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像平地一声春雷那样突然爆发了。
这次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而发动的。他们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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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八）：初到陕北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并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方针就是力争实现联蒋抗日，但面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报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亦讲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在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接着就说：毛主席的报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出发。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现在力量还不大。蒋企图控制各种矛盾而维持他的统治。他现在还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
现在，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了，具体情况一时又不很清楚，应该怎么办？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取的对策。对当前的紧急问题，他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应争取，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应有很正确的组织工作。”〔3〕洛甫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他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4〕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上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在会上所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5〕毛泽东着重强调：应该把抗日援绥（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日本侵略者指挥伪蒙军向我绥远东部发起猛攻。绥远守军在傅作义统率下奋起反击，在二十四日收复日伪重要据点百灵庙。中国共产党发出援绥通电，认为不能坐视绥远局部抗战而不救——编者注）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6〕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7〕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8〕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这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分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举国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他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周恩来将面对的政治局势是那样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
这是一副何等艰巨的重担！
周恩来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十五日清晨，他带领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共十八人，骑着骏马，驰向那时还在民团控制下的延安。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当晚，他们在安塞住了一夜。第二天傍晚赶到延安北门外。当地游击队告诉他们：下午听到过飞机的声音，可能是张学良派来接他们的，因为没有接到，又飞回去了。这时延安城内还驻有民团，他们没有入城。十七日清晨出发，绕过延安城西，到达城南两道川，准备到甘泉的张学良防地坐汽车到西安去。突然天空中又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周恩来立刻写了条子，要张子华以南京来客的身分进城同延安县长交涉，赶往机场。
这架飞机是张学良的专机。张学良还派刘鼎随机来接周恩来。在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认为是同中共中央的看法一致的。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9〕
到西安已是十七日的晚上了，刘鼎先陪他们到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随后就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去见张学良。张学良早在等着周恩来的到来。十二日那天他们虽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张学良对人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10〕所以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那个院子里共有三幢小楼，张学良住在西边一幢，周恩来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东楼。
这时已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了。在这些日子里，局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京政府已对张学良下“讨伐令”，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刘峙已以五个师开进潼关，围华县，进逼渭南。杨虎城部下的冯钦哉师也有叛变的消息。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致蒋、张的信件坐飞机到西安，由张学良陪同见了蒋介石。宋美龄给蒋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11〕这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十七日晨，蒋鼎文带了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手令赴南京。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他送到苏区去；也有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当领袖。
周恩来到西安后的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的意见是，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立刻明确表示同意。他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他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周恩来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到西安后所了解的情况，并说：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2〕这个处置办法当即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由于宋子文即将来西安谈判，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见面当天就一起商定了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12〕他们并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根据这项协议，红军先后进据延安、瓦窑堡、延川、延长等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迁延安），并在西线控制了庆阳、环县、西峰一带。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拜会杨虎城。
因为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的友谊关系，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接着，周恩来向杨说明了昨夜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十分惊奇，因为他原来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蒋，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方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感到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施行报复，不能不有所顾虑。并且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13〕
周恩来对杨虎城的这种顾虑表示理解，并作了解释。他说：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帝国主义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他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虽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14〕
会见时，周恩来还就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达成协议后又曾突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原来内心还存在的一些疙瘩。
会见杨虎城的当天，周恩来再次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15〕他还报告了各省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响。
中共中央接电后，在十九日召开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也就比上一次会议更为明确。会上，毛泽东报告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他强调：“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16〕洛甫在会上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17〕
原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同张、杨会谈后，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对他们分析了形势，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要他们全力以赴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当时西安有十多个群众团体，只有学生会、妇女及教职员联合会中有共产党员。城市工人和近郊农民中都没有党的组织。西安事变后，成立了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从德国归来的共产党员王炳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叮嘱王炳南说：设立民运会这个机构很重要，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要求；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一些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周恩来也做了不少工作。他自己找不少人谈话，还通过别人来做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出现了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扬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等充满狂热的口号。听口气不像是敌人的，但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注意到这个情况，在内部指示查找这个电台。几天后，终于在东北军兵营中找到了。原来是几个参加扣蒋的青年军官在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缴获了这部电台，就自作主张地办起来了。他们以为这是为革命办好事。在周恩来具体指示下，说服了这些青年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了使苏区的对外运输能够畅通，周恩来派人建立起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到延安的交通线，使延安到西安的时间由五六天缩短到二三天，为延安输送了大量粮食、布匹和药品，也使不少进步青年能由这条交通线前往延安。
那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十分关心。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续指责张、杨勾结汪精卫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这更增加张学良的疑虑。他一再询问周恩来这方面的情况。周恩来一时却难以作出具体的回答。因为中共中央虽在西安事变当天中午就把事变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几天又连续将事变真相、性质和中共采取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步骤电告国际，可是，直至周恩来动身去西安前，国际仍无只字答复。到十六日才给中共中央来一个电报，又由于密码差错，完全无法译出。中共中央在十八日去电要求重发。毛泽东十九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说及：“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地确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告诉张学良：“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力量，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18〕二十日，共产国际的来电终于到了。毛泽东当晚八时立刻将电文转告周恩来。它的全文是：“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19〕这些意见，同中共中央原来所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情况那么复杂而且变化多端，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由周恩来亲自处理和解决。他经常彻夜不眠，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从容镇静，办事果断，对工作一丝不苟，事无巨细都认真地研究，及时处理。有些别人没有注意的事，他也注意到了，并努力去解决。他工作效率之高是令人吃惊的。杨虎城对一个共产党员说：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见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却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来人。我想他一定是在看电报的同时就在考虑处理的办法。他办事这样认真细致，令人钦佩。
经过这些天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西安方面明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途径终于打开了。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这是周恩来到西安的第四天。宋子文是南京政府中亲英美派的重要领袖，同亲日派有矛盾，又是蒋介石的妻兄。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来说，自然是一个关系重要的人物。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一是为同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为进一步探明情况。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到他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上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就哭了起来。〔20〕
宋子文到西安时，没想到周恩来已来西安，十分紧张，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21〕和他同来的郭增恺主张他去见周恩来，因为周是个关键人物。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21〕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喜出望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二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22〕
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一起飞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氏兄妹后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23〕他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做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24〕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答应了他这两个条件。
二十三日上午，双方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23〕下午，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天，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他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二十四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三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25〕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近半个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26〕
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会晤，并通过宋子文同蒋约定：晚间在蒋的住处与蒋见面。傍晚七时半，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报告：
“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27〕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很清楚：为了恢复自由，他需要作出一些明确的承诺。但他又不愿多作表示。因此，由宋氏兄妹预先对周恩来说：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恩来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做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请周坐下。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28〕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接着，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编者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29〕谈完这三点后，蒋表示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说：“好，好。”周恩来就辞出。〔28〕
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以上各项，要蒋、宋在二十五日离开西安。张学良同意，并表示愿意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认为在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且不赞成蒋在二十五日就走和由张送去。〔29〕但下一天，局势却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热忱的人，也是一个坦率、直爽的人。但他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容易感情用事，轻率冲动。准备放蒋的消息一传出，西安内部引起很大震动。二十五日一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刻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张学良怕闹出乱子来，也觉得不如把蒋介石早点放走，以免发生意外。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蒋介石临别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9〕他还把答应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30〕在蒋、宋登机起飞时，他也登上自己座机跟着飞去。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的字）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像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30〕
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飞机到洛阳，他就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被扣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遵照执行了。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五十架军用飞机。到南京后，张学良却被软禁起来。十二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悍然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当天，判处他徒刑十年。几天后，又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西安方面最初还希望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到南京后，能在三五天内安全地回来，这时才确知他不能回来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十二个师。他们不仅对“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等承诺食言而肥，并且进一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在南京方面如此横暴的压力面前，西安方面自然不能一味示弱退让，需要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那些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对的复杂问题。周恩来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一月五日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八、九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十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无线电器材等迅速地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开抵的红军，向他们讲明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的开入关中，在各方面引起巨大的兴奋和震动。
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继续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抗日救国的诺言，赞成和支持一切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一月十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31〕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而处理西北善后之令使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他要求蒋介石尽撤入陕甘之兵、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这样，“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他重申：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可是如果有人硬要“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31〕那就只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杨虎城也两次派人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这时西安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内部团结。如果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能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可以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有希望营救张学良恢复自由。
蒋介石向来惯于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以后，他又接连发动政治攻势，分化西安内部。而这时在西安内部，情况确实相当复杂。
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的团结，虽有不同派别，但都能服从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当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以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较低，强烈要求抗日。张学良在时，他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学良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对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存在很大分歧。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助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两军的高级将领，在张杨扣蒋、实行逼蒋抗日、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时，他们能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少数人对联共本有一定的保留，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对两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他们中不少人又有不同程度的动摇。
这样，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西安实际上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针对西安内部这种状况，为了进一步实行分化，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32〕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就更明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作战的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具体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33〕
一月二十日，派去见蒋的代表李志刚回到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没有谈出结果。第二天，请周恩来参加。这次会决定：派李志刚携杨函再飞奉化，接受蒋的甲案，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区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张学良如一时不能回陕请给以名义。红军同意退回陕北。三十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决定采用甲案。
在当时，这仍是一个可行的较好选择。只要三方联合一致，实现这个方案，对西北局势此后的发展是有利的。
这时，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大大活跃起来了。他们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有爱国热忱，对张学良怀着很深的感情，思想比较急进，但有时容易流于偏激。他们认为，无论接受甲案或乙案，张学良都不能回来了。因此，他们自下而上地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杨虎城虽忧虑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又担心中央军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这样，少壮派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坚持和平，而重点是做少壮派的工作。
一月二十七日晚间，少壮派的二十多人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向周恩来请愿。少壮派表示：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说：那样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我们现在不坚持，退兵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他们的理由。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34〕
他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这些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甚至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35〕
少壮派刚走不久，天还没有亮，南汉宸又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三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35〕
三十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所在的三原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36〕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也同意这个方针。
少壮派的活动这时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决议上由到会的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少壮派。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北军的。三十一日晚上，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会议一开始就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36〕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于学忠这才表示：我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他又分析军事形势，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是不利的。他一说，王以哲和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见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最后，他着重地说：“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37〕
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签字。但少壮派仍不甘心，认为这只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于是，不顾大局，决心除掉王、何。二月一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奸”的标语，西安城内的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二月二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公馆里，才没有被害。
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38〕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了，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充满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但周恩来依然那样沉着。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三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39〕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这几天，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在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他们大都又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常常是风云突起，瞬息万变。处理稍一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正在西安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道：“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40〕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谈话是有说服力的，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大局得到维持而不致崩坏，并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但是，“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是难以完全弥补的。西安内部的分化在这以前虽已开始，但还能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的鲁莽行动，就把已有的裂痕完全撕开了，从而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渭南前线的东北军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进入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军长缪征流等纷纷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南京方面也乘机施加压力，改变了原办法，提出一项更不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善后办法。
二月六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了三原。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也全部撤到三原。中共中央在“二二事件”发生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他就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因此，他将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出了西安，要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转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坚持留在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红军办事处。
当时西安的局面十分混乱，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即将开入西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周恩来从容镇静地留在西安，这个事实本身最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表明共产党要求一致抗日的决心，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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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七）：西安事变前后
二月八日，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入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在第二天到西安。国民党的政工特务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长贺衷寒，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这些标语。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十四日，杨虎城也回到西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它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这次事变后，周恩来受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亲身参与这次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