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伪民国23年），以倒卖开滦煤炭起家的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老板刘鸿生，兼并了7家火柴厂后，一跃成为“中国火柴大王”，年产火柴15万箱，资本365万银元。照片为1938年该公司旗下的上海荧昌火柴厂。这就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民族工业代表企业，仍是以手工作业为主。由于国内化学工业发展迟缓，生产火柴所需的石腊、赤磷、白药、胶粉、手摇排梗机等原料设备主要从上海、香港等口岸进口。当时日本火柴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才使国产火柴有了发展空间，“洋火”的俗称一直流传到解放后。1927年南京国民党集团掌权。1928年由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营重工业”为主，发展国防军事工业的计划。但是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1928-1933年)等人反对发展重化工业。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亏本的生意，需要大量财政补贴，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鼓励民间资本，引进外资，由中国发展轻工业，再用轻工产品去换取欧美国家的军火机器。在这种一厢情愿的政策下，国民党政府走上了吸收苏联、德国军事援助，组建德械师的歪路。一边是有识之士在喊“实业救国”，一边国民党政府却无所作为。而同时期的日本，在举全国之力发展军事工业。抗战爆发后，德国站在日本一边，谁给你提供国防武器呢？【抗战爆发前，反倒是阎锡山、陈济棠、刘湘等地方军阀，建了一些军工企业，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工署接管。国民党时期经营的军事工业,主要家底都是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地方军阀手里接收来的企业——这样不费力气。】
相关阅读
1934年前后，上海市肇家浜和蕃瓜弄的棚户贫民区。肇嘉浜本来是条臭水沟，1931年江淮水灾后，安徽、苏北等地难民逃荒来沪，在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环境污秽不堪、蚊蝇滋生、臭不可闻。能供浜畔居民饮水的仅有2个自来水龙头，全都把持在流氓恶霸手里。每逢盛夏，普惠堂能收到大量尸体。直至1947年，肇嘉浜两岸有8000余人居住在棚户区，成了旧上海最大的水畔棚户区（1954年肇嘉浜进行棚户区改造，填平了肇嘉浜。）蕃瓜弄位于上海闸北区中部，是旧上海典型的棚户区（就像北京的龙须沟）。1931年江淮水灾后大量难民逃入上海，形成棚户区，生活条件极差，人口集中垃圾成堆，水塘成了臭水坑，夏天蚊蝇肆虐令人乍舌。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以失败收场。1949年后闸北开始改造工程，1960年由建筑工程部向中央打报告，解决城市住宅问题。蕃瓜弄棚户区开始拆迁，改造成了住宅新村，是上海市内第一个5层楼的居民新村。张爱玲、王安忆、程乃珊笔下的旧上海，只看到灯红酒绿、繁华优雅的上流社会，棚户区不是她们关心的对象。
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周恩来，这是中共早期的核心领导层，均为苏联回国人员。1931年在米夫的扶植下，王明、博古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把持中共领导层。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实际成为最高领导人，在苏联遥控指挥负责领导上海临时中央的博古。在1931年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江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张闻天、夏曦等苏联留学生回国，又被推至中共高层，发动了新一波苏式左倾运动，其中夏曦肃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组织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红军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建议撤销毛泽东的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担任，后在周力挺下才得以通过。战役开始后，苏区中央局与在前线指挥的毛泽东等人产生分歧。10月3日召开宁都会议，项英、顾作霖等人声讨毛泽东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问题。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批准毛泽东请假调回后方养病。第四次反围剿在朱德、周恩来采取运动游击战的策略下获得了胜利。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被迫迁至江西瑞金，博古等人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先集中11个师进攻江西广昌（瑞金以北115公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此时红军指挥权名义上由朱德、周恩来领导，但实际被博古和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控制。博古、李德调动红军9个师主力，采用阵地战、消耗战，与国民党军血战18天。结果红军伤亡5093人，毙伤俘敌仅2626人。4月28日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后蒋介石调集主力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形势恶化。
1934年5月，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实施战略转移，同时报请共产国际得到批准。1934年6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领导红军转移。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落实军事计划。由于共产国际的因素，李德享有最高军事指挥权。进入7月，国民党军调集31个师分六路进攻中央苏区，博古、李德等人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抗”的战略，结果全线溃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8.6万人，带上文件、辎重、机器、锅碗瓢盆，开始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去湘鄂西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行前临时中央先派熟悉地形的毛泽东，去于都查探地形。结果毛泽东发高烧，经傅连暲赶去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此后两个月队伍翻越崇山峻岭，向瑞金以西突击520公里（直线距离），突破国民党军三道防线，抵达湖南全州湘江段。红军遇到了又一个生死关，一群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将红军带上了死路。
【1957年毛泽东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8.6万名红军战士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超过一万公里，其间面对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损失惨重。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数万人的军队辎重在缺少足够后勤补给的情况下，于地球上最险峻的崇山峻岭间游移，平均每天负重行军71华里，非常人能够忍受。——正在经过万里长征，那个依靠苏联扶植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褪去了懦弱无骨的外皮，重新扎根在中国大地上。改变这个党的人，是毛泽东。
1934年12月（伪民国23年），长征红军血战湘江示意图。图中，蓝色、紫色、白色线条分别表示中央军薛岳、湘军何键、桂军白崇禧各部围追堵截路线。过湘江是在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自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红军首先在江西南部，遇到粤军陈济棠部部署的第一道3层碉堡封锁线，红军突破时损失3700余人。10月底红军前锋抵达广东仁化境内，遇到陈济棠部署的第二道封锁线。粤军采取驱赶红军离境的战术，红军突破时损失9800余人。11月初红军进入湖南境内，遇到粤军在粤汉铁路设下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损失8700余人，进入湖南零陵境内。蒋介石这才判明中央红军西进企图，急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薛岳、周浑元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缴。同时命陈济棠率4个师北进粤湘边境截击，电告李宗仁、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企图四面合围，调集30多万大军剿杀红军于潇水湘江一带。11月25日，中央红军乘国民党军部署不及之机，强渡潇水。中央军委决定分为四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一带强渡湘江。由于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避实击虚战术，携带辎重延误突进速度，导致红军主力在湘江边与国民党陷入硬拼。此时桂军白崇禧部为了保存实力（防止共军进攻桂林），故意将主力南调至龙虎关至恭城一线，在全州一带露出缺口，对红军不拦头只击尾，驱其离境，对老蒋勒索钱财。直到11月29日，南京方面满足了桂军要求后，白崇禧才下令阻击。而直到11月29日，也就是桂军放行期限的最后一天，红军中央纵队才狠下决心丢掉坛坛罐罐，轻装急进，中央纵队到30日晚才全部渡过湘江。担任断尾部队的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自杀，被割下头颅悬首三日。到1934年12月1日，渡过湘江的红军，已从两个月前的8.6万锐减至3万余人。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湘江以西167公里的贵州黎平县。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参会者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此前，在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李德仍然坚持北上湘西，这样正好钻进蒋介石部署的包围圈。黎平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否定博古、李德军事路线，最终采纳毛泽东的转战贵州战略，放弃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发展。这是中共首次脱离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形成独立思考。会后对部队整编，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分左右两纵队，向黎平西北280公里的贵州遵义进军。此间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倾向支持毛泽东。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参加遵义会议的有博古（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德、朱德（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副主席）、张闻天（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凯丰（团中央书记）、邓发（保卫局局长）、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林彪（红一军团长）等人。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负责。至此，毛泽东才算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3月4日，朱德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负责前敌总指挥。但是在3月10日的鸭溪会议上，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与全场众人意见相左，会议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委员职务，由彭德怀暂代。会后毛泽东连夜说服周恩来，才使军委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3月11日毛泽东复职，前后不过24小时。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的军事决策权才得以确立。此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战略，大踏步进退，在云贵川兜大圈子，用运动战调动敌人。5月初，红军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抢渡金沙江，跳出堵截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战略目标。四渡赤水之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效力。兵道诡诈，避实击虚，深得其髓。
1935年5月25日（伪民国24年），红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上午，中央作出夺取泸定桥的决定。5月28日，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命令，昼夜急行军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接火。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29日中午，红四团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23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爬过铁索进攻东桥头。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占领了泸定城，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粉碎了国民党军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设想。
1935年6月8日至12日下午，红一方面军一军团2师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从夹金山南麓的硗碛乡成功翻越夹金山（海拔4124米），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25师74团的一部，在山下的达维乡的木城沟沟口地带相遇。意外的相逢，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1935年6-7月，两万中央红军翻越了8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垭口:夹金山、梦笔山（4470米）、亚克夏山（4850米）、昌德山(4164米)、达古山(海拔4484米)、虹桥山（4556米）、鹧鸪山（4457米）、巴朗山（5040米）。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右路中央纵队和1、3军团只剩8000人，左路5、9军团剩下约5000人，总计减员7000余人。
1935年6月（伪民国24年），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8万主力，在距四川成都西北140公里的懋功（现小金县）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在懋功会师后挥师北上，集中主力攻占甘肃南部，创建川陕根据地。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反对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并企图争夺领导权。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7月21日，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8月初，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强令左路军南下，强攻川军刘湘部85个团20万主力组成的防线，企图打下成都，结果损失惨重。到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8万锐减至4万，被迫北上与中央汇合。张国焘出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照片为1938年3月7日，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延安合影。1938年4月，张国焘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张国焘、陈昌浩均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
1935年8月21日（伪民国24年），四川成都以北360公里的若儿盖县，红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红军在草地沼泽的穿越距离达174公里。当时恰逢雨季，草地变成吞噬生命的死亡地带，数以千计的战士陷在沼泽地里，再也没有站起来。由于行前缺乏足够的粮食补给，有的战士只带了3-4斤青稞麦炒面，途中仅以草根充饥。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活下来的红军战士，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脊梁。
延伸阅读
1935年（伪民国24年），从汉阳远眺武汉三镇。汉阳与武昌、汉口并称武汉三镇。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筹办了一批工业企业。1893年建成汉阳铁厂，1894年建成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1898年建立湖北钢药厂。1906年武昌制麻局落成，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建设历时16年，耗资316万两，构成湖北地区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此外还有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官砖厂、湖北印制局、既济水电公司等，投入资金总计1700余万两白银，职工总数达1.6万余人。到1919年，武汉产业工人达20万人，手工业者约5万人。一战后随着军阀混战和经济萎缩，武汉近代工业走向衰败。1924年汉阳铁厂停产，1931年汉阳兵工厂因水灾停产，1937年抗战爆发后，武汉几经兵火，近代工业损失殆尽。在1938年国民党丢失武汉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可见中国西部地区之原始。到1949年，汉阳工业产值149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