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社会主义”
过去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又有人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可是现在看来，这两句话越来越显得像个反讽。
过去在斯大林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被认为很类似，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一曰“第一阶段”）。但是在民主国家，斯大林式的体制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其主张者是“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则是“社会党”主张的那一套，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谓民主福利国家。因为斯大林式国家老讲“社会主义”，为了区别，民主国家就流行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其实，正如“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就是同一个词（Communist）一样，在西方“社会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也就是一回事（Socialist）。加不加“民主”二字本来无关宏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民主运动——而且应该说恰恰就是后来被斯大林式国家诋毁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民主运动，而绝不是后来斯大林式国家宣称的“专政下的民主”、“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宪政运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就自称、也被称为“宪章派”（注1)，其推动的进程谓之“宪章运动”）和自由运动——尤其是结社自由。
应当指出，结“社”自由是“社会”之为“主义”的首要前提。西语中“社会”即society与“协会”、“学会”这类组织是同一个词，表示自由而不是强制形成的“集体”。正如滕尼斯所言，自由个人联合成“社会”本是近代才有的现象，此前只有各种人身依附性的“共同体”。由“共同体”而“社会”是人类群体组织近代化的关键，正如从传统王朝到近代民族国家是政治近代化的关键一样。传统王朝－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在近代被民族国家－社会的新二元对立取代后，便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因此毫不奇怪，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statism）通常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前者是“左”而后者是“右”，前者意味着激进，而后者意味着保守，前者以普罗大众而后者以权贵为社会背景。那时自由主义者或曰“自由派”往往被认为是两者之间的中派（在社会主义运动未成声势前自由主义本身往往就是对抗保守势力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同时一般都承认自由主义比“国家主义”进步。而“社会主义”那时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甚至与“个人主义”的距离也比与“国家主义”的距离小。因此结社自由最为社会主义者欢迎，而最为国家主义者反对。当然，后者反对结社权，却往往主张“结社责”，即把结社当成责任（而非权利）强迫人们按统治者的意志组成农奴式共同体并且不能退出。而这，恰恰也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如果说结社权是“自由主义”的需要，那么毋宁说“社会主义”更需要这种权利才对。苏联式国家的人们既然连结“社”权都没有，还谈何“社会主义”呢？
因此，尽管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历史渊源，而且至少在第二国际时代，现今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先驱也以“社会民主主义者”为正式称谓（直到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改名“俄国共产党多数派”，才终结了这段历史）。由于这种曾经的渊源，反对社会主义的欧美右派常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以借后者之恶名打击前者。但其实两者的区别，至少在宏观的视野下，要比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大得多。20世纪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是在俄国民粹主义传统中、而不是在西欧社会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至于流变为中国改革前那种体制（毛泽东自谓“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人谓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后，与西欧社会主义传统就相去更远、以至相反了。
就以“民主福利国家”这个西欧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而论，中国即便在改革20多年后也仍然没有“民主”（指西方社会主义者、而非别的主义者理解的民主），以前就更少了。同时即便在改革前号称最原教旨的毛泽东时代也没有什么“福利”，以后就更少了——至少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享有的福利，不要说比西方的“福利国家”，就是比西方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也差得太远。因此，即使在改革前，中国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国家，即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但恐怕绝对算不上“社会主义”国家，即民主福利国家的。
所以本文指称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它包括二次分配意义上的民主福利国家，但也不限于此，生产经营体制上的“公有”如果确实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例如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格伊恩斯的“进步公社”和现代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乌，欧洲的蒙德拉贡、罗奇代尔等等，当然也是社会主义，但“古拉格生产方式”则不是。
西方社会主义是学的苏联吗？
不过，改革前的中国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却也不是能够毁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1920－1930年代斯大林曾经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头号敌人，毛泽东也曾在苏区“肃反”中大杀“社会民主党”，虽是捕风捉影，却也足显仇恨，但是欧洲社会党人仍然在共产党人与右派的双向打压下发展壮大，并且在二战后达到了民主福利国家的全盛期。尤其是1956年斯大林罪恶暴露、苏式体制走下坡路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反而上升。
20世纪8 0－9 0年代出现了“苏东剧变”，全欧洲政治也出现“向右转”。有人说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完了。而“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之说遂风行一时。但其实，虽然苏东剧变是对专制极权、对斯大林主义即前文语境中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沉重打击，并且结束了这种“主义”与西方之间的冷战，但是民主福利国家却不是“苏东波”所能摧毁的。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的根基本在西方而不在东方。过去是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利国家是在斯大林式体制的挑战下逼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向（东方）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社会主义在东方播种，而在西方结了果实。但老实说这话听多了有一种阿Q的感觉。日本一位左派学者就自嘲曰，似乎东方人搞社会主义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西方人谋福利？
其实如前所述：中国绝大多数人（农民）在旧体制下享受的公益福利与社会保障不仅不如罗斯福，连被指责为“自由放任”的胡佛时代都不如。当年的苏联也是如此，罗斯福上台时苏联正发生类似我们“三年人祸”那样的体制性大饥荒，乌克兰农民饿死十分之一，政府不仅不救济，把人禁锢起来不许逃荒，还从饿殍口中夺粮用于出口！说罗斯福搞社会福利是学习苏联，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当年美国是有这种说法，那是右派为了攻击罗斯福，把他说成赤化分子。严肃的学者怎能当真呢？苏联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到现在还无从谈起（东部某些实际上已是地主和股东的、不种田的“农民”另当别论）。今天我们不仅从西方学习市场竞争，也正在学习如何搞社会保障。政策导向曾趋向于学美国，现在有人说美国的不行，应该学欧洲。但总不会是欧美学中国吧？西方的民权进步的确不仅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也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岂能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如今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也要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基本是新东西，而不是原来有过、现在“恢复”的东西。
而西方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但那是在他们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被他们本国的民众逼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被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逼出来的。然而那与专制主义（即便是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何干？19世纪欧洲迪斯累里、俾斯麦在英、德劳工运动压力下开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时，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国家？美国的资本家即使在罗斯福时代也从来没有想学苏联（相反，他们极力把“想学苏联”当作帽子朝政敌乱扣）。罗斯福的选票更不是来自“想让他学苏联的资本家”，而是来自追求公正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普罗大众包括工会。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会比商会还反共，经常谴责老板们为了与苏联做生意而不顾人权，说他们支持罗斯福搞新政是想学斯大林，比说他们想学俾斯麦还要荒谬多了。
“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
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讲过民主制导致“穷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过从债务豁免到“观剧津贴”、从“面包与马戏”到儿童补助之类的“古代福利国家”制度，从来没人说那是从波斯帝国这类专制国家学来的吧？今天香港的张五常、李嘉诚诸先生也成天担心“民主化会导致福利社会”，但他们从不担心共产党治港会导致福利社会！老实说，要讲向斯大林学习在西方典型的是希特勒，而不是罗斯福。
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上不少专制国家（不仅是斯大林式国家，也包括从罗马帝国到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下的德国）也搞过社会福利。尤其是专制者如果有平等均富之类理想主义追求、而其经济能力又足以支持福利计划的话。在苏联式国家中，体制建立之初、即统治者还比较理想主义时经济就比较发达的东德、捷克等若干东欧国家就是这样，尤其是波兰，个体农民从未被迫集体化，却享受了退休、医疗等多项国家福利，可以说是剧变前就有点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但中苏则不然，其建制之初经济落后，体制主要起的是“原始积累”作用，并无多少福利功能。如苏联1920年代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就提出苏维埃经济要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积累”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农民（即绝大多数国民）被类比为“殖民地”，体制的任务是比旧制度更厉害地“剥削”他们，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一阶段才是改善福利。有学者统计，斯大林在强制推行集体化前一年内曾13次讲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提到集体农庄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道路，其余12次都是讲集体农庄能给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粮”。直到苏联工业化完成后的1966年，才开始给农民建立福利保障。而中国更是直到改革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状态，改革后经济发展，不那么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原始积累”了，但统治者的理想主义也淡化殆尽，而既得利益膨胀起来，无暇顾及农民福利了。
即便早期有理想也有福利条件的东欧，也与民主福利国家有质的不同：
在瑞典那样的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是一种政府责任。因为那首先是被统治者所要求、而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至于统治者是否喜好福利，并不很重要。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与此相反，东德的福利也许不少，但那并非因为被统治者有权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由于信仰或其他原因而）“喜爱”搞福利。如果他不喜爱，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农民）不但没什么福利，甚至在1930年前后还因“人祸”饿死了几百万，如果在瑞典（乃至在并非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度，例如美国）统治者必然被追究责任，但在苏联这丝毫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因为给不给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这是他的权力，或曰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责任。至于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福利爱好”（或曰社会主义爱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哪怕是“善意弄权”）。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社会主义”。
“苏东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西方社会主义－民主福利国家既然本来就不是“学苏联”，苏联模式的崩溃即所谓苏东剧变自然并不意味着民主福利国家的崩溃，更不至于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那么苏东剧变对西方福利国家有冲击吗？当然是有的。主要是两点：首先，西方右派把“左派”一锅煮，借“共产主义”的垮台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造势，致使后者声誉一度受损。正如1992年德国媒体上一篇评论“教皇通谕”的文章所言：现在能够名正言顺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似乎就只有愤世嫉俗的教皇了。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一些人连“民主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都回避不迭，改用起“民主左派”乃至“新工党”这类含糊称呼，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剧变后欧洲一体化加速，东欧转轨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以此为基础的低成本产品进入西欧市场，同时吸引西欧资本流入，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使西欧的高福利制度困境加剧，此其二。
但是这两个影响都不宜过于夸大。首先，剧变后的“向右一边倒”只是议会民主制度下“政治钟摆”的一次右摆，无论在剧变后的东欧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只要有议会民主，“钟摆回荡”迟早都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后不仅多数东欧国家出现了“左派复兴”，原先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粉红色欧洲”和民主党的美国。
其次，更重要的是，剧变前的东欧各国与中、苏相比，斯大林主义不是很纯粹，也多少有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具体说来，即是“专制”不如中苏，而“福利”则多有远远过之者。剧变之后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专制权力很快消失，福利责任却不是那么好推卸的。甚至不但难以推卸，民主制下还有强化福利责任的压力。这和专制下的福利是统治者的权力而非责任、高兴了他可以赏赐你福利、不高兴就不给、你也不能问责于他、甚至饿死多少人他也无需承担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民主化后，即使是政府领导人个人理念上最主张“自由放任”的，如剧变后张口闭口要搞“标准资本主义”、“没有限制词的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在民主捷克的公众意愿制约下其实际作为也是高税收、高福利、高保障，被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正如像瑞典那样的民主传统下即便社会民主党下台，“右派”政府仍然不能不“违心地”维持高福利制度一样。同时民主东欧的工会、农会（当然不是官办的）都很发达，“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成为东欧国家转型期“困境”的突出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既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招商引资”，对西欧资本形成当初一些人想象的那种巨大吸纳力，也不可能依靠血汗工厂的“竞争优势”向西欧无限制地大量输出廉价商品。更何况，欧盟及欧洲经济一体化体制本身就具有维护欧洲福利国家传统的功能，东欧国家入盟谈判都需迈过“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这本身也减弱了东欧低成本市场经济融入欧洲后对西欧福利制度的冲击。
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然而中国就不同了。可以说1990年代后中国与东欧都脱离了原体制，但也没有变成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两者都在“专制社会主义（如果斯大林体制可以叫社会主义的话）”与“民主资本主义”之外走了某种“第三条道路”。但是与一些人往往把所谓第三条道路想象为同类“规定动作”的说法大相径庭的是：这两种“第三”不但差异极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东欧抛弃了专制，但没有或无法抛弃、有时还强化了福利，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福利，但并不抛弃专制。
如果闭关自守，中国还没什么“优势”可言，但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之后，这种“优势”对福利国家的冲击就比“东欧剧变”大得多了！
早在1920年，当时新生的苏俄理论权威布哈林就曾针对西方流传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推行罢工自由会损害经济效率的说法大加挖苦道：“在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的苏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散布（罢工自由）这种谣言，难道不可笑吗？”而1921年列宁在接见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时就苏俄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租让制炫耀说，由于苏俄禁止罢工和约束工会，西方资本家将会踊跃前来，我们会让他们赚得更多，以后再搞另一次革命剥夺他们。当时这些西班牙工人听得面面相觑，回去后即宣布放弃加入第三国际的打算。但是，种种因素使列宁那时的炫耀未能实现，而现在这些说法在中国似乎成了现实：
没有什么比外贸数字更能说明中国的剧变：1956到1973年，我国先后与西方和苏联集团闹翻，外贸萎缩至微不足道，18年间有16年小额顺差，但这除了显示闭关自守外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有什么竞争力。1974年至1989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后国门逐渐开启，接着是改革开放，外贸骤兴。但那时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百废俱兴的建设造成投资品进口大增，加上当时改革带来的普遍性生活改善导致进口消费品增长，因此出现我国外贸史上的大逆差时代：16年中有11年逆差，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远远超过建国至此前30多年的累计顺差。但这个工业化投资拉动的“大逆差”形成的生产力，加上我国突出的低成本优势，使1990年后中国走上出口导向型起飞之路，从此转入大顺差。而2001年的“入世”更使我国加速成为“世界工厂”，外贸总额5年呈3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 05年的14221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美元，2006年更达1775亿美元，两年竟有5倍之长！而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短短10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
“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