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搭乘的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走，不能在大海里航行，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船走了几天，才到汕头。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一条主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三四个月前，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做了准备。到汕头后，他又重新化装，装扮成一个画相先生，由交通员萧桂昌护送，坐火车到潮安，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再换小木船，中途在清溪上岸，到大埔交通站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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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到进入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在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见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十二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两天后到合溪。然后，进入上杭县境。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汀（旧称汀州），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周恩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州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1〕他在长汀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长汀县委的领导人员开会，作了八个小时的报告，对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苏区”这个名称的出现还没有多久。它是以朱毛红军开辟的赣南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为什么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呢？这同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日益重视直接有关。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讲到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设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性时说道：以前“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2〕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写道：“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３〕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根据地，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是众所公认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自然以设在这里为宜。这样，它就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周恩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工作，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在很早以前就决定了。一九三○年九月的三中全会结束后第二天，在九月二十九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周恩来、项英等去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但那时中央机构本身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使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只能由项英先去，暂代书记（以后曾由毛泽东代理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四中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在三月四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于四月初到瑞金。
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局面已取得巨大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使敌人被迫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时间没有能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十二月十四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该路军总参谋长、秘密的共产党员赵博生和当时还没有入党的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增加了一支重要力量。这两个胜利，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在赣南，已跨有十八个县的范围，其中包括八个全县（兴国、于都、寻乌、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面积纵三百七十余公里、横二百七十公里，居民有二百四十五万人以上。在闽西，以长汀县城为中心，跨有长汀、上杭、武平、永定等县的范围。赣南和闽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已完全联系起来，打成一片。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大部分被拔除，豪绅地主武装基本被消灭。土地革命已普遍展开。地主土地被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热烈拥护苏维埃政府，踊跃参军。主力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这三个军团，约六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等，还有民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在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所属部队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周恩来当选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大会并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但如果看一看苏区的周围，局势依然是严峻的，仍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国民党军队的新的“围剿”正在酝酿和策划中。苏区内部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苏区中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不少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的对象，牵连的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它的后果十分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弄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
周恩来在上海时就焦虑地注视着这个问题。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富田事变问题时说过：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八月三十日，他听取从中央苏区前来的欧阳钦的报告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将AB团扩大化了”。〔4〕
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前往长汀的途中给中央政治局写的信中说：我进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会民主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5〕他曾向一个红军团长询问“AB团”的情况。那个团长回答：过去据说有“六千AB团”，有很多是“并未完全审问清楚，但因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6〕这“不得已”三个字使周恩来十分愤慨。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那封信中痛心地写道：“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指“社会民主党”——编者注）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6〕
到长汀后，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旁边的人向她介绍他是谁以后，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斗争土豪劣绅，成份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7〕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已成为革命根据地各方面工作发展的严重障碍。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闽西的工作确有相当成绩，“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因此，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党的根本任务”。〔1〕
由于当时在中央苏区已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便成为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到瑞金后不久，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它一开始就说：“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决议案虽仍认为过去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但着重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指出了它所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决议案还指出：在一个时期内肃反的组织竟不受当地党和政权的指导，成为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从而强调：“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8〕
这次会议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那时放在中央苏区面前的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仍是军事问题。下一步军事行动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提到了苏区中央局的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在内外各种矛盾的逼迫下，蒋介石在十二月十五日宣告下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队又直接在蒋介石统治中心的江浙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向上海大举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奋起抗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暂时移往洛阳。三月一日，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国难越来越深重了。彭德怀在《自述》中正确地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9〕
但是，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10〕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更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11〕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赣州。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仍不同意。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守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于是，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继续着一九三一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地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进（途）。”根据这个训令，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二月三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这次战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赣州的敌方守军原来估计只有八千人，事实上却有一万八千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而攻城的红三军团却只有一万四千人。赣州的地势又易守难攻。它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自然难以攻克。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了重大牺牲，仍没有能把城打开。赣州又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三月初，敌方援军——陈诚部主力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这两个师的兵力约二万人。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克，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正当赣州激战时，国民党特务机构采取卑劣的手段，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交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与国内其他报纸，在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间刊出，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这种伪造的伎俩是拙劣的，《启事》称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具名却只有“伍豪”一人，而周恩来这时根本不在上海，早已到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上海散发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传单，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又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来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申报馆不肯刊登。几经交涉，才用申报馆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12〕这是一种曲折的辟谣方式。处理过这件事的陈云后来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13〕接着，党又设法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14〕巴和是担任《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使用的一个别名。这一启事的公开刊登，在社会上进一步澄清了问题。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于二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5〕
赣州撤围后，红军集结在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周恩来赶到前方，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等都出席了。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城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此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后，彭德怀率领三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称为西路军；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分，率领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称为东路军。
福建是当时敌人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三月三十日，毛泽东从长汀致电周恩来，主张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说明漳州的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四月一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的计划，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第二天，东路军立刻掉头南下，经龙岩直插漳州城郊。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占漳州。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翦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怀部西路军在湘赣边区也扩军四十个营。五月三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局的电报中对这次军事行动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16〕
但正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对这种状况却十分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要求苏区中央局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他们在四月十四日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错误地指责：“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17〕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经过讨论，接受临时中央的批评。但临时中央还认为不够，在二十日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指示电，再次提出批评，并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18〕在临时中央催逼下，三十日，周恩来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检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
这时战争形势也有一些变化。五月下旬，敌方陈济棠部两个师从广东北上，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另以一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使赣南根据地受到巨大威胁。同时又得到消息：国民党政府已令有较强战斗力的十九路军开赴福建。于是，东路军在六月初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六月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七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中旬，他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并在十七日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红军的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随后，第一、第五军团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径地区，七月上旬同粤军在水口地区遭遇，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击溃粤军二十个团。当时担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20〕这次战役的缺点是：因兵力不够集中，成了同敌人拼消耗，没有能大量歼灭敌军。当红三军团赶到水口时，双方都已退出战斗。随后，一、三、五军团在赣粤边界的信丰、南雄一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于月底前渡赣江北返。
在这段连续作战的日子里，邓颖超到了中央苏区。在五月一日到达长汀，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邓颖超到了后方瑞金。在瑞金，她带病坚持工作，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的秘书长。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又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在一度下野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淞沪权益的停战协定。这样，他们又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向红军进攻。六月十六日，蒋介石调集大约五十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们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从全国范围来看，苏区的形势显然比前一阶段大大吃紧了。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分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七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七月二十五日，正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21〕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他在这封信中还谈到：池江、水口两次战役虽胜，但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22〕
八月初，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一、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二、对红军进行整编。八月八日，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红一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命令后，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周恩来随军行动。红军连续行军一星期，于八月十五日开抵同敌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对方还毫未察觉。第二天，红军出敌不意，突然发动攻击。十七日攻占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二十四日，周恩来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有三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情况，红军当机立断地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他们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23〕
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并且指责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24〕“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25〕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共同看法：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26〕
第二天，周恩来又从宁都致电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27〕
对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周、毛、朱、王也分别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从而种下了宁都会议的根子。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认为这对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28〕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因为中央局严厉指责他们不能同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相呼应，他们在复电中痛切地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9〕二十九日，中央局回电，蛮横地断言：“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30〕
矛盾已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开，这便是宁都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有些与会人的话来说，叫做：“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虽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个：“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31〕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32〕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33〕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尊重。几乎和宁都会议同时，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指责。博古发言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传达临时中央的指示。〔34〕
十月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35〕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仍列三个人的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并在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36〕到二十六日，才由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后，朱德、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果断地决定：乘敌方部署未定的时候，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十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二日，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十一月间，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在此期间，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连续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指出：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地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37〕十二月中旬，临时中央来电，重新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城。十六日，周恩来在复电中再次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我们正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38〕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十二月下旬，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困守南城、南丰的机会，在红一方面军进行战前的整顿改编和军事训练，准备迎接新的大战的到来。
正当宁都会议前后那些日子里，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下，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先后退出了原有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九月底，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编而成）退出了洪湖根据地，转向大洪山地区。接着，又向湘鄂边界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十月十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围，经鄂北、豫西，于十一月到达陕南地区。于是，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进入又一个阶段：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
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的序幕就要揭开了。
十二月三十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分兵三路：左路军蔡廷锴指挥在福建的六个师一个旅；右路军余汉谋指挥在广东的六个师一个旅；中路军陈诚指挥十二师。左路的蔡廷锴和右路的余汉谋都是粤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围剿”的态度都不积极，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进犯的主力是陈诚担任总指挥的中路军，兵力十六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红军参战的是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五万多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红军的决策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
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周恩来参加了。二日，他和朱德随军出发。五日、六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八日、九日，又在浒湾同敌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四千人，缴枪四千支。战斗结束后，周恩来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抚州等北线敌军出动增援或进攻红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本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但又遭到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他们害怕作战地区离根据地稍远，于红军不利；又怕主力北上后，敌人大举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无法抵御。在中央局一再催促下，一方面军只得在把赣东北的红十军接应过信江后，撤离浒湾、金溪地区。
同周恩来的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作战方针的重点却是要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同志，要求以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强调其中“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电文并以警告的口吻说：“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39〕周恩来接电后，仍然认为强攻南丰是不利的，在二十六日复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认为原定计划“并无错误”，“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40〕第二天，再电指出：“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并说：“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41〕三十日，他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提出攻城的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他“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并申述说：“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42〕
这个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宁都会议那场争论的直接继续。
这时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锣鼓已越敲越紧了。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抵南昌。第二天发表演说，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43〕宣扬“攘外必须安内”。三十一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二月六日，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立行营。大战已迫在眉睫。
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充分的讨论。由于蒋介石已增调部队作出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二月三日，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明“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至于“具体布置，似宜属之前方”。〔44〕但中央局仍寸步不让，于次日复电：“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说：根据临时中央指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布署。”〔45〕
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容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二月七日，周恩来不能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强袭不成，“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46〕同天，他再电苏区中央局表示：为着寻求机会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47〕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48〕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理。周恩来、朱德只得在九日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十二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对红军的强攻南丰，陈诚立刻作出反应：一面命令南丰守军敌第八师六个团据城坚守，一面急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增援，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朱德在敌情的这一变化面前，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二月十三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南丰工事险要，我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而敌军六个师已分三路前来增援。报告说：“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49〕从十四日开始，他们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并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将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向这一方向吸引；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战斗正是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的。二月二十六日，原驻乐安的敌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伪装主力的那部分红军的行动所吸引，跟随着向东推进，准备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在行军中，它的右侧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同天，周恩来、朱德命令红军主力冒着连日阴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地东进。二十七日下午一时，敌军这两个师分别进入山高林密、道路艰险的红军伏击圈内。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军这两个师几乎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陈时骥都成为俘虏。红军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胜利。
黄陂战役一打响，敌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而红军主力又于三月一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周恩来又命红军一部分兵力向广昌开进。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红军一部的佯动，又使他们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在三月中旬改变部署，将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以六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一个师加强前梯队。三月二十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百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九师还在东陂。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这时刚好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集结在敌军侧翼的红军主力，已秘密接近草台冈地区。周恩来、朱德抓住战机，立刻签署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0〕三月二十一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突然向敌第十一师出击。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崇山峻岭间进行白刃相接的肉搏战，致使敌军的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持续到下午一时，终于将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歼灭。第二天，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
黄陂和草台冈这两个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至此，陈诚再也支持不住了，只能改取守势，指挥“进剿”军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的司令部很长时间设在建宁。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生活十分简单。他当年的警卫员郭应春回忆说：
“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朴素。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灰毛毯。后来缴到敌人的毯子，才发给他一条红色的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房里墙上挂着缴来的敌人的军事地图。这房子里很空，什么也没有。我们到外面搬来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上课用的矮桌子，还有几张南方的矮凳子。”“桌上放的油灯，点的食油。食油本来困难，一人五钱油，还要省下来点灯。这灯是竹筒做的，上面放着瓦油盏，装了油，放着灯芯。周副主席端灯看地图时，有盏马灯。因为煤油更少，平时屋里都不点。”“我们洗面没有什么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有时用破布抹一抹，有时用手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常常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51〕
就是在这样简朴的司令部里，周恩来、朱德以他们高度的智慧，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领导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配了不少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它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在到达中央苏区后的两年多中，周恩来比较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高度集中化。他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他一直强调要“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并且解释说：“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52〕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这时敌人在对苏区的作战中越来越多地依靠要塞作为支点。对敌军的这种要塞应该怎样办？周恩来既批评了那种以为在要塞空隙中不能作战、因而主张专打要塞的观点，也批评了那种认为攻打要塞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不打要塞的观点。他认为，“在敌人依靠要塞做支点”的情况下，我们在要塞的间隙中“多争取一分群众，多赤化一个地方，多组织一个游击队，敌人即多受一分威胁。以赤色包围城市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我红军由间隙中出击，使敌人（要塞）失其支点的作用”。〔53〕
他认为，除了正规红军以外，还要充分发挥红色游击队的作用。主张：积极挺进游击队，或破坏敌人围攻线，到敌侧后方去发动群众斗争，瓦解敌军；截断敌之交通，劫夺其辎重，扰乱其后方地方武装，在各个战线上去组织小战斗，以便红军主力攻击敌人一点，各个消灭敌人。他认为：不仅在苏区与敌人决战，并要能在边界与敌人的侧后方去积极战斗，这才能调动敌人，使敌人不敢深入。
周恩来十分重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他主张：必须有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充分的阶级教育，来提高红军战士的革命热忱与阶级自觉。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至十三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于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54〕报告论述了运用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执行命令的各项措施，强调了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的重要性。
他要求红军严格遵守纪律，指出：“工农红军必须在一切行动的纪律上，使群众认识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才能取得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爱戴，而竭诚来拥护。”“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是战胜阶级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55〕
他对方面军进行了集中的训练和改编，并认为：红军的军事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实际战斗中，其次则利用战斗间断及配置后方的一瞬间，来实施训练和讲评。
为了加强红军的统一指挥，他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他要求使电台工作更加健全起来，重视电台工作人员，“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重要，重要！”对赣东北、闽北等处，都新配置了电台，并送去密码。他和朱德还发布了《保护我军文件、电台机密的几项规定》。
他要求加强侦察工作，整理各级侦察队，开办间谍班。指出：“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因此它是司令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56〕
他还提出了加强后勤支援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在战争沿线有得力干部主持区委、区政府与训练赤卫军。在这些要道左右三四十里，须预先选择可以存储粮食、农具、耕牛的偏僻山寨或村庄，准备随时可以撤移。他要求重视对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并提倡用合作社等方式做好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
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为了推行“左”的政策，他们错误地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犯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在苏区各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五月八日，根据临时中央提议，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的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并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这个职务由项英代理。这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了。
接着，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存在了。六月上旬，周恩来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在会上作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并强调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会后，同朱德一起返回前方。
六月十三日，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是一份很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它批评红一方面军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的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并且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57〕周恩来同朱德在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局，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58〕同天，他又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他们对前方的指责，说：“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略（斗）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59〕二十三日，在接到中共中央局上一天来电严厉斥责后，复电中共中央局，一面表示“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并立即执行”；一面仍提出：“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金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解释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所愿意也。”〔60〕但这样的提议仍遭中共中央局拒绝。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61〕其结果，就是将第一方面军分为两路：一、五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置于无用之地；以第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计划经清流、归化地区折向北上将乐、邵武，进入赣东北，再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周恩来不能不执行上述决定，但仍提出：清流、将乐、邵武城的地形都是“易守难攻”，而移驻福建的十九路军的守城能力又强，因此，东方军不宜在攻城上多耗时日。
红军分兵两路，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准备进犯的各路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构筑堡垒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集结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经过陆续增调，达到五十万人。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大战已一触即发。
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并提出了“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62〕等口号。八月五日，周恩来在第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要求“中央红军应该紧密的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常胜的英勇精神，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强调要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63〕创造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十二日，他同朱德一起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64〕
这时，一件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虽奉国民党政府之命，移师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它的广大将士是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宣言的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就是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陈公培）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
十九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他们所控制的福建正同中央苏区接壤。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结盟，不仅可以立刻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在九月二十二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鉴于形势发生的变化，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提出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一月，仍未攻克，而北线敌情已日益严重，必须迅速结束在东方的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65〕第二天，他又再次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歼敌一部，赶早北上。”〔66〕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于九月间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李德是怎样一个人？他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越狱后逃往苏联，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67〕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虽还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比以往四次更大。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人。由于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及时北上，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在二十八日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时，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这时，红军同十九路军的联络仍在继续进行。十月初，吴明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二十六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相互间的敌对行动，临时划界而治；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蒋介石不得不将原来用于进犯苏区的主力部队转向福建进攻。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二十四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截击敌行动部队。闽北游击队也应相应采取行动。同天，周恩来又向中共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要求以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由于周恩来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无权决定，只能在报告中希望中央早作决定。
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它以支援。在周恩来要求侧击攻闽蒋军的第二天，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说：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这样，周恩来原来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社论，没有把福建人民政府看作抗日同盟者，而是错误地指责：“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68〕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说：“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69〕周恩来提出的侧击入闽敌军的建议也遭到拒绝。十二月二日，军委电朱德、周恩来：只可袭击敌人在运动中的单独部队，“不大过一团或一旅的侧翼”。〔70〕十三日，军委又作出决定并电告朱德、周恩来，将红军主力西调，由一军团、三军团组成西方军，去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一带地区的敌人堡垒线，而不去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已使周恩来在前线无法正常地工作了。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愤慨地指出：由于中央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71〕这个电报更加触怒了那时的中共中央。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二十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周恩来等从前方返回瑞金。二月三日，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与闻。但在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举行的五中全会上，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新设立的书记处的书记。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孤立无援，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于一月下半月遭到失败。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不仅丧失了有利时机，并且使自己也陷于孤立的境地。当福建人民政府十分危急时，周恩来、朱德刚从前方回到瑞金。周恩来通知第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去瑞金，要第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截击蒋军，并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过，只拦击了一个尾巴，无法扭转整个局势。〔72〕这样，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
福建事变被镇压下去后，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再次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他们的进攻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是：自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四月中旬，敌军集中了十一个师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他们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博古和李德到前线后，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民党军队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从四月十日起打了十八天，红军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广昌已难以继续坚守。周恩来在四月二十七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在我主力受到较大损伤，而在广昌支点直接作战又无把握时，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表示：“最后决心由你们下。”〔73〕第二天，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继续进行防御。
七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经过调整部署，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六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红军虽然杀伤敌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八月三十一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红军突围转移已成势所难免。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不能参与重大决策。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74〕那时对博古、李德的一些错误决定，周恩来不能不服从并组织实施。他还在《红星报》上发表过宣传消耗战的文章。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很苦闷，但仍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当广昌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到那里去。周恩来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去。临行前，周恩来同程子华就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谈了话。程子华后来回忆道：
“周副主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他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延伸阅读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第二年九月，红二十五军经陕南到达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就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红军力量，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在过去提出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76〕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广东的陈济棠在七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十月五日，朱德、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举行密谈。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77〕陈济棠的这两个师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他们向潘汉年、何长工表示：中国再打内战就要亡国了，蒋介石收拾了红军就要收拾他们。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二十公里。这就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