点”，始终“扭住不放”。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P375)
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邓小平思想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1](P378)等著名论断。这些重要论断不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更为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文明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国家民族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甚至引起战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资源少，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形势严峻的资源、环境等因素的约束。如果中国走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给世界带来的就不会是和平、稳定和共赢，就必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因此，中国必须寻求消耗资源更少，对环境污染更小的发展道路；必须寻找能够创造共同利益而非扩张与掠夺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将中国引上一条注重效率的、集约式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过程中，始终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积极健康、具有建设性的因素。
三、“二十四字方针”：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思想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正确实施，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保证，特别是正确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P328)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为建设“和平的社会主义”，为保证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实行和平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以敏锐的国际战略眼光，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满足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平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顺应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发展和繁荣的共同愿望。“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1](P330)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以此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主张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分歧，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等，是邓小平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基本观点。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1989年至1990年间，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谈话中，反复阐明了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邓小平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把握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制订了正确的战略、策略，使中国现代化的巨轮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方法。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矛盾错综复杂，只有冷静观察，才能透过现象看到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趋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国际上有许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但是又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漆黑，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看到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要善于利用矛盾和把握时机。邓小平认为，前苏联、东欧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是迟早要出现的，这个变化首先出在内部。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格局中“西强东弱”的局面进一步加强，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就会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挤垮。因此，中国自己不能乱，要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会显示出优越性。“稳住阵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发展国际间的交往，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政策，继续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国际交往中，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沉着应付西方的攻势。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对制裁，也不怕制裁，坚持同所有的国家保持来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最大限度争取有利的国际空间。
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集中体现了他在复杂困难的国际局势下，为中国争取和平崛起机会的策略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事张扬，少说多做，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西方对我们的压力，有利于利用矛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有所作为”和“决不当头”，体现了邓小平策略思想中的辩证法。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爱好和平的大国，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邓小平指出，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不管怎样变，中国都算一极。中国不要自己贬低自己，今后会在国际事务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有所作为”，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和自身的能力，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决不在冷战结束后代替苏联成为与西方对抗的新的一极。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代表第三世界利益与西方抗争。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能当头，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的力量不够，与西方对抗将失去许多主动权，对中国的发展不利。中国目前不称霸，将来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强大了，也不称霸。[1](P363)中国永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积极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邓小平在十多年前那样复杂紧迫的形势下，审时度势提出的“二十四字方针”闪烁着辩证法智慧的光辉。实践证明，“二十四字方针”指导我国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成功开展和平外交，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发挥了重大而关键的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书写了新中国外交史上辉煌的篇章。在“二十四字方针”指导下，中国渡过了苏东剧变给国际共运带来的艰难岁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美炸我驻南使馆、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9·11”事件和2003年美伊战争等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这一方针指导我们沉着应付，稳住阵脚，不感情用事，埋头苦干，量力而行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和尊重。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问题上，敢于斗争；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敢于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坚持社会主义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上，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而为保证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成功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3](P429-430)“二十四字方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思想指导下，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力量。当年，邓小平曾满怀信心地说：“国家的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1](P162)，“十亿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P158)，“就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1](P195-196)。因此，“中国是很有希望的”[1](P358)。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在成功实现着邓小平的伟大预言。
邓小平奠定的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到了我们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的重要方针。科学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重要方针的确立和提出，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加和谐、全面和持续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促进中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继续有力地将中国和平崛起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冯特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