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利用国际制度规范国家间的关系，正在成为中美俄三国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一种共识。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的不同，中美俄三国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各行为体之间经常会产生对国际制度的背离现象，其中美国表现得最为严重。如何看待中美俄在国际制度框架下既合作又背离的现象，正在成为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正文】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形势在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在新的世纪里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新格局。虽然目前美国为建立新的世界霸权体系，一意孤行地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国际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以欧盟、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功能性作用，不断地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因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各国之间日渐紧密的相互依赖联系，也使得美国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寻求开展国际合作以取得对其行动的支持。国际制度正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新工具。由于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基本活动仍然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因此各国尤其是大国追求相对利益的行为，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目前国际制度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正游离于合作与背离之间的一种折中的状态。
一、国际制度与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关联性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持久的、相互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这些行为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动并塑造预期。(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pring 19 98.)他从狭义的规则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制度应该是一种限制和约束行为体行为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为行为体实现预期目标提供服务。而苏长河则从广义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国际制度包括为相关国家所接受和遵守的多边公约、国际机制和作为准则和规则正式安排的国际组织。(注：苏长河：“中国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10期。)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苏长河对国际制度的认识，无疑要比基欧汉的认识更为准确。因为他明确地指出了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和能够约束行为体行为的结构规范。这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际制度是吻合的。但是，以上两种认识都是从限制、约束以及为行为体提供目标预期的方面来规定国际制度的作用。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我们今天对国际制度作用的认识，至少它遗漏了国际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制度成员国家更具有国际责任感，(注：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为体开展新的合作。国际制度的执行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行动，它只有在多个行为体的互动中才能够得以实现。而国际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则是“制度通过降低达成和实施协议成本，能够使国家以相互获益的方式进行合作”(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pring 19 98.)。作为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整体局势是否稳定的主要力量之一。(注：目前关于世界新格局的力量组成，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趋同的一种认识是，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是冷战后世界政治力量中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基辛格也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美国在世界上“不再占有支配地位”，世界“出现了五个或六个相差不多的力量中心”。Heruy A.Kissinger,“World Must Turn to Post-Cold War Era”,China Daily,January 18，1993.)由于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它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更多的是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中美、中俄、俄美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才是决定三个大国之间关系正常与否的关键，所以国际制度对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影响力主要是由双边关系来体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考察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国际制度下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于国际制度以外的各国间的双边关系，例如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俄美之间的北约东扩问题等，将不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度性国际组织，中美俄三国对它的尊重是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石。在联合国机制的框架下，目前能够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的国际制度、条约以及协定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不扩散条约、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协定以及人权机制等；能够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国际制度和条约有：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能够影响俄美关系的国际制度和条约有：人权机制、军控机制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协定、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等。其中，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目前中美俄三国关系中国际合作的共同点。由于国际制度是重在“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 about rules)而不是“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 under rules)，因此它至少应该有两种角色：一是作为国际进程的核心变量；一是作为界定结构的国家能力的因素之一。(注：李怀义：“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国际论坛》，2001年第5期。)作为界定国际社会结构的国家能力的一种因素，国际制度在引导中美俄三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各国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行为体背离国际制度的现象。其中，美国违反国际制度的现象最为严重。例如在伊拉克重建事宜方面，美国为维护其在伊的既得利益，置联合国安理会于不顾，不顾法、德、俄和中国的坚决反对，执意维护对战后伊拉克的控制权，在国际社会中顽固地实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就十分的典型。因此，在谈到中美俄三边关系同国际制度的关系时，美国国内的部分舆论也认为“国际制度可以使美国对外政策具有较大的自律性，许多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人都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需要更加自律”(注：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New York:Long man.2001.p.71.)。
当然中美俄三国在联合国机制和其他国际制度的框架下，以国际制度为导向开展合作的案例也很多。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背离，只是三方外交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二、中美、美俄间的利益矛盾
国际制度的确立是以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为基础的。由于多边外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与双边外交相辅相成，又常常与双边外交交织在一起，多边外交常常伴随着双边外交，同时多边外交又总是对双边外交产生影响。(注：钱文荣：“关于多边主义、多边外交的几点理论和政策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因此，行为体在国际制度下开展互动合作的时候，各国因双边关系产生出的矛盾，必然会影响到多边外交关系的发展。而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力，也必将会随着双边外交对多边外交关系的影响而减弱。目前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中，中美、中俄、俄美双边关系中存在着的利益矛盾，是影响国际制度推动中美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中俄美三国实力的不均衡性，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拥有主动权的美国政府对国际制度的违反和滥用上。
截止到1996年，中国共参加了5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数字分别是63、87、71、64、62个。(注：Samuel Kim.“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 Economy and Oksenberg,eds.,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NY:Council on Foreign Relstions Press,1999,p.47.)另外，中国还签署了涉及环保、军控、海洋、人权、开展经济合作、反对恐怖主义等领域的许多国际公约。(注：参见苏长河：“中国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在中国参加的众多国际组织中，其中能够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影响力比较大的国际制度有：人权制度和国际贸易制度。
虽然中国早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同世界在此问题上的公认标准相接轨，但是美国却出于意识形态和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需要，在中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同时，几乎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提案，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人权问题不断向中国发难。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国际制度，利用人权问题，在诘难中国的同时，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曾表示，中国是国际反恐联盟的宝贵成员，但在人权以及宗教自由问题上，美国是不妥协和退让的。(注：[英]《每日电讯报》，2001年12月8日。转引自王在邦：“世纪首岁国际形势回顾与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由于中国既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同时又签署了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因此它们使得美国可以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以不遵守或者未履行国际制度的义务为借口，堂而皇之地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并把它们扩展到两国的外交领域。虽然国际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其私利的一种工具，但是表面上美国却把实行“人权外交”的理由，归于“人权是把外交同美国人民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关键性的重要问题”。(注：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5页。
除了人权制度以外，国际贸易制度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另外一种国际制度。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不断出现。本来贸易问题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却经常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当中美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出现波动的时候，美国都会以两国间的贸易逆差为借口，利用世贸组织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制造矛盾。美国针对中国的钢铁和彩电进行的反倾销调查，就常常同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宣传联系在一起。2003年9月，为营造2004年美国总统的大选气氛，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美国财政部长为压迫人民币升值，亲临中国表达美国政府的意见。同时美国国内更是积极配合，在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协定，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的同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美国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开展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都带有政治目的，但是联想到过去美国常常把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以及中美贸易问题总是同美国国内的某些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巧合”现象，不能不让人们对美国动辄利用国际制度挑起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真实目的产生疑问。
同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制度一样，人权制度也是影响俄美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俄美在“9·11”以前，一直就因为车臣的“人道主义危机”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2000年3月，在美国政府发表的《1999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公开对所谓的“俄军屠杀车臣平民”事件进行指责并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同年4月，在欧盟和美国的倡议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有关车臣问题的决议，指控俄在车臣“侵犯人权”。2000年6月，由于俄执法机关对媒体巨头古辛斯基进行了短暂监禁，美国又以人权为由不但对俄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且美众议院还通过了《保护俄罗斯新闻自由的决议》，谴责俄“对独立新闻媒体施压”、实行“新闻检查”等。“9·11”后，虽然俄美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美国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放过”俄罗斯，2003年9月，美国务院就俄罗斯通缉逃亡在外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案件发表声明，再次提醒俄罗斯不要压制新闻自由，侵犯公民权。由于俄罗斯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国，同时它也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美国经常根据政治利益的需要，在国际上以人权为借口，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协定，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影响俄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国际制度问题是军控机制问题。作为苏联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目前它唯一能够同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的领域。建立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机制一直是维系俄美战略武器平衡的基础。但是随着美国在2001年底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宣布准备建立新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维持全球和俄美战略武器平衡的国际军控机制开始遭到破坏，俄美关系因美国对国际制度的背叛遭受到重大打击。苏美在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是目前国际军控机制的基石，它开启了一系列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与30多个条约相关联，成为国际军控和裁军之母。(注：吴兴佐：“大国核战略调整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所以，独立后的俄罗斯高度重视《反导条约》的功能和作用，并把它作为维护俄罗斯世界级大国身份的一张王牌。美国撕毁《反导条约》的举措，不但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手中不多的能够同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还使得俄罗斯致力于维护的国际声誉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俄国内对美国的行径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同时国际社会也对美国的做法反应强烈。为了维护现有军控条约体系的权威性，有关国家在联大还开展了维护《反导条约》的活动。(注：王军：“防止太空武器化问题及其前景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由于美国的行为还被认为是它谋求建立世界霸权和单方面追求战略优势地位的具体体现，因此从本质上讲，国际上围绕着NMD或TMD的争论，实际上是单极和多极之争。(注：沙祖康：“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求实》，2001年第15期。)在军控机制问题上，另外一个引发俄美关系产生动荡的领域是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问题。在《反导条约》被美国遗弃之后，由于俄罗斯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均无法与美国相比，维持与美国的战略武器平衡，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维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地位的象征。(注：赵华胜：“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和美国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9期。)但是在俄罗斯与美国达成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中，虽然从形式上看，双方都同意把两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限制在1700—2200枚的范围内，但是美国却将本应该被销毁的武器以储存的方式保留下来，而俄罗斯由于经济原因却不得不将多出的部分进行销毁。尽管两国最终在2002年5月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它的实质却使俄罗斯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与美国的对等地位，(注：沈世顺：“美俄关系互动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俄美关系的发展又一次因美国对国际军控机制的违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俄罗斯在国内外压力下签署条约的一个真正原因是，战略进攻武器削减的规模首先是同俄罗斯的经济能力相联系，而不仅仅是适应新的国际现实。(注：Ф．Гавриков，Расспя ратифишировала договор，депо за СШ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2000.No 5.)因此，条约虽然签署了，但是它对俄美关系的发展却带来了负面性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来说，从苏联继承下来的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核力量是其“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象征。美国背弃《反导条约》，执意部署NMD和《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却不但使得俄美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战略平衡的基础受到破坏，而且最终还导致了俄“大国地位”的丧失。
通过分析中美、俄美关系在国际制度下产生出的矛盾，可以发现，国际制度同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它提醒我们，对国际制度负面性影响作用的认识程度，要取决于行为体在接受国际制度时的“度”的把握上。在关注霸权国背弃国际制度行为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国际制度对霸权国的约束能力和霸权国对国际制度遵守的一面。就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来看，国际制度与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的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双边外交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对国际制度的背离与合作，主要取决于它对自身实力的“度”的把握上。
三、美国的接触政策与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无论是在“硬实力”还是在“软实力”方面都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因此，中俄美三边关系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互动，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无论是在人权机制、军控机制还是国际贸易机制，美国对国际制度的背弃或者滥用，往往是在依仗其强大国力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从国家实力的角度出发，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在中俄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目前，美国在处理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方面采取的是一种接触政策。接触的本意是指用非武力的手段来消融崛起大国行为中的扩张性因素，其目的在于使这股崛起的力量能在全球和地区秩序和平变革的框架下得以行使。(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Routledge,1999,Ereface,p.198.)由于接触本身还含有遏制的成分，因此它同国际制度一样具有两面性。
美国之所以采取接触的政策发展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因为美国认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中俄两国是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国家。由于全球化运动和各国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使美国逐渐认识到如果对中俄采取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完全遏制政策，不仅不合适，而且也不可能。因此它采用既合作又遏制的接触战略，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发展同中俄两国的关系。美国接触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使中俄两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使美国的影响力能够介入到两国的内部事务中去。
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中，对美国而言，中国因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对手。特别是中国经济近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使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产生一种恐惧感。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就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转向遏制方面的最好的理由。同时，美国又意识到，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发展同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安全利益方面，对于美国自身的全球利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9·11”后，美国又在全球反恐和东亚安全问题上，积极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摇摆性，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其缺乏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正确认识。即它一方面认为同中国开展国际合作，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有助于维护世界形势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发出挑战，进而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利益。也正是在这种带有宿命论思想的指导下，才使得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经常游离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局面。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曾经指出：“中国和美国并非注定走向冲突。恰恰相反，如果美国和中国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准，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共同利益就必然会多于分歧。最终走向哪一条路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注：唐永胜：“值得重视的几个方法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从客观上讲，国际制度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在于，作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用一种规范的形式，既限制了美国的行为，也对中国形成约束。当然国际制度对行为体所提供的限制和约束能力，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特别是对美国而言。
俄美关系的发展同样受益和受制于美国的接触性政策。同中国不同的是，在美国看来，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和它极富侵略性的历史，是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最大敌人。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把俄罗斯列为对其最具有威胁力的国家之一。虽然俄罗斯的经济生产总量上不如中国，但是它的发展潜力却不容忽视。这是美国用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对待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目前美国对俄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尽可能地使俄罗斯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实力阻止俄罗斯的发展，坚持“弱俄”、“遏俄”政策，实施伙伴关系和防范并重战略，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成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对手。同时许诺给俄罗斯一定的好处，如在政治上不视俄罗斯为“假想敌”。(注：吉姆·勒贝：“走单边主义道路是自拆台脚”，[美]《外交政策聚焦》，2002年7月2日版，转引自沈世顺：“美俄关系互动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因此俄美关系的现状同样是不好不坏，不即不离。所谓的“9·11”后的俄美新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脱离这样一种现状。
同中美、俄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关系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下，中俄两国在许多领域里达成的共识，正在推动着两国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不断地扩大。特别是在能源经济、军事技术、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由于中俄间的密切关系主要反映了经济和政治考虑，而不一定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注：Mark Burles,“ChinesePolicy Toward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Republics”，RAND，1999，p.x.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045/)因此，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接触政策的价值取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尤其是“9·11”后国际政治形势呈现出的新变化，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开始凸现，三国关系中的不结盟、不对抗、不对称、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正在国际制度的引导下，推动着中美俄的关系朝着一个以合作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之间的根本利益的。
四、国际制度与“自主合作”
国际制度对于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的实际意义在于，当一组国家意识到了一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之后，这些国家就会设想它们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不但受制于一组共同规范，而且还将分享共同制度的作用。(注：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al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21.)正是对共同利益、共同规范、共同制度的期盼，才使得中美俄三国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聚合在一起。
在中美俄的三边关系中，安全合作是影响三国关系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9·11”后中美俄三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基本上是沿着一条“自主合作”的道路在发展。其中，自主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合作就是融入全球的利益。(注：江陵飞：“关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自主合作”把中美俄三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放在以相互依赖为特点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其特点是，以开展国际治理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对国际社会形成的威胁。国际治理需要国际制度。“自主合作”作为一种理念创新，使得三国之间以往存在着的合作与对抗、国家与国际间的利益和矛盾，开始走出冷战时期以开展双边外交处理问题的结盟方式。受相对利益的影响，作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中美俄三国，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尽管也会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但是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和“自主合作”能动性将会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它们之间关系的随意性。“自主合作”的理念正在成为中美俄国家关系发展的一种新规范。
由于国际制度能够使“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制度化”，(注：Lisa L.Martin,“An Institutionalist View: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rategies”,in T.V.Paul and John A.Hall(ed.),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8.)因此它把规范作为约束行为体行为的一个基本条件。行为体之所以认同国际制度的规范性作用，是因为它们认为只有遵守规范，才能够增进其收益或者能够保持现有的收益。建构主义把规范定义为“一个行为集体拥有的关于适当行为的共享期望”。(注：Martha Finnern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l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2. )从行为体为获益而产生共享期望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国际制度强调的规范同“自主合作”在逻辑关系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由于当前国际制度的设定基本上体现着美国的愿望和利益需求，因此，遵守国际制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出于建立“制度霸权”的需要，美国应该首先遵守国际制度的规范。而“自主合作”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辩证统一，它在强调“权衡”利益的同时，突出的却是国家的自我利益。这同美国利用国际规范建立“制度霸权”，维护其本国利益的初衷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制度功能性作用的不断凸现，运用国际制度维护国家利益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遵循的一种常态。因此，行为体在国际制度下追求国家利益的基本愿望，应该成为当前形势下推动中美俄三国关系发展的一种动力。
其次，美国试图建立“制度霸权”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树立一种惟我独尊的“话语霸权”的地位。可是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中，虽然中俄两国在国家实力方面远不如美国，但是它们都反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行径，因为“自主合作”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自我利益。只有在国际制度和“自主合作”达成共识并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才能够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国际制度同“自主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规范与合作的角度，透视出了中美俄三方进行合作的主观意愿。中俄两国在既开展合作又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同美国既利用国际制度规范中俄两国的行为，又利用国际制度遏制中俄两国的发展意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美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强调和尊重规范与自主的基础上，于折中和权衡中不断地寻找平衡。
五、结论
影响中美俄三国关系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因素有很多，国际制度只是其中一种外在的因素。虽然中美俄三国关系在国际制度下存在着一定的合作与背离的结构性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国际制度的作用而自行发展。相反，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中美俄三国关系中的合作与背离，只有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才能够融合与发展。由于利益关系仍然是维系中美俄关系发展的基石，因此重视中美、俄美、中俄之间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于稳定中美俄三边关系在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合作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实力差异而造成的中美俄关系中的非对称性因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三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但是它并不能够改变发展三国关系的重要性。国际制度作为新世纪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制度性工具，它将在为行为体提供协调和谈判，进而达成对国际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上，推动中美俄三国关系逐渐进入一个以良性为主的合作轨道。
对于中国而言，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中国的国家利益会因国际制度的两面性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而受到部分损害，但是只要我们谨记邓小平同志的“世界上的矛盾多的很，大的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