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只是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那么，新的革命浪潮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它没有具体回答，在当时也难以回答，因为这需要根据主客观条件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这样一来，新的革命高潮是否将要或已经到来的问题就经常萦绕在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的头脑中。他们那时对中国的实际国情、特别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仍然认识不足，一般说来，总是以急切的心情期望着新的革命高潮能够早日到来。当一九二八年革命浪潮明显低落的困难时期，当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党内的思想还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从而停止了十一月会议确定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以争取群众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一当客观形势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特别是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内战爆发后，工农红军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党内不少干部又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作出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重新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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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四）：在中共中央工作
这种“左”的倾向的抬头，同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直接有关。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次全会。库西宁在会上所作报告说：“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化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1〕全会还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
在这一年内，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党发来四封指示信。本来，中国党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继续反“左”，而国际这四封信却是着重反右，它所提出的各项政策都偏“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的第四封信。它一开始就危言耸听地说道：“中国最近的事实，使我们不能等待你们方面关于现在条件之下中国党的路线和行动的消息，就要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现时局的估量，而给你们预先的指示，说明中国党的重要的任务。”它对中国国内形势的估计同六大时相比显然有了很大变化，作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论断：“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从这种判断出发，他们提出：“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2〕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给了中国党以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还缺乏清楚的认识，由于长期以来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作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许多人对“左”的思想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起，开始认为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显然是受到共产国际二月来信要求反“右倾”的影响。这年十二月八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提出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战争与军阀战争的总路线”，〔3〕不仅要求加重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并且提出准备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等以前没有提出过的重大行动。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最严重的问题”。〔4〕一九三○年一月十一日，政治局又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要求全党按照国际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规定“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5〕二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国民党各统治集团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形势与战略策略问题”。李立三在报告中认为：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也给了周恩来很大影响。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二月八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时，周恩来发言说：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会议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决议案。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决议认为，国际这个指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但同时也写道：“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6〕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他在发言中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形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他还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这些口号显然是不正确的。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这便是二月二十六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这个《通告》的基调是向“左”的倾向发展。它写道：“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7〕《通告》要求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但中共中央内部在认识上仍是有差别的。周恩来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形势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南京路举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的示威游行，周恩来、李维汉亲临现场观察并指挥。这种做法不适当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显然是“左”的冒险行为。而在五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说：“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的开展，一步步走到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以后就是革命高潮的前夜。”〔8〕以后，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十一月三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说：“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的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的）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这一点要求你们特别注意”。〔9〕在江苏省的党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说：“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10〕对七十号通告中所说“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他不久后也解释道：“当然，这还是说不平衡发展仍然存在，不过说明他有这趋势。”〔11〕
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中，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到来，只是要“准备”和“促进”它的到来。李立三后来却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从而很快把全国武装暴动提到行动日程上来。这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在第二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后，也谈到他同李立三之间的争论：“如我在去年便两次提出反主要的危险右倾，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高潮问题，在江苏代表会上，在中央政治局，我都主张照国际的解释，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关于纠正同志错误，我曾多次反对以派别观念解决问题。”〔12〕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也说到：“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13〕这是周恩来后来能很快站在反立三路线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九三○年三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去？原因是它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一九二七年冬罗米那兹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在中国一直没有派正式代表。一九二九年春夏间，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不同：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之后去同他们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八月中旬，共产国际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信到达中国。远东局认为，因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反对；主张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写上党纲。周恩来认为：将带封建性、地主性的富农与资产阶级性的富农分开来看，这不是中国的事实，其实许多富农是兼有这两种性质的。他批评远东局是按照俄国的土地关系来解释，将农村主要矛盾改成地主和资产阶级性的富农在一边，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出发点。周恩来将这些争论情况在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在这前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分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以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双方也发生了争论。远东局说：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中共中央的代表解释说：农民自己要游击战争。他们又说：党要教育农民。在有些问题上，远东局是对的。如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当然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远东局不同意。双方这样长期在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自然严重地妨碍了工作的进行。
矛盾的激化是在这年的十二月初。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而通过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在决议案的中国问题部分中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的错误，主要有三点：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有动摇。这件事给中共中央的震动很大。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不同意远东局这个决议案，希望他们再作一个决议案加以纠正。并且反过来认为远东局本身有着一贯的右倾错误，如放松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向忠发在会上还愤愤不平地说：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特别注意许多小的问题，不注意侧重在政治上的指导，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摘中央。
会后，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三人去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连开了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谈得很僵。远东局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并且说：“这一决议是对国际的，给中国党看是礼貌。”他们抓住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说：“这就是说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要求中共中央解除项英的职务。〔14〕这样，双方的争执已难以解决。十二月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只有派人到共产国际去，向国际报告。这以后，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又多次同远东局讨论，仍然没有结果。三月三日，周恩来没有出席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上留下一条：“冠生（周恩来的化名——编者注）病入院。决：准假两月。”事实上，他并没有因病住院。看来，这时他已动身去莫斯科了。
周恩来这次出国，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过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假的，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轮船于四月间到达欧洲，再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的时候，他应德共《红旗报》的约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署名陈光（译音）。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15〕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发表后，很多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15〕五月间，周恩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当周恩来离国以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都发生重要的变化。
一九三○年五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开始了酝酿已久、历时七个月的空前规模的军阀战争。为了应付这场战争，双方都全力以赴，投入前方作战的兵力共达一百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却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了。
周恩来去莫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事事依靠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周恩来离国前夕，中共中央曾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二日决定由向忠发、罗登贤、关向应、任弼时四人重组组织局，以向忠发为主任；军事部与军委合一，不归组织局领导，而直归政治局，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担任军委常委。十七日，又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三月三日因周恩来离国，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周恩来离国后，李立三就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
李立三从党内早已存在的那种“左”倾急性病出发，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从而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五月十五日，他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六月九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为内容的长篇报告。劈头就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他说：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直接革命是什么？就是暴动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16〕而最有可能首先爆发这种革命高潮的地方，便是上海或武汉。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接下去又将掀动世界革命的高潮。
六月十一日，政治局根据李立三这个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强调：在革命急剧发展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地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17〕决议还宣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由于这个决议的通过，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便在中共中央内部取得了统治地位。
远东局看到这个决议案后，不同意发出。对李立三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这一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的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二十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以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呢？”〔18〕信中并指出：决议的第三部分“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远东局是对的。李立三却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19〕决议还是发下去了。对这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内一部分实际工作者是有所抵制的，却被斥为“右倾”。
这时，周恩来仍在莫斯科。七月五日，他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他说：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此时中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他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20〕十六日，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21〕当时，由于上海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信联系不便，周恩来并不了解国内当时的情况，但他的这些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大约在这个月的下旬，他会见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斯大林这时和一九二八年时不同，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在国内，党内的“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七月十三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十六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这封信并请“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22〕二十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又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紧接着全国革命高潮。”〔23〕二十二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称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动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二十七日，红军第三军团一度乘虚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以为他的策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国际来电。李立三首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李立三强调：“我们如用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他进一步谈了全国武装暴动的部署，并提出：“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应很快的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24〕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25〕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李立三的发言，“完全是根据实际问题上来作答复。这许多实际问题都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他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26〕
八月三日，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是“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李立三又作了长篇发言，进一步谈了全国工作布置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27〕。会上决定在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要求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会上强调了反对“右倾”的问题。向忠发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28〕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29〕还有人说：“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然是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就是同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30〕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共产国际这时还没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希望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七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由周恩来首先作报告。瞿秋白、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作结论时说：“现在是革命高潮日在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二十三日，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次强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31〕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后，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八月十九日到达上海。
周恩来一回到上海，李立三和向忠发立刻找他提出质问。他们接连进行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二十二日那次会上，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在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说：
“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32〕
指出这一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几年来，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前此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就周恩来的报告进行讨论。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心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33〕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34〕二十五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长沙得而复失。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错误。九月八日，再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35〕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议“在苏区党中必须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群众的工作”，并对全国工作的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由于湖北问题是立三路线对全国工作部署的重点所在，九月上旬，他为中共中央接连起草并发出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九月一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这封信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36〕九月四日的信上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他强调：“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弄清。”“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37〕
九月九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38〕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在九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宣读了《中央工作大纲》，获得通过。会上酝酿了在三中全会上补选政治局成员的问题，决定补选毛泽东、李维汉、顾顺章、温裕成四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经过这样的酝酿和准备，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和各地区、各单位代表二十二人。会议共开了五天。
列席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39〕
九月二十四日全会开幕的那天，先由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他全面分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他在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主张：“中共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报告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40〕，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报告讲到“中央过去计划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受到国际反对”）；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等。周恩来报告后，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
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三中全会上又作了组织报告，说明全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由二中全会时的约七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其中大多数在苏维埃区域。报告强调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41〕
第二天，会议在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补选中央委员会成员、改选政治局后闭幕。会上补选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中央候补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等。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被重新选入政治局和朱德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因他们远处苏区而不能立刻在中央起明显的作用，但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有着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中全会结束的下一天，举行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强调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关于全国工作布置，在组（织）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42〕他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三十日，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提出“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要求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同志关系，在红军中废除“官”与“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挥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43〕报告认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会议还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十月三日，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十七日，政治局会议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这次会上还讨论了《苏区工作计划》。二十九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红军一、三军团前委信，指出不要再为打长沙或南昌而争吵，甚至发生分兵行动，强调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44〕并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书记，朱德为一、三集团军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全国准备暴动响应的计划已经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由于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已不再实行，中央和地方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已经撤销，党、团、工会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大多并没有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而是周恩来、瞿秋白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各地党组织也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采取措施，纠正“左”倾的盲动错误。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说：“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省委决定派人到外县去停止执行立三路线的暴动计划。我被派去常州、宜兴、镇江、苏州一带传达。我跑了几个地方后，更感到李立三盲动主义对全国形势的估计和组织暴动、总起义是没有客观基础的，是错误的。我遇到几位县委书记，都表示赞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他们说，敌人控制很严，暴动本来就搞不起来，也应该吸取教训。”〔45〕
三中全会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它把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这当然是不够的，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它继续强调“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错误地批判了曾正确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但总的说来，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可是，情况却发生了陡然的变化。
十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信。这封信的一开始还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接着，信里作出一个三中全会以前国际并不曾提过的新的论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因此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46〕这个结论和三中全会的论述显然不同。
为什么周恩来、瞿秋白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只把它看作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呢？除了他们对李立三的错误认识不足以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历史上很少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他们当时认为：李立三虽有错误，但不能同六大以来整个党的路线混同起来，中央路线跟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们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温和的。甚至到八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个基调来说的。后来共产国际看到李立三八月一日和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性质升了级，三中全会也随着被国际指责为“调和主义”了。
使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是，当他们还没有接到共产国际这封信、并不知道国际认为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路线、也不知道国际对三中全会提出严重批评的时候，一九二九年四月从莫斯科回国的、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已通过其他留苏学生的归国，在十月底先知道了。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王明、博古等虽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并因而受到了处分，但那只是些理论概念上的争论。三中全会时，他们对全会的报告都表示同意。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他们到苏区去参加实际工作，他们也表示接受，准备前往。一听到国际来信的消息，认为这是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机会，就不肯走了，并把消息在底下广泛传播。不仅在中央机关传，而且在上海的党的机关内传，还传到其他地方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十一月十三日，王明和博古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中共中央当时还不知道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借口。接着，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领导同志维它（指瞿秋白——编者注）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47〕
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起来，认为党已经临到八七紧急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在九月一日一次谈话会上尖锐地批评“立三主义”的错误：一、忽视不平衡的发展；二、忽视主观力量；三、忽视阶级力量的对比。他的正确批评在会上受到了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几天后又开始对他进行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没有为他平反，反而又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对他同情，强烈要求改组中央。此外还有一批人是长期以来对中央心存不满的，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一次召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特别是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这对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中央直到十一月十六日才收到国际的十月来信。十八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很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曾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明显而深刻。”“对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觉应遵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的停滞。因此此信只能发到积极干部中去，中央加一简要的说明。”“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48〕
十一月二十二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上次政（治）局已表示同意国际指示，认为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他强调：“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49〕这样来回答反对三中全会的人们。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的十月来信，并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政治局把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称作“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并认为：李立三和赞成过他的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而党目前又正处在很困难的时候，因而“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对这个问题“只限于解释工作”。〔50〕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并着重分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
对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十二月六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周恩来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51〕
可是，王明等这时已觉得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倒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这时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十二月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分秘密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王明等和罗章龙、徐锡根等，但拒绝会见何孟雄。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并且严厉指责了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直接出面干预，提出指责，使本已十分困难的中共中央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52〕十六日，政治局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同时也取消过去对何孟雄的处分）。但这样还不行。政治局经过两次讨论后，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发出中央紧急通告（即第九十六号通告）。这个通告，在米夫的压力下，不仅继续承认立三路线一度统治着全党，而且对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也作了全盘的自我否定。它说：“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并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紧急通告中还表示：为了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要发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并“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53〕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事实上已陷于瘫痪，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但王明和罗章龙等并不就此罢休，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等对九十六号通告仍采取否定态度，坚持撤换中央领导，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王明等在同米夫商议后，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他们改变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后中央的旗子完全抢到他们手中。
这时米夫出来讲话了。他说已报告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召开紧急会议，并由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米夫还提议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三中全会后一度改称江南省委）书记。政治局没有完全接受，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决定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还决定将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瞿秋白、周恩来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该团结各方面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他们又提了何孟雄。这些都被米夫拒绝。他们两人还对三中全会以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提出自己应退出政治局。米夫因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的表现早有不满，就确定排除瞿秋白，保留周恩来。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54〕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这次中央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向忠发宣布开会时说：这次会议“是在远东局指导之下召集的”。〔55〕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作出决定的地位。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会议一开始，罗章龙等反对举行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围绕会议的性质和议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际代表宣布，四中全会已得共产国际来电批准，停止了这个争论。会上，向忠发作政治报告；经讨论后，由国际代表作结论；然后进行改选。国际代表在讲话中批评三中全会“接受立三路线”，“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并且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56〕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同时仍坦率地针对当时党面对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谈了他的忧虑，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说：“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立三路线是涣散了党的，现在正要加紧的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57〕对自己，他没有作什么辩解，并印发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注明：“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58〕
会议通过了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曾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
四中全会上强调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会后，决定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在当时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四中全会期间，他和瞿秋白两人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由于十八人不同意，只有六人同意，才没有被通过。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来到中国，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面前，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心情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在这时对党是罪恶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决计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59〕。尽管他自己还没有被不少同志所谅解，但他不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但是，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罗章龙、王克全仍然没有理睬，不向党作出回答。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由于采取了这种坚决的措施，党内局势稍稍稳定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风波，出现过严重的分歧和纠纷，但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纠正错误。这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段时间内，十分不幸的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因被叛徒出卖，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二月七日英勇牺牲。周恩来十分悲痛，在党的秘密报纸《群众日报》上写了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沉痛地悼念他们。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依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的繁重的日常工作。王明公然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60〕。由于米夫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留在中国，支持王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然拼命地工作，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消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
一月十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三十日，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三十一日，常委讨论分工时，明确周恩来负责军委和苏区的工作。他在这次会上说：现在与苏区的道路已通，必须迅速进去。这样，在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
这时，红军和苏区的局面已有很大的发展。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几天，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取得歼敌近两个师的重大胜利。紧接着，敌人又暗中筹划并准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一月间，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在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通告中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苏区与红军的存在”“将更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通告》尽管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不适当地提到“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但又写道：“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并提出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情况下应注意“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和“应当更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问题。〔61〕
三月二日，也就是第二次“围剿”发动前将近一个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等的信。信中根据中央掌握的谍报材料，通报了第二次“围剿”的几个特点：第一，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这次进攻时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第二，为了改正第一次进攻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第三，“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周恩来在发信前，又添写了重要的一段：
“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62〕
对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他也给了许多具体指示。
赣东北根据地在方志敏等领导下，一九三○年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成立了红十军和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四个师、三万多兵力的第一次“围剿”，正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周恩来在他二月十九日起草的《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面对着优势敌人的红军，在农民游击战争的配合下，用各种方法“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63〕
对贺龙等领导下的湘鄂西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从一九三一年初发动第一期“围剿”，攻占了监利、沔阳、潜江地区的大片土地，局势是严峻的。周恩来在三月十日起草的《给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那种“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的错误观念，要求他们树立“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并说到这里受着敌人五六个师以上兵力的“围剿”，要反对“冒进政策”，也要反对“逃跑主义”。“在湘鄂西要特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各个击破敌人”，“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的硬拼”。“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现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64〕
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这时在曾中生等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的双桥镇战斗中，全歼来犯敌军主力，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炮十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说：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的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他还谈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暂时军事联盟，打击主要的敌人。”〔65〕
可是，这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敌人的破坏而更加恶化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也就是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那便是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的工人，这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因远在武汉，中共中央没有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中共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而要在敌人的统治下迅速从事大规模疏散的任务自然十分艰巨，时间又如此紧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危急关头，不仅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并且总能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果断地采取行动。他没有浪费掉一点时间，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聂荣臻后来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39〕在顾顺章指引下，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结果却一一扑空。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在这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工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四人，总书记仍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都很少进行。为此，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仍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指出：“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66〕
可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新的打击接着又来到了。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后，形势更趋紧张。因为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要出去活动。六月二十一日，向忠发擅自外出，并且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被人认出而遭敌人逮捕。周恩来立刻组织人营救，但向忠发被捕后，就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敌人派人去搜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敌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家守候。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不久，中央决定他停止工作，等候转移，但周恩来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八月三十日，他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67〕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工作指导中的“左”的错误。
这时，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随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九月下半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于九月十八日突然以武力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周恩来虽处在严格隐蔽、准备撤退的情况，仍密切关心着时局的发展，并写过几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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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反对本本主义
十月中旬，王明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十二月上旬，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中央苏区）。据送他离开上海的黄平回忆：
“他当时住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大概是烟纸杂货店，夜晚看不清楚）楼上。”“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放汕头，我不能确定，但决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68〕
这样，三十三岁的周恩来告别了他从一九二七年起长达四年（两次去苏联的时间包括在内）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他久已向往的新的天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