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走上长征的道路。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五月，六届五中全会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博古、李德从前方回到瑞金，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长征的准备便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了。七月，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中革军委又命令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1〕但最初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这次战略转移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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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出发，成立了一个三人团。这个三人团主要从事转移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当时决定：主力西征，留下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率领红军一万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1〕陈毅当时负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难以随军长征。他在十月九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2〕
邓颖超那时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她在行动前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向周恩来谈到：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长征。周恩来出发时，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是他的全部家当。
当时，敌人在红军前进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十月二十一日晚，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减慢了。国民党方面的湘军和粤军乘机从两侧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红一军团命令红一师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在十一月十一日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前进，动作要快，不得延误。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他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李聚奎正有些顾虑：部队撤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最后怎样收拢这些部队。周恩来看出来了，笑着向他解释：“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接替你们，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4〕接着，周恩来提前三天，在十一月八日赶到作为先头团的一师三团。当时担任团的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休，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了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十一月十五日，主力红军在良口、宜章之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接着转入广西北部。前面就是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
这时曾经出现过一个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这个良机是由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造成的。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桂系军阀白崇禧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突然在二十一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急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是，由于红军转移时随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军委纵队到二十九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先头部队为了掩护后续部队，付出巨大的牺牲。直到十二月一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主力红军才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由于突破了湘江封锁线，红军终于跳出敌军的重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在这里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但精锐主力大体上是冲出来了。
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军计划，准备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无异于带领中央红军全部主力往敌人预先张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也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博古、李德那时因军事的失利而灰心丧气。聂荣臻说过：过湘江后，“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6〕这样，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十二月十二日，在通道举行一次临时会议，参加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虽然李德仍坚持朝二、六军团的方向北进，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周恩来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十五日，攻克黎平。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基本一致，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们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因此，在这个危急时刻和随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能同毛泽东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很自然的。
通道会议虽然决定了红军改向贵州西进，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十二月十七、十八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7〕会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说：“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8〕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9〕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编者注）。”〔10〕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11〕
贵州的天气常被人称为“天无三日晴”。在向遵义进军的途中，天总是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周恩来和大家一样，手里拄着一根棍子，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冒雨行军。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平，一个坡接着一个坡。下坡时，稍不小心，便要滑倒，人人都弄得满身是泥。
一月七日，红军占领贵州的第二大城——遵义。九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接着，在遵义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12〕周恩来还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现在留下一份他在一月十三日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电文是：“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13〕
遵义会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反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报告后，洛甫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的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陈云当时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4〕这个月的月底，当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5〕显然，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取得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4〕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以后，又争论起来。特别是对仗如何打法产生了分歧。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于是，建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当时担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道：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他们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我带的是个小部队，只能打游击，他就叫我们打游击，不给我们硬仗打，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完成。副主席了解部队水平到什么程度？比如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你这回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我们军团长罗炳辉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有时还没有及时掌握，就曾给副主席问住过。以后我们知道‘胡子’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问我们几个师、团人数及装备状况等。”“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16〕
那时候，敌军重兵云集贵州，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月二日，红军逼近贵阳。蒋介石急令各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四月八日，红军主力又突然急转向南，然后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一下把国民党重兵甩在身后。周恩来以后回忆这一段经过：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17〕
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前锋直指云南省会昆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急忙调集原在滇北等地的部队回援昆明，削弱了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红军主力又突然急转北向，在五月三日至九日间，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从此，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区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过江后，在会理休息五天。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前一时期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当时因为战斗紧张，不可能展开争论。到会理休整期间，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会上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18〕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五月二十四日，先锋部队抢占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但只找到一条小船，渡过去一个团。大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以两天时间赶完三百四十里行程，经过激烈战斗，在二十九日抢占泸定桥，胜利地强渡了汹涌咆哮的大渡河。
周恩来总是这样：情况越紧张，他越沉着，越冷静。当部队向泸定桥急进时，周恩来在队伍中步行前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下着倾盆大雨，路很滑，衣服早被雨水、汗水湿透，寒风一吹，冻得人直打冷颤。周恩来从容地同周围人边走边谈，讲到蒋介石希望红军像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石达开那样覆灭在大渡河边，他的这个梦想是不会实现的。泸定桥是一条铁索桥，桥上只有一些临时铺搭得不够牢固的木板。周恩来告诉大家：“过桥的时候要小心，眼睛要看对岸，不要向下看。”〔19〕他迈着平稳的步子走过去。过桥后，他又叮嘱后卫部队：泸定桥不能破坏。
接着，红军又翻越了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五千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步行爬山，边走边嘱咐：千万不要在山上休息，走不动了要一个拽着一个走。鼓励大家以顽强的毅力翻过这座白雪覆盖的高山。
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到达达维附近，同从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西来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十六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见到了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二十五日，在两河口举行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大会。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几万人，为粉碎敌人进攻、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
在两河口会议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他先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他的结论是：懋、松、理这块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去“川陕甘”。他对周围的形势进一步作了分析：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20〕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在到达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不要因而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洛甫等十三人相继发言。周恩来作结论。他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20〕
六月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并且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北上还是南下，这是当时的斗争焦点。《决定》中作为主要危险批评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的是当时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由于惧怕敌人的强大兵力，一再坚持南下（四）川（西）康或西向青（海）新（疆）的退却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后，他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21〕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兵力比红一方面军多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后却处处作梗，暗中仍酝酿南下四川、西康。
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天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会后一方面军立即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大小打鼓山等雪山，于七月十六日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却拒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
不仅如此，他还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个“组织问题”。张国焘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接着，陈昌浩又向中央建议以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张国焘要挟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在同毛泽东商议后，把他原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周仍担任军委副主席）。七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熟悉工作以前，仍暂时帮助他。二十一日，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对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在发言中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他再次对松潘战役作了部署。而张国焘因为害怕同胡宗南部作战，对松潘战役的计划存有顾虑，并将命令中的“进攻”松潘改为“佯攻”，〔21〕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部相策应，而懋功地区又被敌人所占领。毛儿盖是个小平坝，地势高，森林多，人口少，粮食缺乏，难以久驻。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失去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为了摆脱这种危局，中央军委于八月三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四十里的沙窝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并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行为和对红军团结的破坏活动，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22〕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为了照顾团结，会议同意在组织上作一些适当调整，陈昌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委。
在毛儿盖，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周恩来嘱咐调去工作的干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做好两军的团结。”
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在八月上旬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向阿坝地区开进。总司令部（包括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随左路军行动。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后折向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共同向甘南进军。
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
长征以来，周恩来的工作是特别忙碌的。杨尚昆回忆说：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23〕
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要打瞌睡，容易摔下来，只能步行。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忙完，常是下半夜了。刚睡下，来了情况，又得把他叫醒处理。有一次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同意，就退出来。第二天，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就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喊得坐起来，才算叫醒。在长征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到毛儿盖前他已有病。到毛儿盖后，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
这次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排脓。但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六十里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
长征开始后，邓颖超因患肺结核，吐血，编入休养连行动，一直没有同周恩来在一起。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他们连队，周围的同志看到了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那时没有时间剃胡须，胡须既长且黑，大家就叫他“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只能谈上三言两语又走了。一次国民党飞机轰炸，休养连死伤十几人，周恩来在半夜赶来看望，同邓颖超也只谈了几分钟话就分手。这时，因为周恩来病势沉重，才把邓颖超接来。周恩来一直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了点稻草睡。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看看，结果找到一百七十多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从早上十时敷到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逐渐清醒，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烧也慢慢退下来了。周恩来这时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感到有点意外，问她什么时候来的。〔24〕
周围的局势那样紧急，已不能再等待了。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刚苏醒过来，就给一、三军团去电，要他们坚决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在七天至十天内离班佑北上。二十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儿盖开会，毛泽东作了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逼向西。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决定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他还指出在目前将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极其不利的。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他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怎么办？彭德怀十分焦急。他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说了一个字：“抬！”他嘱咐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最后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向草地进发。〔25〕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
这是多么艰难的行程啊！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甚至会被泥潭吞没，献出生命。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身体无力，体质都已相当虚弱。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在行军中，有一天行进到半途，天忽然降大雨，邓颖超为了要赶上周恩来，一下陷入沼泽。她不敢再动，等了很久，后面又来了人，才把她慢慢地拉出来，大半个身子都沾满了泥水，加上大雨，全身都湿透了。
三军团走了六天六夜，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不少战士在途中倒下了。九月四日，周恩来致电聂荣臻、林彪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并嘱咐一军团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26〕
经过千辛万苦，越过草地，就把原来尾追堵截的敌军又甩开了。右路军在班佑、巴西、阿西一带休整几天，筹集粮食，恢复体力，等候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又传来了：张国焘借口河水陡涨和缺乏粮食，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便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他们一度到过墨洼，张国焘又借口葛曲河水上涨，退回阿坝。于是，随右路军行动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在周恩来住处举行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北上。九月八日，周恩来等七人致电张国焘：“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27〕张国焘不但不听，反又在九月九日密电陈昌浩，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21〕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当即在周恩来住处开会。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由毛泽东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行动方针。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会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俄界迅速北上。这时，这一带的敌军只有鲁大昌一个师。九月十七日，北上红军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是这样迅速北上，等国民党的胡宗南、朱绍良、马步芳等部把腊子口和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加筑碉堡，北上红军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突破腊子口后，北上红军就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挥兵东向，在第二天乘胜占领哈达铺。部队在哈达铺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就在这里，得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提出要到陕北去。二十七日占领榜罗镇后，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正式决定去陕北。
延伸阅读
胜利已经在望了！在继续前进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高采烈。有人忽然说到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要是还活着，同我们一起到陕北有多好呀！这一说，大家都沉默下来。周恩来也收起笑容，沉痛地说：“是呀，我们是有许多很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他停了一下，接着就斩钉截铁地说：“但是，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28〕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北上红军到达吴起镇，受到陕甘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