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使命立刻又放到周恩来的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这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全局性任务。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掌握很大力量，是国际间合法的全国政权。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不能不同它进行谈判并取得一定的协议，为此还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中日民族矛盾的急遽激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达成这种协议有了可能。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国民党的统治集团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同共产党打了十年仗，有着长期的反共经验，就是在合作抗日时仍然念念不忘要限制、削弱并准备在将来消灭共产党。这就决定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要求谈判者在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清醒地判别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需要妥协或让步的，并且把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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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九）：西安事变
周恩来在这场谈判中充分展现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达七个月。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本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和六日，毛泽东连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1〕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2〕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编者注）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3〕
二月八日，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平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国民党方面在两党谈判中的代表，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以留在西安的周恩来为谈判代表，后来叶剑英也参加。
西安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在两党敌对已持续十年的状况下，谈判中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周恩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五项原则：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4〕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就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5〕
当时，国民党正在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中共中央已在二月十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和周恩来关于谈判方针的意见，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谈判中的基本指导原则。
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用周恩来的话说：“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7〕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取得这些承认后，迅速实现团结抗日。
二月九日，也就是顾祝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周恩来同他开始举行会谈。十一日、十二日，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会上，抗日派同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冯玉祥等提出了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决议案，没有被通过。会议虽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政策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二十一日，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些用词似乎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细看它的内容，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7〕不管怎么说，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总是又前进了一步。
二月二十六日，张冲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临行时，蒋介石对他说：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8〕周恩来同张冲谈话时，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用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并就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继续同他商谈。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意见逐渐接近。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体已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这便是“三八协议”。
事情在最初一段时间似乎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波折很快就到来了。
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又一起对这些条文作了修改，并由贺衷寒出面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其中提出：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9〕一句话，就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善后事宜中，也将停止进攻河西红军（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西渡黄河而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和红五军共二万余人——编者注）一条删去。
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他着重点明：“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9〕中央书记处在十二日复电：“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电报最后说：“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10〕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同时也表示：我党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
事情至此已很清楚：这些问题不是西安的国民党谈判人员所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1〕
这样，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告一段落。
但是这一段谈判并不是白费的。它使国共两党毕竟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双方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如红军改编成三个师，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等。从三月份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周恩来在三月十四日还同国民党将领、原黄埔军校学生李默庵、关麟征等会晤，他们都向周恩来表示不愿内战。
三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十五条意见先交给蒋介石。
一见蒋介石，周恩来先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他说：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他也表示：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在谈话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先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而他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这样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对于具体问题，他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当蒋介石说到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12〕
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很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一份报告中，周恩来写道：“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12〕
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周恩来曾会见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曾会见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以后，李延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联络各东北救亡团体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发展救亡运动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四月初，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报告，对这次谈判表示满意。会议根据两党谈判以来的情况，讨论了国内形势与党的任务，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党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党在新的环境中应善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式。”会议强调：“我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13〕
关于合作和纲领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拟定一个方案，在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会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商定办法如下：（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以答应赞助蒋为总统。（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五）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12〕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正确说明了抗日和民主运动的关系。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现时的活动中心是“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他着重指出：“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醒，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12〕
对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中共中央都很认真地对待，不仅提出具体方案，对重要细节也都反复推敲。四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七日、二十日就这些问题分别作了讨论。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一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组织上的原则是：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14〕显然，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十分重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问题的。
周恩来在延安一共停留了三个星期。二十五日，他和张云逸等坐一辆卡车，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南下见蒋继续会谈。车上共有三十来人，包括一个警卫班，周恩来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卡车刚离延安六十里路，行驶到劳山附近，突然遭到当地土匪伏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有些随从人员在车上就牺牲了。周恩来不等汽车停住，立刻喊道：快下来，散开，还击！他跳下车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余人牺牲。当附近的红军闻声赶来时，周恩来、张云逸等已突围脱险。脱险后，周恩来仍折回延安。
四月二十六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商议发放本月份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五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六月四日，周恩来到达庐山。八日至十五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也参加了。周恩来先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它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五十二条。他又向蒋介石申述来此以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没有包括蒋介石提出的同他个人合作的问题。
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同在杭州时相比，起了很大变化，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本来，是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这次，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具体的办法是：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15〕
这个办法，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
对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也态度一变，推倒在杭州时作过的许多承诺。他虽表示：在共产党根据以前声明发表宣言后，政府就发表三个师的番号，人数为四万五千人；但在杭州时他曾答应红军改编后可在三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这次却只答应“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15〕并公然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16〕，各边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仍坚持由国民党政府“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对“允许共党适时公开”的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17〕
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并严词驳斥要朱、毛“出洋”的安排。〔17〕双方争执很久，以后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
因此，这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六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又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七月中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七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18〕
这个新方案，尽可能地照顾了蒋介石所提的要求，作了重大让步，而拒绝或限制其中一些极端无理的要求，为以后的谈判打开了通路。
为了使谈判能达成协议，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二日就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指出：惟三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佥认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但蒋介石仍坚持原议。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重，中共中央准备再作让步，同意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以朱德为政治主任。这已是中国共产党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做好准备，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争得，只得在八月一日自行宣布改编。
六月二十六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七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19〕七月四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七日，到达上海。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20〕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在上海会见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准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我们主要要扩大党的政策的影响，团结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艰苦的，不要因一时顺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呼隆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21〕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天，他名义上到黄金大戏院看戏，实际上利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同上层民主人士、统战工作干部会了面。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十三日（或十四日），他和博古、林伯渠就前往庐山。
那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国事的意见。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22〕
为了争取这次会谈能取得进展，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23〕
这次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周、博、林到庐山后，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24〕，蒋介石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16〕
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曾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24〕这次谈判时，蒋介石又改口了。他在七月十四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周恩来自称——编者注）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24〕十七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25〕十八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十二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26〕
由于谈判已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洛甫、毛泽东在七月二十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27〕二十一日，周恩来等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说：“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8〕二十七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三十日，周恩来和博古赶往云阳，安排一、四方面军和七十四师改编事宜。
八月一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第二天，他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四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六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十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冯玉祥和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也纷纷同周、朱、叶会晤。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
对红军参战后的行动方针，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在八月四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去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次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要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各方面的条件都近成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了。但国共谈判的进展却仍不那样顺利。八月十二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周恩来七月间交给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周恩来等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29〕
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十八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九月二十二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对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的作战方针，洛甫、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致电周恩来等提出：“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30〕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进行了反复的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还电告毛泽东等，说南京方面已同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并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31〕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自八月下旬起，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对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在八月十七日电告中共中央：“现已与军何（指何应钦——编者注）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32〕以后，这些人员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执行将当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谈判时，顾祝同已允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陆续增设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机构。
在国民党统治区筹备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七月十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三天，周恩来在上海约见夏衍，对他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33〕接着，周恩来又约见刚在六月出狱的潘梓年，说服潘放弃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建党报的工作。他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同国民党几经磋商，达成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周恩来、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聚集南京，从十月间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来因为上海、南京先后沦陷，筹备工作移到汉口继续进行。
周恩来还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八月十八日，他和叶剑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当天，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营救出来。随后，陶铸、钱瑛等也分批获释出狱。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在上海会见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请他出面来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如边区范围和政府人员、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军政干部等。由于抗日战争形势迅速发展，朱德先回陕北，周恩来也在八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九月中旬又增加博古）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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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经过前后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使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大大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从而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奠定了基础。这种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是得来不易的。由周恩来负责进行的这五次谈判，正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上，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存下来的复杂问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扫清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