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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主再一次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当然，这次的热点不再是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反，这次人们热烈讨论的是民主所面临的危机。西方的一些政策和新闻杂志如《美国利益》、《外交政策》和《经济学人》等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只要看看作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标题，就会大概知道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民主的衰落”（decline of democracy）、“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的回撤”（democracy in retreat）、“民主的倒退”（democratic reversal），等等。

     的确，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民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表现为不同形式。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产生于西方，自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展。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且不说在西方内部，民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变革，民主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扩张的过程更是充满戏剧性，不乏期待和欢乐，也不乏暴力和血腥。无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正在民主化的国家，还是那些还没有民主但在追求民主的国家，都必须思考今天民主所面临的问题。

民主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危机呢？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述，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诊断今天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

    简单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普遍呈现出一种现象，就是两个极端现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公众对民主的冷漠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例如，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民众并不认为民主与自身利益有很高的相关性。但社会的激进化则是最近的发展。西方社会在1960年代，社会曾经出现激进化，但此后社会就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很长时间里，激进化一直被视为是非西方世界发展中社会的现象。最近西方社会的激进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

    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民主的主要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有名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那是指早期精英民主时代。在当代的大众民主中，人们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很多学者，包括亨廷顿和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都把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最渴望和追求自由、并且也有能力去追求自由的阶层。但现在的情况与这些学者的的期望刚好相反，中产阶级似乎不再渴望和追求自由了。当然，在这个背后，人们更需要提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到哪里去了？

不过，民主与政治参与之间始终是有矛盾的。民主需要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民主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没有这种热情，表明他们没有政治参与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冷漠是民主的敌人。不过，如果政治参与过度，民主又会发生危机。西方社会在1960和1970年代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过度参与危机。如果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政治，就会使得民主制度负担过重。

但是，光强调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远远不够。政治冷漠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光看到民众的政治冷漠，就很难找到西方民主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实际上，在政治冷漠的同时，西方民主也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激进化，那就是“街头斗争”。民众选择街头斗争这种形式，而非正常的、制度化的途径（例如参加选举）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因素是民众不再相信这些既定的制度参与途径，仍然具有能力解决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他们要另辟途径。历史地看，街头斗争是一种很古老的参与形式。

    在非西方社会，民主的情况更为糟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要不已经失去了其进步的动力，要不已经沦落为政客操纵的民粹主义。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推翻了旧政权之后，便挟持了民主，试图重新把国家转型为宗教政治。在泰国，民主不仅没有使得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更加整合；相反，民主在有效地分化着社会，使得国家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俄国，尽管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多党制、选举等西方界定为民主的东西，但实际的人权在恶化。在乌克兰，民主只是腐败寡头政治的轮流执政，与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分裂的政治力量更使得国家面临外力的干预，导致国家的分裂。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非西方，很难找到几个运作良好的民主。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民主还继续在非西方扩张，或者说民主仍然是非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或者价值，从而出现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泛民主主义。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在进行政治建设或者改革时，会缺失“民主”这个概念，大家都认为需要民主，也相信自己在追求民主；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民主快速扩散，就是民主的“劣质化”。所有这些社会只有西方式民主的表象，而没有西方式民主的实质。

不过，人们应当意识到，民主的回撤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民主无论在西方内部的扩散，还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的扩散，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亨廷顿在讨论“民主的第三波”的时候，已经讨论到民主的“倒退”问题。所有客观的学者，从来没有认为民主扩散的必然性。在讨论民主时，很多学者都会讨论到民主的“倒退”问题。只有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

    民主的“倒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根据亨廷顿的看法，近代民主从开始到20世纪末已经经历了三波。所谓的三“波”，是带一种大海潮汐的意味，浪潮来的时候，许多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潮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又回复到专制的状态。

    亨廷顿所划分的三波潮汐，大致如下：第一波，从1828年到1926年，是一个长波，至1922年到1942而倒退；第二波，从1943年到1962年，是一个短波，至1958年到1975年倒退；第三波，就是亨廷顿写作时所发生的，高潮是苏联解体所带动的全球性民主化运动。如果根据亨廷顿的意思，人们可以把现在的民主危机视为民主的“倒退期”。

不管怎样，今天的民主政治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这些威胁也导致了“民主的倒退”。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指向了如下几个主要威胁。

   第一个威胁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拟民主”（imitation democracy），也就是说，非西方社会的新兴民主中，“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越来越多。非西方社会的这些“非自由主义民主”，威胁着西方真正的民主。在这些“非自由主义民主”中，很多国家使用民主的制度和话语，来维持实际上的统治者个人权力或者统治集团的权力。

    第二，西方民主更面临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这里，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是主要原因。历史上看，民主社会一般也是富裕社会，民主是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逻辑就是，“要富裕，找民主”。但中国的实践则很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即使没有民主，同样可以致富，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致富。中国模式因此可以表述为“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这种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仍然处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之于西方民主的威胁在于，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

    对西方民主的第三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本身，也就是原来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衰落。主要在于，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上面所讨论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当然，中产阶级问题只是表象，西方民主衰落具有很深刻的的根源）。

    第四个威胁来自西方国家无能无力把其价值观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指的是民主扩散过程的政治动力危机。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为推动的过程，其中西方政府的推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各国总是能够把其民主价值和其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冷战期间和之后，或者说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前和之后，西方国家能够把外交政策和其价值观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并不总是成功的。

    实际上，西方民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苏联共产主义存在的时代，西方视共产主义为大敌，西方文明之下的国家能够团结起来，聚焦于其民主价值，使用各种方式来扩散其民主的力量。二战之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迅速在非西方世界扩散，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分不开。但今天的西方已经对价值外交力不从心了。例如，一直致力于推动西方民主全球化的美国，现在已经变成更加“内向型”了。美国侵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仅是为了反恐，也是为了推行民主，但现在尽管那里的民主没有一线巩固的希望，但美国由于国力的衰退，努力想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同样的原因，美国不愿意有力干预叙利亚，对乌克兰局势一筹莫展等等。一旦当西方民主的“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的时候，不仅西方的输出过程没有了动力，而且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民主的第五个威胁来自对民主的简化。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民主越来越简化成为选举。选举本来就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民主还有比选举更重要的要素，例如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等等。但现在的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价值观和法治。“没有选举，便没有民主”，这是西方的信念，因此西方不仅仅自己注重选举，而且还大力在非西方国家推行选举，似乎一旦有了选举，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是民主的。同样，这也是非西方的信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争取民主者，无一不是把选举作为目标的。但正是这种简约，使得民主失去了其传统的核心价值，成为政治人物获取权力的唯一工具。

    当然，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远远不止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可的。不难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因素，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即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散过程的问题。对西方学者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所做的分析，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如果人们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民主问题，的确可以促成和深化人们对21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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