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之中,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犹疑不决,政策声明的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的激烈争论,美国官员提出的五花八门的政策建议和情报分析,再加上有关中国的大肆渲染的新闻报道,使美国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暴露得尤其充分,向中美两国的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提供了许多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课题。
从表面上看,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同1945年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人在1945年声称他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而1955年却执行了一项遏制、孤立、打击中国的政策。两个目标都是明确提出的,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引起争议。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美国企图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心愿的“强大中国”的梦想,标志着多年来美国企图主宰中国命运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旨在削弱中国的政策持续了20多年,直到美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本文评述二次大战后头10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着眼于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对后来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的后果。试图从国际战略格局、美国同中国的利害冲突、美国国内政治这三个角度分析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政策的外在变化和内在连续性,及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反映的基本思想观念。这些因素和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今天,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与苏联因素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上升到顶峰。1945年以前,美国势力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阻挠,也受到英国、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列强的牵制。然而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军队进驻了整个太平洋,在中国和朝鲜找到了立足点。在美国扩张主义者看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前景,即整个太平洋都可以变为某种形式的夏威夷”〔1〕。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就制订了占领亚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计划,并准备在日本战败之初将其付诸实现。〔2〕正是这些战时计划为战后美国的亚洲政策定下了基调。据此,日本将被置于美国的严格监护之下,而战时的盟友中国将变成一个美国操纵下的“强国”。
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互相妥协而产生的重建世界秩序的全盘方案,它划分了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范围。此后,苏联满足于保持它在雅尔塔获得的有关东亚的权利。美国外交家凯南说这个时期的苏联政策是“在苏联以外的亚洲大陆上承担尽可能小的义务、争取尽可能大的权利的灵活而有伸缩性的政策”〔3〕,不无道理。罗斯福和他派往中国的特使赫尔利曾指望得到苏联合作,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在避免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这一点上,美苏两国的立场是接近的。1945年8月,正当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的时候,斯大林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电文大意是: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4〕这是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国际背景。
随着美苏在欧洲的冷战加剧,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强国”的愿望变成了有针对性的战略构想。马歇尔使华是同美苏冷战相关联的。使华的目的与其说是“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建立权威”〔5〕,不如说是扩大美国自己在中国的权势,抵消苏联影响。至于苏联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中国政治,是否积极援助中共,都不是美国战略考虑中的首要因素。美国抓住中国不放,是基于在“遏制苏联扩张”旗号下推行的全球扩张战略。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更加明确地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是它的全球战略的必然结果。正如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基本目标,在于推动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来领导一个独立、统一,与美国保持亲善,并能在远东阻止可能出现的苏联侵略的中国。从中国的混乱情形看来,短期内切实可行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6〕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对中苏关系的基本估计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7〕但是,1948年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使美国人开始希望中苏之间也能出现嫌隙。1949年12月,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建议,美国“应当利用中共同苏联以及中国国内的斯大林分子同其他力量之间的一切分歧”〔8〕。从12月16日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长达八周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此期间最有希望在中苏之间制造不和。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约翰·戴维斯预言,苏联对中国的“勒索”,加上中国自身的经济困难,有可能造成中共“领导层的分裂和政变图谋”〔9〕。此时美国政府的重要公开声明,都避免直接攻击中共,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中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大失所望。美国官员排除了中国出现“铁托主义倾向”的可能性。
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立场和政策,没有给美国同新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留下余地。应当说,美国最不愿看到的中苏结成紧密同盟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所作所为促成的。艾奇逊在“中国问题白皮书”里的一些言论,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那篇所谓新中国是“斯拉夫满洲国”的讲话,据说都是意在煽动中国人反抗苏联的民族主义情绪。〔10〕但是美国官员这类关于新中国是“莫斯科仆从”的谩骂,效果却适得其反。分裂中苏关系的其他设想,如美国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开展贸易,则根本没有付诸实践。
到1950年初,出现了中苏结盟、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朝鲜北方革命政权巩固等新的事态发展,美国政府重新估计亚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在亚洲存在着“由斯大林操纵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念。亚洲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促使杜鲁门政府将其亚洲政策更紧密地同美苏在欧洲的对峙联系在一起。1950年4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把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化,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不加区别地说成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进一步加深,加强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美国政府曾一度打算不硬行阻挠中共攻占台湾,可是到了1950年夏天,对这一政策也在重新考虑。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决策者就已勾画出一幅新的亚洲蓝图,企图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正是与这一新战略相符合的。〔11〕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立刻把在朝鲜发生的军事冲突说成是“国际侵略”,而不承认它是朝鲜内战。
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官员仍然很难看出中国利益同苏联利益的区别。他们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而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斯大林逝世的间接后果。但是,随着中国在亚洲政治地位的提高,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逐渐从苏联转向了中国。然而美国决策者又意识到,决不能把新中国说成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力量,因为如果承认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就破坏了它在外交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依据。由艾奇逊在1949年提出的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新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它宣称由它统治的领土,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意)〔12〕,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地变成了一条,即新中国是否被认为独立于苏联。出于维护“不承认政策”的需要，美国一直在制造舆论,指责新中国领导人把“异族统治”强加给“受到威吓的中国民众”。
尽管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关于中国对亚洲安全构成“威胁”的喧嚣声不断,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中,欧洲仍比亚洲更为重要。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扩军备战的重点是加强美国本土和西欧的军事力量。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美国赋予它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因为在亚洲没有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区性军事集团。美国希望通过1951年签订对日和约将其正在形成中的东亚地区性战略构想确定下来,首先是扶植潜在的经济大国日本以遏制中国。但是在50年代初期,东亚其他的亲美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政治危机。美国对该地区的不稳定局面和中国影响的扩大感到不安。1954年9月在马尼拉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组织在美国卵翼下的企图。美国计划在东南亚地区也设立一条防线,与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已划定的界线一道,建立起抵制中国影响的三个前沿阵地。
美国战略家并不满足于在亚太地区已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军事条约和只包括两个东南亚国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他们想使该地区的战略据点形成网络,构成更完整的反共包围圈。在美国同菲律宾、南朝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三个军事条约的序言中,都提到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而美国要想完成这一战略计划,必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就试图以抵制苏联影响为名,向印度支那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加紧对印支的干涉,又是为了把该地区建成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推进的堡垒。此时,“多米诺骨牌”的思想已经萌芽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更进一步证实了一些美国战略家提出的观点,即印度支那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控制亚洲的攻势”中的一条战线。1951年杜勒斯警告说,共产党的“阴谋”是要“在从朝鲜经中国到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以及西至西藏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三国边界的广大地区赢得战争,制造混乱”〔13〕。朝鲜战争期间,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远远超过朝鲜〔14〕。因此,美国不断增加对法国的援助。1954年春天,法军在奠边府溃败之前,美国已承担了法国在越南战争费用的80％。
虽然艾森豪威尔承认“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红色中国公开卷入了印度支那的冲突”〔15〕,他一度同意了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的计划,准备派遣美军到印度支那〔16〕,空袭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线,甚至“从水陆两方面对中国沿海的某个岛屿如海南岛发动进攻”〔17〕。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他威胁说,“将中国军队调往印度支那可能意味着对中国本土的战争”〔18〕。
同美国当初决定加紧干涉中国内政时对苏联因素的估计相类似,美国决策者的印支战略并非建立在苏联或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印支事务的判断上。更重要的出发点是,他们断定越南革命的胜利将使苏联和中国获利,而对美国则意味着遏制中国政策的破产。
美国在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问题上有所克制,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有些美国官员担心,动用美军支援法军作战很可能迫使中国出兵援助越南。第二,美国进行朝鲜战争在美国国内不得人心,人们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第三,英国劝美国不要把西方拖入另一场亚洲战争,美国政府也担心冒险行动会在盟国和世界舆论中引起不利反响。
在这种形势下,考虑到美国对印度支那战略重要性的估计和美国领导集团中不断增长的依靠武力外交的倾向,以及与其针锋相对的中国领导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完全有理由推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美之间可能在中国南疆附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只是在确定将要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美国才勉强接受了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除了印支的潜在危机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50年代中期认为东亚总的战略格局是对美国有利的，希望通过加强同地区盟国的关系和巩固亚洲反共政权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使这种战略格局固定下来。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时,杜勒斯不无得意地称之为“亚洲的门罗主义”〔19〕。在此之前,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承认,美国的目标是保持“美国在远东的统治地位”〔20〕。
50年代中期美苏在东亚的关系,同40年代中期有某种相似之处:双方心照不宣地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苏联仍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它对东欧的控制,在东亚地区则同美国一样,希望暂时维持现状。同40年代中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相比,50年代的中苏关系更为密切,但两国的战略利益仍有明显差异。这一点在1954至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就有所表现。1955年1月,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实际上是限制中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21〕。中国通过解放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向全世界表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此后又积极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在客观意义上是中国对美苏关于维持东亚现状的谅解的一种挑战。这两个历史事件,以及随后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使中国外交的自主性更加明朗。从此,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更加脱离了美苏关系的运行轨道。1955年7月四大国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开始趋向缓和,而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一直没有转变。
在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上,杜勒斯和艾奇逊一样(而不同于国务院的腊斯克、罗伯逊和军方的雷福德等人),私下里也认识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他相信,促使中苏分裂的最有效途径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减轻这种压力”〔22〕。对新中国的这种高压政策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23〕,反映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美国政策与中国民族利益的冲突
如果说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主义和美苏竞争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就是其对华政策的结果。美国只要不放弃它在远东谋求霸权地位的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深深卷入中国政治是其全球外交政策的产物,但前者对后者又形成反馈,促使美国领导集团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以至影响到整个美国外交。
战后初期,美国希望中国作为亲美大国和亚洲警察而崛起,这是同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设想紧密相关的:中国要担当这样的角色,应该建成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是按照美国的定义。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都宣称其目的是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促进中国的民主。在中国内战最终爆发之前,不少美国官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共两党之争同美国的两党政治相类比。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两大政党也应该以美国的政府形式互相制衡,但由美国人高高在上担任仲裁人;美国应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再通过国民党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促成一个美国人认为将向民主化发展的两党政治体制。
尽管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情,但是在前文所述的战略考虑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驱使之下,在中国内战中援蒋反共。阻止中共夺取政权的权宜之计葬送了一些美国人关于中国“民主化”的理想目标。随着美国官员以欧美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政治的幻想破灭,他们退而求其次,致力于国民党内部的“改革”;这一努力无望时,他们的最后一着是换马,劝蒋下台。对于中国共产党,美国官员从未设想过有内部改革的前景。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除通过国民党打击中共之外,无法向中共施加政治影响,也就无法将其政治主张强加给中共领导人。此外,在40年代后期,关于中共只是“土地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的看法已经没有市场,中共作为“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已经确立。美国官员只希望以各种方式阻止中共力量发展壮大,并企图鼓励所谓“铁托分子与斯大林分子之间发生分裂”。
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努力归于失败后,美国国务院在一段时间内确曾希望与新中国政府建立某种正常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认真考虑过在国民党政府灭亡之前就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在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应承认新中国的争论中,没有什么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继续把国民党政权当作“中国政府”与之打交道时,新中国会不会接受美国的“外交承认”？美国官员似乎都相信，一旦美国开恩,伸出“承认”之手,中共就会迫不及待地同美国建交。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官员是看到同北京建交的好处的。他们希望通过同新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保留在大陆的立足点,逐渐恢复美国影响,离间中苏关系。但是他们一贯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决心。从1949年黄华在南京表示同意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一事及同年出现的其他一些事件和谣传中,美国决策者得出错误的印象,以为中共或其部分领导人是从弱者的地位出发有求于美国,因此美国应继续施加压力逼中共软化对美态度。同时,美国官员估计新中国在经济上将无法收拾旧中国的烂摊子,迟早会转向西方求援;〔24〕他们设想,如果美国伙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中国又不能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中国革命政权即使不垮台,也会被迫转变内外政策。
美国这项政策的代价是它的影响被相当彻底地清除出中国大陆。从此之后,美国官员同中共方面在内战时期最低限度的接触都中断了,美国对新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意图的判断更加缺乏客观依据。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的意图曾经是:在避免与中国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武装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即所谓“既使人消除疑虑,又显示决心和力量的政策”〔25〕。杜鲁门政府通过公开声明和第三国向中国保证美国无意以武力侵犯中国。但是中国领导人无法相信美国的保证:从赫尔利、马歇尔使华到美国违背杜鲁门1950年1月的诺言而武装封锁台湾海峡,美国的政策声明经常出尔反尔,已无信誉可言。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印度转达的关于美军停止向北推进的承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全是欺骗〔26〕。美国既没有使中国相信它的保证,更没有慑服中国。
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双方意志和力量的较量过程表明,美国决策者总以为中国领导人会以他们那样的思维方式来推理、判断、决策。对于中国发出的明确无误的警告,不是看成“虚张声势”,就是以为能用武力威胁来吓倒。导致美国错误判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空中优势过于自信,迷信美国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能结束,美国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轰炸是主要原因〔27〕。但是,朝鲜战争的结果恰恰证明,中国在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有能力并且敢于击败优势装备的美国军队。著名学者邹谠指出,朝鲜战争“标志着战时罗斯福总统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政策部分地、带讽刺意味地得到了实施”〔28〕。
在一定意义上,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对抗澄清并体现了那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实质。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亚洲扩张的愿望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要求之间的矛盾,由于有日本这一共同敌人而被掩盖着。40年代后期,这种民族矛盾表现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由于号称代表中国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由于美国反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矛盾的实质仍未充分显露。直到中美军队在朝鲜遭遇前夕,杜鲁门政府还在竭力宣传苏联而非美国是继日本之后威胁中国独立的国家,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29〕。但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它所代表的中国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同美国遏制新中国的战略计划已经发展成对抗性矛盾。中国的民族觉醒和革命精神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和武力扩张的倾向也相对处于巅峰状态。两国各自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和利益冲突,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表现为大规模的意志和力量的较量。这样一场斗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只是在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上有其偶然性。
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创伤,但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行动,使台湾问题从此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旷日持久的政治争端。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已在策划将台湾割裂出中国〔30〕。那些处心积虑这样做的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找到了染指台湾的借口和时机。
无论从中国方面看还是从美国方面看,台湾问题都包括政治和领土主权两个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意味着革命尚未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美国武装封锁台湾海峡,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就将在政治上和领土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统一的方式可以同国民党谈判,但美国人提出的台湾领土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来说,台湾具有政治重要性,因为国民党的前途同美国国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护台湾当局又是美国“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意志象征。另一方面,台湾的战略地位对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战略据点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当利用蒋介石为美国政治目的服务和出于战略观点而继续占据台湾这双重考虑发生某种不协调时,战略考虑往往占上风。50年代的美国决策者认为,既保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又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最便于协调上述政治考虑和战略考虑。尽管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执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一直蓄意谋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土分裂永久化。
但在1954年和1955年,美国政府意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无意突出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它宁愿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含糊的立场,这样既不把蒋介石政权逼进死胡同,又给美国未来的对台政策留下选择余地。如上文所述,这个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意图是巩固阵地,维持现状,因此它希望中国领导人和台湾当局都接受中国分裂的既成事实。正如艾森豪威尔私下所表示的:“就福摩萨问题而言,我真希望它简单得只要划一条线,说一声‘就此止步’。”〔31〕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国家分裂的现状是不能接受的。1954年9月,党中央突出了解放台湾的任务,认为此时若还不提出此项任务,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32〕。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八个月以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主动建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经过一阵犹豫之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降了调子,同意同中国会谈。他们确实希望同中国领导人达成某种妥协,但实际条件是中国所无法接受的,其中基本的一条就是要中国默认美国的“两个中国”方案。这也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无法接受的。
1945年到1955年中美关系的特点之一,是蒋介石一再利用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手腕往往比他的美国支持者略胜一筹。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国民党当局抓住美国害怕它垮台的心理,虽然没能使美国公开承担保卫金门马祖的义务,却获得了美国的后勤支援和对国民党军队盘踞沿海岛屿的公开支持。双方之间类似的勾心斗角以后多次重演,表现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相互利用、又担心被对方利用的微妙关系。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当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作用降低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再次突出其重要性,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复杂、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不论从美国方面来说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国内政治一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
战后美国对外关系中没有一个问题像对华政策那样,与美国国内政治如此密不可分。美国学者认为,“对官僚政治的认识使(对华政策)分析家能够解决通过其他方法无法解答的难题,充分地提出深刻、微妙得多的解释”〔33〕。理解美国政治的多元性和决策过程,确实是分析中美关系的许多纷繁现象的关键。
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大辩论”的前奏始于1945年。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同在使馆工作以及担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美国职业外交官发生了争论。罗斯福总统当时支持了赫尔利的立场,有关政策方针的争论也因此中断。尽管后来赫尔利关于其下属“叛逆”、“亲共”的指控没有多少人相信,持不同意见、了解中国政情的美国外交官还是全部被调离中国。
共和党对民主党对华政策的批评则始于1946年底,几个月之后才扩大化。国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开始时,国民党的军事地位似乎不大令美国人担心。1947年3月和6月,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公布,二者都表现了美国政府在对外承担义务方面先欧后亚的倾向,这是主张优先考虑亚太地区的共和党人所批评的。
魏德迈使华调查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政府必须马上进行全面改革,一定要采取步骤改善中国经济。到1947年底,国民党面临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美国国会又一次发生了中国问题大辩论。共和党人要求采取重大措施帮助蒋介石保住中国东北。1948年春,杜鲁门政府在“援华法案”问题上表示愿同国会妥协,是为了防止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白热化,妨碍杜鲁门竞选连任。
在应当耗费巨大资源“遏制苏联扩张”这一总战略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是统一的,而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是这个总战略的一部分。关于对华政策的两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应该给“援华”问题以什么样的优先考虑;旨在挽救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能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1947年至1948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丝毫没有改变美国政策的大方向。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对华政策顾问坚持不肯投入太多的力量,又想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辩论的影响在于,中国问题开始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决策者更难以调整政策,或暂时从中国问题脱身。
“院外援华集团”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联合体。其中的个人和团体都强烈反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又都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除此之外,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国会和共和党身上。1949年,当杜鲁门政府表示可能与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权划清界限时,亲蒋反共的情绪便同共和党人削弱杜鲁门政府的政治企图合流。“白皮书”一发表就被“院外援华集团”抓住,说成是政府“掩盖自己出卖自由中国罪责的白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军方和国会内部反对派的压力,使杜鲁门政府愈加不可能选择一项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例如,国务院曾对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可能性作过试探,但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人大叫大嚷地反对。1949年底到1950年初,艾奇逊不愿暴露美国对台湾的控制意图,以免出现一个“由美国制造的领土收复问题”,但是美国军方却无意掩饰自己觊觎台湾的战略意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防部长约翰逊,还有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朝鲜战争前夕就已经对从台湾“脱身”的想法提出异议。
美国国内的所谓“红色恐怖”,即对“共产党在政府机关中的渗透活动”的恐慌,也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起着消极作用。继赫尔利对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指控之后,在1948年和1949年,发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共产党间谍活动”的案件。随着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革命胜利等一系列事件,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反共宣传与日俱增。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猖獗起来。参议员麦卡锡带头掀起“搜捕共产党”的运动。他的论点是: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国外的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国内隐藏着的共产党和叛国分子。虽然杜鲁门政府也是麦卡锡分子攻击的目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活动,在国内的“联邦忠诚计划”,却起着对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杜鲁门同麦卡锡的区别,在于杜鲁门呼吁全体美国人支持他的反共对外政策,以证明对国家的忠诚。1950年4月杜鲁门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国外的共产帝国主义,那里才是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重心所在。真正的危险在于共产主义可能推翻其他自由国家,由此壮大自己,准备向我们发起最后的进攻。”〔34〕
几年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变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字眼,但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行动(有人称之为“对外的麦卡锡主义”)却习惯性地被赞扬为“圣战”。一名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谈到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的恶果时指出：“麦卡锡对被他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的迫害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南泥淖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35〕
朝鲜战场上的中美对抗,大大提高了中国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如麦卡锡分子在“国内共产主义颠覆”问题上打击了杜鲁门政府一样,麦克阿瑟等人在“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问题上优先考虑亚洲的主张也给杜鲁门的政策造成了干扰。麦克阿瑟攻击中国是“亚洲一股新的统治力量,它为了自己的目的与苏俄结盟,但它本身的观念和手段就构成了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36〕他坚决主张美国把朝鲜的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北以至内地。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战略方针上争论的焦点,仍在于“共产主义危险”主要来自何方。在美国外交决策人物中,多数人不赞成麦克阿瑟的主张,他们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构成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1951年,布莱德雷针对麦克阿瑟的战略说:“红色中国不是一个寻求统治世界的强国。坦率地说……这种战略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37〕
虽然麦克阿瑟的主张未被采纳,重欧轻亚的外交侧重点也没有改变,但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加剧中美紧张关系的行动,却没有在美国外交界和政界引起多大争论。这种情况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失势有一定关系。有关中国的较为客观的观点在麦卡锡时期就受到严重压制,而对中国问题专家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杜勒斯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倾向都驱使他自觉地迎合国会里的共和党右派。结果在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只要是对官方对华政策表示过不满的中国问题专家,全部遭到清洗。连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工作过的二十来名美国记者也都销声匿迹。美国公众不再能读到有关中国大陆的较为客观的直接报道,更多读到的是对新中国的攻击和歪曲报道。
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后美国的反华宣传和活动变本加厉,与政府主要外交决策人物的思想倾向彼此比较接近有关。关于对华政策,政府内部不存在类似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内部那样明显的意见分歧。但是有一些政府要员,其中包括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并不完全赞同艾森豪威尔希望保持台湾海峡现状的想法,而要求政府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图推翻新中国政府。在1954—1955年台湾海峡危机达到高潮时,他们的意见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否决〔38〕。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他和杜勒斯实际上都害怕美国因走错一步而陷入一场新的战争。艾森豪威尔在向新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从金门马祖撤军这两条道路之间走钢丝。大多数国会议员与政府立场一致,把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承诺同守卫金门马祖区别开来。参众两院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进行辩论和表决的结果,都说明国会对总统在对华政策上的支持。
与40年代后期相比,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享有的权力从朝鲜战争开始逐渐增加,在整个50年代(乃至60年代),总统在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决策中,一般都不难取得国会的支持。随着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上升,它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一个敏感而易受人煽动利用的问题,因此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都由最高层领导处理。在冷战时期,军方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熟悉中国问题的政府官员影响的减弱。这些消长趋势,构成了50年代中期和以后多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背景的主要特点。
四、美国有关中国的观念形态
中美两国社会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方处在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带着自己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对方，逐渐形成了关于对方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到国际环境、本国相对实力、本国和对方的社会内部变革等种种变动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基本看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时,必须剖析制订和执行政策的美国人以至整个美国社会有关中国的观念形态及其时代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美国实力的急剧膨胀,为其战后在亚洲的扩张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在40年代以前,美国未曾幻想过在远东建立“大美国治下的和平”,因为它缺乏达到这一目标的力量。但到了1945年,所有的大国中,只有美国未受重创,反而因参战而取得空前的实力地位。以此为背景,美国在处理一切外交事务时都表现出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在战后的年代里,“美国领导世界”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1953年艾森豪威尔声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3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顺利推进,是对这种“美国万能”观念的挑战。美国控制、“改造”中国的目标同它的手段和实际影响力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对自身能力的迷信使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中国内政采取不干涉态度。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辩论的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干涉中国事务,而在于干涉的手段和规模。在那些年当中,如果哪个美国人承认中共的胜利不可避免,美国无力“拯救自由中国”,就会有人说他对美国缺乏忠诚和信心。正是因为“白皮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控制力有限,才给共和党人攻击杜鲁门政府提供了更多弹药。“院外援华集团”和麦卡锡分子充分利用美国人认为自己国家无所不能的观念,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的逻辑是:从其拥有的手段来说,美国不可能无力改变中国的命运;它在中国的失败,只能归咎于政府领导的无能,或者比这更糟糕,是因为政府里有大批“共产党同情者”。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美国有力量,因而也应当有相应的意志和决心,去主宰中国的前途。如果领导人不充分“正当”地使用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各个角落都取得绝对优势,在当时就会被说成有悖美国式的进取精神。1950年4月制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反映了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咄咄逼人地运用美国权力的心理状态。以后麦克阿瑟要求对中国扩大战争的叫嚣,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露骨的核威胁,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武力恫吓,无一不是美国领导人在炫耀自己的“斗志”,表现了他们对本国实力的崇拜。这代表着早已溶化在美国人思想中的美国拯救世界的“命定观”与新近获得的美国实力相结合之后,美国所特有的狂妄。
基于“美国万能”的观念和“领导世界”的意识,美国官员认为自己“具有充当中国救世主的独一无二的资格”〔40〕。陶醉于商业野心和传教梦想的美国人曾对他们在中国自封的使命怀着特殊的自豪感。自“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人更把自己在中国的形象看得近乎完美无缺。在政治上,美国官员觉得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可以指向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但不应指向美国,因为美国具有“反殖民主义传统”和“民主传统”,对中国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他们真正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中极少数中上层人物,却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在经济上,很多美国人真心相信唯有富有的美国能够接济贫困的中国,中国人应当认识到自己只能依赖美国援助来发展社会经济。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无论如何,他们对我们的需要大于我们对他们的需要。”
自命为中国“救世主”的美国人,自然不感到需要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眼中,世界上只存在两种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要么效仿苏联,要么效仿美国。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国情、民心和制度格格不入”〔41〕,而美国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却恰恰相反。费正清曾写道:“我们视为珍宝的理想是我们(美国)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事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二者照旧是不相容的。”〔42〕这种话并不是许多美国人能理解并接受的。
负责美国对华关系的人缺乏对中国民族权益的起码尊重,而总是带着傲慢和自封的“正义感”。例如,杜鲁门不承认中国军队赴朝参战是自卫行动,声称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或因受骗而为俄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的目标服务”,美国的军事干涉倒反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生存而在朝鲜作战”〔43〕。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在中国看起来十分荒谬,却代表着美国领导人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对中国的所做所为不但代表美国利益,同时也能代表中国的长远利益,而中国的民族利益却与苏联利益水火不相容。与杜鲁门这种以中国的恩人自居的态度相对比,麦克阿瑟的大棒政策在中国人民看来更能暴露帝国主义本性。周恩来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44〕
美国不现实的对华政策的另一思想根源,是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45〕麦克阿瑟就说过,“东方人的心理特点是尊敬并服从敢说敢干的、坚定有力的领导”〔46〕,即美国的高压。带着种族优越感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可能有正确认识。他们惯于从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冲击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把中国的任何社会进步都归功于西方影响。因此,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在中国的特权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只能把这种民族觉醒归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费正清所说:“一场民族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47〕
不论是美国政治中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不承认激烈的社会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毛泽东所批判的这种唯心史观支配下,他们对共产党主张的暴力革命抱本能的反感;相对来说,对国民党的政治观及其统治下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容易产生同情。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共产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无可逆转的;而右翼军事独裁则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最终可以依靠其军事保护的接受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一切渐变的希望都落空了。”〔48〕
“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背景下含义可以有天壤之别。在长期遭受贫困、动乱和民族屈辱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共产党所指引的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视苏联为死敌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是“苏联扩张”的代名词。此外,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广泛信仰宗教,这也使关于共产主义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根本威胁的反共宣传具有煽动性。
在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时(例如在对苏关系中),意识形态的考虑与国家利益的考虑有时是可以区分的。但是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他们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同意识形态总是一致的。他们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政治问题,势必曲解中共的外交意图。谢伟思曾认为:“毛处理对外关系时基本上是不带意识形态的。”〔49〕但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类似见解从未引起过美国决策者的重视。1949年以后,用前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来说,美国“不是根据中国的行为来断定她富于侵略性,而是因为她是共产党国家而相信她富于侵略性”〔50〕。
五、结论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头10年中,新的世界力量格局和占主导地位的两大意识形态将世界政治截然分为两极。势力占极大优势的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冷战,使相对较弱的政治力量在外交舞台上的灵活性十分有限。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四个主角——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联和美国——基本上都将世界政治看成两大营垒阵线分明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纵观十年,有五个历史事实对后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美国在1945—1949年期间偏袒国民党,招致了自己在华利益的重大损失,并在客观上促成中苏结盟,而中苏联盟反过来又加深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在这一阶段,中美民族利益的冲突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第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对抗和美苏在亚洲的对峙突然发展为中美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在美国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和控制台湾海峡的决策时,战略动机起了主要作用。第三,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美国国内的政治空气毒化了美国对华政策,但总的说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主要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第四,50年代初,美国将其遏制政策推广到全球范围,主要手段是结成反共联盟、对外援助和倚重武力。它在新中国周围建起了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包围圈。第五,50年代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对峙与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有连带关系,但并非二者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对华政策陷入长期困境,就是因为纠缠在包含各种复杂因素的棘手的台湾问题上。
经过10年演变,1955年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到五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从相对意义上讲处于顶峰状态;(二)美苏冷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四)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犹存;(五)中国在政治和领土上未能达到完全统一。此外,中美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经济文化交流,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观念形态没有改变,也起重要的制约作用。上述因素中前四个因素的逐渐演变,加上中国实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缓和。认真探讨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伏发展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并使之建立在相互理解、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
注释:
〔1〕弗兰兹·舍曼(Franz Schurmann):《世界权力的逻辑》(The Logic of World Power),潘特恩出版社1974年版,第166页。
〔2〕入江昭(Akira Iriye) :“亚洲存在过冷战吗?”(“Was there a Cold War in East Asia?”),见约翰·查伊(John Chay)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问题和前景》(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西方观点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3〕转引自哈罗德·欣顿(Harold C. Hinton):《三个半强国》(Three and a Half Powers),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
〔4〕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5〕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见《中国问题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文件集》),1948年第8卷,第45页。
〔7〕《文件集》,1947年第7卷,第287页。
〔8〕转引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编《1949年和1950年的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和解与承认问题》(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 in 1949 and 1950: the Question of Rapprochement and Recognition),1973年版,第5页。
〔9〕《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05—306页。
〔10〕多罗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主编《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1〕入江昭:“作为历史的当代史:1941年以来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Contemporary History As History:American Expansion into the Pacific Since 1941"),见《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4年5月号,第202页。
〔12〕南希·塔克( Nancy Bernkopf Tucker ):《尘埃中的格局: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之争》(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13〕美国《国务院简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第24卷,1951年版,第484页。
〔14〕拉塞尔·布海特(Russell D. Buhite):《1945—1954年亚洲的美苏关系》(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15〕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受命变革:1953—1956年》(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达布迪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340页。
〔16〕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J. Barnet ):《干涉与革命》(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帕拉丁出版社1968年版,第195页。
〔17〕同注〔15〕。
〔18〕转引自《中国:1945年以来的美国政策》(China: U.S. Policy Since 1945), 1979年国会季刊,第101页。
〔19〕同上,第104页。
〔20〕转引自爱德蒙德·克拉布(O. Edmund Clubb):“1950—1955年美国政策中的福摩萨和沿海岛屿”( “Formosa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American Policy, 1950—1955" ),见《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4期,1959年12月出版,第520页。
〔21〕约翰·吉廷斯( John Gittings ):《1922—1972年的世界与中国》(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艾里米休恩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22〕转引自约翰·加蒂斯( John Lewis Gaddis):《遏制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罗伯逊认为中苏没有出现意见分歧的可能,见塞·利·苏兹贝格:《七大洲风云四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23〕哈里·杜鲁门:《回忆录》(Memoirs),达布迪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2卷,第403页。
〔24〕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M. Blum):《划分界线:美国在东亚遏制政策的起源》(Drawing the Line: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诺顿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51—52页。
〔25〕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 ):《中国跨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页。
〔2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27〕亚利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41页。
〔28〕邹谠(Tang Tsou ):《1941—1950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89页。
〔29〕罗伯特·布拉姆:(Robert Blum)《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麦克格罗-霍尔出版社1966年版,第113页。
〔30〕见资中筠:“历史的考验”,《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
〔31〕艾森豪威尔致魏德迈,1955年2月28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中央档案第28箱。
〔3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1984年第24期,第23页。
〔33〕沃伦·科恩:“1945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5”),见科恩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领域》(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34〕转引自路易斯·普里弗伊(Lewis McCarroll Purifoy):《杜鲁门的对华政策:1947—1951年的麦卡锡主义和狂热的外交》(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1947—1951),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版,第172页。
〔35〕查尔斯·约斯特( Charles W. Yost ):《历史和回忆》(History and Memory),诺顿出版公司1965年版,第230页。
〔36〕转引自约翰·斯帕尼尔( John W. Spanier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诺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230页。
〔37〕转引自入江昭:《跨越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内史》(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约发诺维奇出版社1967年版,第289页。
〔38〕邹谠:《关于金门的纷争》(The Embroilment over Quemoy),犹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1959年版,第26页;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1949—1969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托马斯·克罗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57—158页。
〔39〕转引自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1894—1954年》(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 1894—1954),哈帕-罗出版社1963年版,第271页。
〔40〕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1972年2月7日的发言。见美国参议院:《今天和昨天的中国与美国——外交委员会听证会》(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Yesterday --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1972年版,第24页。
〔41〕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史评述》(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约翰·威利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42〕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15页。
〔43〕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的讲话,见《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杜鲁门,1950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1950),1961年出版,第724—725页。
〔4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45〕美国学者对此的认识,参见威廉·斯图伊克(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通向对抗之路: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46〕转引自约翰·斯帕尼尔(John W. Spanier):《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诺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74页。
〔47〕费正清的序言,见詹姆斯·汤姆森、彼德·斯坦利和约翰·皮雷( James C. Thomson, Jr., Peter W. Stanley and John Curtis Perry):《感情丰富的帝国主义者:美国在东亚的经历》(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哈帕-罗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48〕罗伯特·阿特:“美国外交政策”(Robert J. Art, “America's Foreign Policy"),见洛伊·马克利迪斯主编《世界政治中的外交政策》(Roy C. Marcridi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23页。
〔49〕约翰·谢伟思(John S. Service):《亚美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版,第183页。
〔50〕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权力的傲慢》(Arrogance of Power),兰德姆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