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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向外推行的民主本质–分而治之

2014-05-10 15:52 战略·谋略 ⁄ 共 176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西方向外推广民主,其成本比较容易被合理化和合法化,因为民主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世界,民主化也是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是非西方国家的内部需求。这种内外需求的一致性,使得西方国家可以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在非西方国家,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实际上,这种间接的方法,要比传统的殖民和直接占领更为有效,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西方对发展中民主的干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推进实现多党制,培养亲西方的反对力量外,也包括有条件的经济援助。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表面上冠冕堂皇,即民主、自由和人权,但实际上则遏制着接受这些经济援助国家各方面权利的发展。西方本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很显然,要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到达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所处的程度,接受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

西方诉诸于民主化和经济援助等“软力量”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并不是说西方已经放弃了直接的“硬力量”的干预。“硬力量”仍然在继续,反恐战争之后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政策就是如此。西方也有战略性干预,例如支持反对派,为反对派提供武器。不过,“反对派”的界定就是“亲西方”或者“亲美”力量。如果执政党是“亲美”和“亲西方”的,西方和美国也会支持执政党来镇压反对派

当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在做,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在做。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也具有一样的性质,只不过其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源不同罢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干预,与政体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而是和国际政治的权力政治逻辑有关联。冷战时期的苏联直接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今天的俄国也仍然在继续干预其周边国家的事务。乌克兰就是典型的例子。面临外部干预的不仅仅是中小国家,很多发展中社会的大国也面临这些情况。今天的俄罗斯本身也是这样。每当选举来临,西方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影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反对派的支持。

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如此。晚清时期的乱局、军阀时期、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斗争、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都有外部力量在背后,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经常“邀请”外国势力干预内政。即使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反对党,外部的影响也很显然。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可以完全隔离外在的影响,中国亦然。可以想象,一旦民主化来临,外部力量必然能够找到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影响内部政治。

民主政治是近现代政治的象征。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具有共同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在非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也是贫穷国家。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要不仍然处于贫穷水平,要不就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高收入社会,除了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外,少而又少,典型的就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日本和“四小龙”在早期发展阶段都走了非西方的道路,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就是形成了东亚模式。这些社会最后是否会步入西方那样的民主,需要观察,但这些社会毕竟已经通过非西方模式,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有很多经济和社会原因,但在政治上说,这些社会都比较整合,有能力和外在世界打交道,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日本战后被美国占领,但日本的政治在自民党下始终是整合的。这种整合政治使得日本更能有效的把“占领”转化成为发展优势。东亚一些社会,在走上了西方式民主之后,也出现了内部政治和社会的分化,既得不到外部的好处,也无法隔离外部因素的对内影响。

总之,对大多数发展中社会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的情况。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为外部干预提供制度条件,而外部干预反过来又促成内部的继续分化和分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些国家很难得到有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乌克兰、埃及、委内瑞拉等等那些明显面临着外国干预的国家的发展,非常值得注意,它们的惨痛教训也是人们必须思考的。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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