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教授在伦敦书展中国发展道路论坛上的发言（2012年4月16日上午）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成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如果你向西方的中国观察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大都会说 No，因为他们相信除了西方民主模式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言。而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Yes，我《中国震撼》一书中相当篇幅都是谈中国模式的。不仅中国在走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都在走自己的路，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
对中国发展道路持否定态度的人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过去20多年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预测，但他们的预测几乎都被证明是错的。他们不停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结果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他们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如何解释这些人预测老是出错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偏见使然，这种偏见使他们无法理性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预测中国。
只要不带意识形态偏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地上过去30多年所发生的大概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5亿多人脱离了贫困。这个事实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正在影响整个世界。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确比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得都要快，世界70%的摆脱贫困都发生在中国。中国比所有其他的经济转型国家发展得都要迅速，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将近20倍，而东欧尽管与中国起点不同，却只增长了一倍。中国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发展得都要好，中国的“发达地区”已经拥有约3亿的人口，这几乎是美国的人口数量。如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发达地区的繁荣程度可以与欧洲南部的发达国家相匹敌，而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能与纽约或伦敦并驾齐驱。
中国自然有自己的很多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解决，但中国总体上的成功是无人可以否定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呢？我想关键是要了解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中国也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5000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 我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就象古罗马帝国没有灭亡，一直存在到今天，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不同的地域、传统、文化都整合在一起，具有超大型的人口，大家都说拉丁语。事实上，汉语起源于商朝，比希腊城邦的出现早1000年，比罗马帝国早1500年。汉语至今仍在被使用，并且在互联网上广为流行。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话，它一定走向分裂和解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综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2012年中国一个春运就有31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无数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自己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大概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型和多向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举世罕见。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稳定优先。
中国坚持把保持国家稳定放在优先地位，因为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不稳定因素比较多，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同时，中国人还有“太平盛世”的传承，只要国家保持稳定，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通过勤劳而逐步致富，实现国富民强。
第二、民生为大。
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才取得了世界扶贫史上罕见的成绩：过去20年，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灭的。
第三、渐进改革。
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不断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
第四、强势政府。
在一个统一的执政党的领导下，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经，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功使西方模式相形见绌。西方模式在消除发展中国家贫困方面实在乏善可陈，而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大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赤贫中，中国模式在扶贫方面的成功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中国模式可能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
第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实现良政善治。我们都知道林肯总统说过“民有、民治、民享”，但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西方民主制度本身面临巨大的危机，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话说，就是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1％有、1％治、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不高，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民治”变成了“钱治”。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探索将鼓励越来越多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选择。
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从一种纵向的世界秩序转向一种横向的世界秩序：在过去的纵向秩序里，西方在财富和思想上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在新的横向秩序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财富和思想上开始越来越与西方平起平坐。这种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