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央红军到达前，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下，陕北和甘东北却能保留下这么一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这是一个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地区，在五卅运动前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三十年代前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先后创立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以后，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大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把原来的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都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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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七）：长征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下，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十八日，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以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军的实力有了很大增强。红十五军团一组成，立即投入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战争。十月初，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同月下旬，又一举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这两个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但当时他们也面对着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随着中央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西北。这年九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部署在陕甘根据地周围的军队有张学良部东北军，有杨虎城部十七路军，有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等部，还有中央军系统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第三次“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九月中旬，第三次“围剿”开始了，它的规模比以往历次“围剿”大得多。“进剿”军虽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受到两次沉重的打击，但“围剿”没有被粉碎，仍在继续进行。第二，根据地内部在政策方面产生了“左”倾错误。更不幸的是，九月下旬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开始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原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很多干部和群众愤懑不平，使根据地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正在这个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十一月三日，中央常委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下寺湾听取赶来迎接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汇报后，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名义，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他并建议：现在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较为适当，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再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名义。政治局还确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第一方面军政委；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由组织局负责。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去。
同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次日，他们率领第一军团南下。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同十五军团会合。两个军团会合后，立刻拟定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有如一个口袋，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第二天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下去。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镇子。牛元峰率领一个多营逃到镇东头一个小寨里顽抗。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在回忆中说：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讯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一气追了二十五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1〕
这次歼灭战消灭敌军一○九师全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完全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入侵的各路敌军纷纷退却。这就最后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象，使根据地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因此盛赞这次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2〕
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内的“肃反”，中共中央在听取郭洪涛、聂洪钧汇报时就觉察到有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他们在洛甫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在当月释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直罗镇战役后，周恩来率总部工作人员先行，在十二月八日回到中共中央移驻的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他一一接见被错捕后释放的同志，首先找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3〕中共中央很快分配刘志丹担任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对其他被错捕的同志，也召开座谈会，一一分配了他们的工作。
周恩来这时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还负责后方供应、军需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天气已近隆冬，不少指战员还没有穿上棉衣，有的甚至仍穿着短裤。因此，冬装问题是部队急迫需要解决的大事。周恩来回瓦窑堡后，立刻找来副参谋长张云逸、中央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和西北军委供给部部长白如冰开会，当场决定三件事：第一，两个供给部合并成为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叶季壮任部长，白如冰任副部长。第二，清理陕北供给部库存的物资。周恩来说：“二十六、二十七军原在陕北，困难较少。二十五军九月份来陕北，该补充的也补充了。这次补充的重点是中央红军。要赶快清点现有多少布、棉花，计算一下能做多少套冬装和鞋袜。”第三，加强军需工厂的建设。〔4〕陕北的瓦窑堡原有兵工厂、造币厂、炸弹厂，清涧有修械厂、被服厂，但技术力量不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虽丢弃了机器，但保存下不少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分配这些干部到工厂去工作，就使原有的兵工厂、被服厂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总供给部又发动妇女赶制冬装。在短短十几天内，使每个战士都穿上棉衣，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很多是回民。周恩来十分注意正确处理红军同回民的关系。红军刚进入甘南时，他就来到前卫连，嘱咐在那里的一营营长侯礼祥：“我们现在经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是回族地区，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对付敌人，一方面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对身边的警卫员，他也常常叮嘱他们：“回民同胞的风俗习惯与我们汉族不一样，我们是工农红军，一定要注意影响，遵守纪律。”〔6〕到陕北后，他仍一直很注意这个问题。
就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政治上妥善处理了内部的错误“肃反”，克服了危机，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机构；在经济上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这就有了一个相对安定而稳固的根据地。
有这样一个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个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脱离原有的根据地，打的一直是无后方的仗，没有可靠的给养来源，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伤病员更难安置，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情况又变了。有这样一个新的起点，红军就能在历史舞台上再演出一出出新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陕甘根据地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以后，中共中央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呢？
第一，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改变了领导，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拯救了革命。但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加上战争形势紧迫，会议没有在这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后虽没有发生大的争论，但认识上一直存在着差别。因此，刚到陕北，周恩来十一月三日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但那时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二天就上前线去，中央机关正向瓦窑堡转移，这次会又延搁下来了。直罗镇战役后，第三次“围剿”已被粉碎，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召开这次会议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二，红军长征以来，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很大。一九三五年，风云突变。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四省后，在这一年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内地。国难深重，使整个中国为之震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热潮。红军到达陕北后，主要的对手是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这支军队内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怎样对待他们的这种要求，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陕北苏区所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课题。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六日，洛甫在瓦窑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讨论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形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和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已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它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来。
第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这年八月一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详细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十一月中旬，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恢复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间中断一年多的联系。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二十八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这些，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的准备。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七日上午，会议开始举行。
会上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指出，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四十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着重指出：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的方向。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根据会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拟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
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博古引经据典地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进行了反驳。
会议在二十五日通过了洛甫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7〕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说：现在一切抗日斗争，都应有共产党在那里领导；就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也应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无论哪一条战线上，都要无孔不入地去做工作。他还谈到：考虑到中国地区广大，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又不平衡，党在有些地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地区还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党生活，因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指导工作。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红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党的干部大多随红军行动。“中国红军不仅成为革命的领导与组织者，而且是党组织的恢复者。”报告强调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要求改变对成份的机械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长期斗争中选择干部。〔8〕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党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在瓦窑堡会议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抗日战争做了直接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在东北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
东北军是当时“围剿”陕甘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但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也产生影响。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痛苦地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不经抵抗便失去东北四省，受到举国上下的唾骂。东北军流落关内，在“剿共”战争中屡受重创，又遭受蒋介石的冷遇。这些都促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对做东北军的工作十分重视。瓦窑堡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部署东征时，决定政治局随军行动，留周恩来、博古、邓发三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后方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后方工作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对东北军的工作。这样，东征的红军才能消除后顾之忧。
这个工作从哪里着手？这时一个机会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多月后，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刻同意他的要求。
高福源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到张学良。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9〕一月十六日，高福源回到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二十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三小时商谈。张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二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二月二十日由毛泽东率领进入山西。二十五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三月四日，张学良到洛川。五日凌晨，在同李克农会谈时，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电中共中央报告，并请示行动。当天得到中央复电，同意谈判结果，并要他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报告。
为什么要他到山西报告？因为毛泽东、洛甫等这时都随军东征在山西前线，而周恩来等也在三月初渡河前往石楼准备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克农在十六日赶到石楼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
这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西安同杨虎城密谈后，也经瓦窑堡来到石楼，向中央报告。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南汉宸在一九三一年担任过他的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正在天津的南汉宸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建议双方合作。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商谈合作抗日。同月下旬，王世英又经南汉宸介绍去见杨虎城，并同杨虎城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
这样，中共中央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联络渠道都正式打通了。周恩来同张学良会晤的时间，经联系后确定在四月间进行。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前线举行，到二十七日才结束。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二、目前战略方针；三、同张杨的谈判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充分肯定瓦窑堡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他说：现在政治上的基本任务是发动并准备组织抗日战争。这和在江西时的情形根本不同：那时要冲破“围剿”才谈得上抗日；现在一方面军已处在华北这个焦点上，要实际地进行抗日战争。具体任务有三个：第一，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方向基本向东。这不是一下子就同日本决战，而是要有阵地、有后方地作战。第二，组织全国抗日运动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正确应用统一战线，应该把上层和下层配合起来进行，并注意到国际的联合。关于党内问题，他强调应求得一致，首先要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束缚在过去的范围中。〔10〕
四月初，周恩来、博古等回到瓦窑堡。四月七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向延安进发。四月九日晚，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同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他们谈得很坦率，也很融洽。对谈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周恩来第二天致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11〕
会谈中，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也要靠蒋，故处在苦闷中。他说：对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蒋抗日。同时，也承认蒋的左右有很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极矛盾。如果蒋真降日，他就辞职而另干。他认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在四个多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四时才结束。四月十三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刚到张学良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刘鼎也随同回来。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十四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12〕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蒋介石派了十万大军分两路开入山西，支援阎锡山。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从四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五月五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13〕
七月八日，周恩来从安塞到谭家营陕北省委去。途中在百家坪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描述了他初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
周恩来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帮助他具体安排了活动日程。斯诺继续描写道：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4〕
送走斯诺后，周恩来来到谭家营，在那里先后召开东线军政干部会议和陕北省委会议，部署了东线的工作，并到各地进行检查，然后回到保安。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对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发言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为很好的模范”。〔15〕并说：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周恩来还建议：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把上层同下层严格分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并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由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多是东北军，白军工作仍是以东北军工作为主。
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渐次成熟了。
在与张、杨的联络取得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通。
为什么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又会同共产党秘密谈判呢？这和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的急遽恶化直接有关。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上层中便开始出现亲日和反日的分歧，最初反日还是少数人所持的看法。但日本侵略势力实在太咄咄逼人了，到一九三五年出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时，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在国民党上层中也逐渐形成比较广泛的舆论。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仍高唱“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也说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16〕一九三六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蒋介石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7〕
这样，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蒋介石开始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这种试探，是通过多种渠道同时并进的：
一九三五年底，蒋介石派他的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陈立夫在第二年春天带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达德国。但蒋介石又认为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命令陈立夫回国在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一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18〕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于五月前后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系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也设法找寻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亲信、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曾养甫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19〕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同一些进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从两个途径进行了试探：一个是经同国民党元老覃振相熟的进步学者翦伯赞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到南京来同曾养甫见面。吕振羽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北平的地下党有联系。他到南京的商谈，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领导下进行的。谌小岑的另一个途径是经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的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但吕振羽也好，张子华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最早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的是宋庆龄。一九三六年一月，宋庆龄在上海请以牧师身分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到她家里，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旅途的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也介绍张子华与董同行。〔20〕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进入苏区需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那时，李克农还没有到洛川同王以哲会谈。张学良派人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21〕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这时，洛甫、毛泽东还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并准备前往山西参加会议。留在瓦窑堡的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三月四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22〕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董健吾南返后，张子华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他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王世英向中央报告同杨虎城谈判情况时，也报告了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洽谈的情况。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南京政府这些新的动向作出这样的分析：由于日本侵略者总是前进，这就更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23〕
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这里所说的各党各派已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五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24〕
这时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六月间，控制广东的陈济棠和控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把他们的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对立。七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5〕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的谈判中，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第一次表现出有所改变的迹象。
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宣传“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随着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随着蒋介石对抗日态度的逐渐发生变化，对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新的考虑。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八月八日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这也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作出决断。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周恩来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他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26〕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所说现在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他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27〕二十五日，根据会议的精神，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八月二十七日，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三十一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28〕九月一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张子华——编者注）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编者注）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也是在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29〕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西安事变时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九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三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对的新问题。洛甫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主张“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提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30〕他说：我们要扩大党的组织，但不能使我们的党变为抗日党。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指出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他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31〕周恩来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他说：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把蒋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他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着。察看他向着哪个方向动摇？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周恩来在发言中认为，现在应将苏维埃改为民主共和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他认为这是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政府，是走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道路；不同意有的同志认为的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他回顾历史，认为要记取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留下的教训，强调：建立统一战线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随时进行友谊的批评。特别是，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认为是民族的党。〔32〕十七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但是，长期以来的国共对立要得到和平解决谈何容易。正当事情仿佛顺利进行的时候，局势突然又出现了曲折。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再次企图依仗武力解决西北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33〕二十四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继续商谈。
蒋介石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为共产党已处于困难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十月八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34〕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35〕二十一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36〕
潘汉年于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这时的态度也变了。他称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宣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他并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陈立夫急忙转换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37〕十一月二十一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以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他虽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三千改为三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指令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38〕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这时离西安事变的发生，相隔只有几天了。
在局势发展中出现这样一些曲折是不奇怪的。蒋介石后来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39〕这一点，周恩来已看透了。他在一九四五年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40〕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自然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一年的接触毕竟为日后的国共合作打下了一些基础，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了准备。
西安事变前夜另一件大事是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巴西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后，中共中央曾多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北上。张国焘仍坚持错误，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掉头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但以后一年间的事实却是：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在各方面都蓬勃发展，取得有声有色的成绩；而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一直困处于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民族之间存在隔阂的边僻地区，部队由开始南下时的十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处境日益窘迫。北上和南下，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不满增长起来。原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一直大义凛然地坚持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中共中央获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接着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被迫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准备北上，并于六月六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七月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合编为第二方面军。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张浩、彭德怀已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41〕张国焘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红一方面军主力也由彭德怀率领向南推进，占领甘南的会宁城、将台堡等要点，进行策应。十月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离西安事变的发生只有一个多月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这时会师，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他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当时，蒋介石正集中五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对红军进攻，又令马步青、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想乘红军立足未稳，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之际，一举给红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敌情是严重的。当地物资又十分缺乏。更困难的是，由于张国焘的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心怀叵测。处理上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周恩来从容沉着地在十八日来到河连湾。他在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热情地欢迎张国焘和留在左路军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的朱德总司令，向他们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介绍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说到：听了周恩来的介绍，“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42〕在河连湾，周恩来还见到分手多年的老战友贺龙。
他花时间更多的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是到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有几点：第一，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并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第二，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第三，介绍形势。说明东北军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同红军联合，一致对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现在主力红军到了陕北，离抗日前线很近，要准备抗日。周恩来这些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和战士仍遭受张国焘的残酷迫害。廖承志就是一个，他被开除党籍后给关押着。周恩来一路上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后说：这下可有希望了。张国焘立刻下令把他秘密杀害。因此，周恩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格外谨慎。一天，他在往豫旺堡的路上，刚好劈面遇上被押送的廖承志。廖承志后来写道：
“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43〕
对部队的给养问题，周恩来九月间就在保安召集会议，决定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将后勤机关继续西移，派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白如冰到环县、洪德前线；并确定：红军供给的重点是二、四方面军。因此，二、四方面军一到陕甘根据地，很快就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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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六）：奠基西北
战局这时也在迅速发展着。国民党军队正分几路进犯，其中的主力是胡宗南的第一军。他们自恃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孤军深入。十一月十九日清晨，周恩来赶到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部署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第二天，胡宗南部右路第七十八师大部进入山城堡地区。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两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发动猛烈的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敌一个多旅。余敌仓皇西撤。张国焘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44〕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又赴这一带的各县巡视，并继续看望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然后于十二月一日回到保安。根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七日扩大组织，有委员二十三人，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从中央红军初到陕北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其间只有一年时间，但整个局势在这一年中已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地位，为迎接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