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别2014，展望2015，中国将以怎样的速度迈进？是否能再度取得令其他许多国家艳羡的佳绩？中国体制能否继续焕发活力？这是国内外很多学者、媒体都在思考、议论的话题。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士的立场往往截然不同，笔者对此深有体会。
早在几个月前的2014年9月，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2014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邀请了海内外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官员。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在和现场嘉宾的交流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往往对中国的成功赞不绝口，肯定有加。而来自西方社会的学者虽然承认中国现在的成功，但却不约而同地质疑：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持续？
之所以觉得有趣，是因为几乎所有受邀国家采用的都是西方发展模式，从逻辑上讲，发展中国家应该站在自己的老师西方而不是东道主一边。我想之所以如此，应该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有西方的民主模式但却未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经济成功，而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却做到了。所以，他们一方面排斥了对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也期待能够找到新的替代模式，由此中国便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新的希望。
至于西方，虽然面临危机和挑战，但仍然拥有历史积累的庞大物质和心理优势，别说承认中国模式超过自己，就是平起平坐也都无法接受。但又无法否定自己当前的困境和中国的一枝独秀，于是只好把问题指向谁也不知道的未来。
两个角度看东西方未来发展
且不管对方动机如何，但既然已经提出问题——这也是这场对话会的目的之一，中国就应该思考——实际上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早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制订长期的两个百年战略。
要想知道未来，还是要立足现在。极为动荡和复杂的2014年已经结束，东西方不同的表现足已展现未来的端倪。
首先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自然是经济。
正如苏联解体之日，连副总理盖达尔的妻子都在街头排队买面包，美国大使的座驾也买不到汽油，那样的制度不崩溃也太不合理。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十万亿美元上下的巨大经济体。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达到如此高处不胜寒的境界。然而在如此孤独求败的高地上，只有中国继续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美国虽然今年复苏强劲，但全年增长率不过2.5%左右。
更重要的是，美国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改变，最典型的一个数据就是：2014年年末，美国个人存储率依然维持在4.3%左右，只比危机前2005年的最低点高出2个百分点，还不到20世纪最后30年存储率9.3%的一半。所以美国国债也继续冲高，其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100%之后，目前已接近110%。
当然欧盟比美国要糟糕的多。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增长率几乎为零，依然艰难地在衰退泥潭中争扎。各国债务占GDP的比重继续一路上升，仅2014年一季度末，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的债务率分别达到174.1%、96.8%、135.6%、132.9%和96.6%，比2013年同期分别上升了13.5、6.8、5.4、5.5和3.2个百分点。欧盟正日益日本化：增长停滞、竞争力下降、债务迅速上升。
欧盟的窘境，可由英国砍掉海上巡逻反潜机机队一事窥知一二。这个已经投入四十亿英磅即将完成的项目被砍掉后，使得在全球35个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中，英国成为六个丧失监视海岸外情况能力的国家之一。其他几个国家分别是：冰岛、密克罗尼西亚、所罗门群岛、马达加斯加、爱沙尼亚和巴哈马。
另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经济总量只有中国一半的日本，在安倍自信满满的三枝神箭带领下，“成功”地实现了负增长——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负增长1.9%，债务占GDP的比重以243%的惊人纪录一骑绝尘。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的困境仍然在持续。
至于全球性大国俄罗斯，在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影响下，2014年增长也是完全停滞。据俄财政部预计，2015年即使油价回升到80美元（现在是60美元），也将进入衰退状态，即出现0.8%的负增长，而此时的物价指数则已经接近两位数，中国仅为2%。
无论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日本，都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来引领这个世界的先进国家。面对各自的表现，我们又该怎样给中国打分呢？
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发展，不得不提到这样几个指标性事件。一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按更体现消费能力和百姓财富水平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二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三是马云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第一首富，与此同时，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据四席。四是中国海外旅游人数突破一亿人次。
第二个角度自然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如何有能力战略性地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应该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令中国更快地“被动崛起”。美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宣布亚太战略转移，并积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然而201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中东执行的政策终于酿成最大恶果：伊斯兰国强势崛起，迫使刚刚撤出的美国以及西方各国不得不再一次的军事卷入。而且到目前为止，面对并非多么强悍的伊斯兰国，这场对决竟有演变成又一场马拉松的迹象。
如果说中东乱局是西方历史错误造成的，但毫无必要的乌克兰危机却再度展现了西方的战略无能和短视：西方漫不经心地支持乌克兰亲西方派，推翻了民选但是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从把迫使俄罗斯走向另一个极端回应：将曾经是自己一部分的、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克里米亚纳入囊中、支持亲俄东部势力脱离乌克兰的控制。俄罗斯的回应又迫使西方不得不进行经济制裁。
而这一切，都令西方眼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成了大赢家：不仅令俄罗斯走向中国——双方谈了几十年的天然气合同在俄罗斯的让步下得以签署，所有制裁的领域中国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填补，也令美国的战略转移破功。更重要的是双方的互相对抗和消耗，一方面给中国创造了左右逢源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消失或者大大减轻的外部阻力以及竞争对手的自我损耗，令中国的崛起更加迅速。
我们不妨看看此时的中国都在干什么：
成立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倡导成立亚投行；
出资四百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实施“一路一带”战略，并已经获得沿线五十多个国家响应；
在APEC会议上，作出了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重大决定,批准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还通过了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北京反腐败宣言》，为加强国际反腐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东南亚，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已接近完成。
7月，习近平主席同1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历史性的首次集体会晤,一致决定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开启了中拉整体合作进程。这也标志着由中国倡导成立、主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多边合作架构实现全球覆盖。这些都和西方混乱的全球决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内政上，中国的表现更是非同凡响。以年底身居高位的令计划被调查为标志，中国的反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虽然世人最关注的是反腐，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中国改革的力度：
截止到11月，已经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权超过700项！
6月底出台的《财政体制改革》，重新定位地方政府：从单纯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7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新一轮土地改革拉开大幕，土地征收、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齐发；
公布了包括几乎所有省份在内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再加上央企被降薪，这些改革无不涉及重大利益，没有巨大决心和能力，是难以推动的。
而最难实行的改革应该是针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中国的答案就是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
其他大大小小涉及各方面的改革也同时推进：取消公司注册最低资本限制、将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公布了一项从2015年起放松所有药品价格管制的计划、开通“沪港通”实现资本项目账目开放。至于强军兴军的古田会议、成立包括强化反恐为目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京公祭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最后，还有一个突破不得不提。根据《开放知识基金会》的最新排名，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中国从去年的57名一举跳到36名，与台湾地区并列，超过比利时、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而这个排名是依据财收预算、税金使用、污染统计资料的开放程度。这个巨大的进步让世人体会到中国改革力度之强。
面对这样众多、重大的改革成果，也难怪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的学者葛艺豪（Kroeber）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我们很难再想到还有哪位世界重要领导人的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如此多项成就。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年前就职时曾承诺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和深化结构改革的‘三支箭’，但目前他只实现了其中一项——放宽货币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日元贬值而股价提升。美国政府则已陷入僵局，并且仍在为五年前通过的一项医疗改革法案争论不休。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六年之后，意大利拖延已久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才刚刚就位，而法国的最近两任总统就解决经济结构性弊病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习近平当然可以因许多议题遭受批评，但未能兑现改革诺言并不在其中。”
客观而言，2014年的中国也不是没有挑战。比如新疆极端势力一再发动的暴恐袭击，折射出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存在。但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非中国所独有。美国黑人问题几百年了，到今天仍然也是愈演愈烈，由于黑人被白人警察滥用暴力枪杀引发的社会对立此起彼伏。
中国与上述全球强国的不同表现，自然归功于自己开创的新模式。这一点即使在西方也日益成为共识。2014年11月5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被法国国家电视台最重量级的20小时新闻节目邀请，希望他就低迷的法国经济建言。在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时，他坦言：“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体制。”
笼统而讲，一个国家的模式应该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如果回到开篇西方学者提出的质疑：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则取决于这三方面是否能够继续完善和有效运作。
从习近平的新年贺词看，中国将持续推进改革，并协调好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政治模式：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
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全球三大主要文明圈来看，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不换党，中东伊斯兰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谓：一党领导（一个政治核心）、（组织部主导的）人才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官员）年龄限制和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应该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即：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既有灵活性也有稳定性。
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能否长期持续，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自身的有机运作与不断完善。简而言之，这套制度是否首先能够得到党内精英的认可与尊重，是否能够选出优秀的治理人才。十八大前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就是对现行体制的考验。最终结果当然是展现了现行体制的生命力和韧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套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比如在人才选拔上的透明性、制度化与公平性还需要继续提高。
二是整个社会对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也即韦伯非常重视的合法性。
确实，当今之世，不管是什么制度，要想良好运转和维持下去，都不能仅凭暴力，还需要民众的认可和发自内心的服从。就是今天政治上最保守（或者最落后）的沙特政府，面对阿拉伯之春，它也是通过财富分配的方式（每个家庭发放五万欧元补助）度过难关，而不是暴力。当然，最高明的办法是让民众认同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合法性的含义。有一个被上下都接受的合法性，即使国家遇到极端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甚至国家破产，都可安然度过。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韩国破产，但在民众的全力支持下，仍然挺了过来。印尼由于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不足，在危机的冲击下垮台。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发生在西方，冰岛和希腊也遭到破产的命运，但最终垮台的却是被危机波及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
从人类的历史上看，一共有如下几种合法性：第一生出来的，即血缘，今天的中东海湾国家以及朝鲜都属于此类。第二打出来的，过去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第三选出来的，欧美西方国家属于此类。第四是干出来的，如朴正熙时代的韩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以及今天的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一直鼓吹选举民主提供了最稳定和最持久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合法性本身，而是民众对一种合法性的认可。埃及和泰国，由于百姓并不认可选举民主这种合法性，所以埃及首位多党竞争下普选产生的总统穆尔西上任仅一年就被民众和军方联手推翻，而不是用选票。泰国则总是用政变和民变解决政治纷争，甚至出现泰国民主党公开反对选举的奇异现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根源在于制度结构层面的变革容易，但政治传统和政治心理却很难改变。就中国而言，我们传统上认可的是绩效合法性，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将之强化，成为社会无法挑战的共识。
因此中国要建立稳固的、被社会上下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合法性，一是需要自己的体制有良好的表现，更重要的则是有效的理论创新和诉诸教育。在西方国家这种教育也是入户、入脑，从小学、从娃娃抓起。
相对而言，今天中国的整体表现在全球属于最佳的行列，已经具备建立稳定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理论创新和教育上仍不能算是成功。今天官方的话语体系对现实还是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在今天的高校、官方智库，否定中国现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现象非常普遍，至少知识分子群体中，认同西方体制和价值观的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全局性问题，上演印尼、埃及一幕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出现韩国和冰岛的结局。
三是西方模式的命运。
当今世界能够相提并论的模式只有两个：中国和西方。中国有历史底蕴，又正处于强势复兴期，未来光明可期。西方虽处于困境，但挟五百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惯性仍能维持其在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地位。目前双方基本上处于难分伯仲的相持期。考虑到这是一种零和博弈，赢者通吃，未来双方的竞争将会十分激烈。
假如中国模式失败，西方模式再有问题，只要不到崩溃的程度，其合法性就不会受到挑战。同样的，假如西方模式失败，中国模式的合法性也将再无人能够否定。
目前西方的困境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造成的体制失灵。
西方一人一票普选制度从英国算不过试验了一个世纪，从美国算不过才五十年。总体而言，还未得到有效的、足够的历史验证。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一体制弊端的最大体现：资本和大众利用选票压服政治，令政治失去能力和活力，无力应对各种挑战。
今天可以说，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个是经济层面的，追求经济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已经证明失败了。另一个就是政治层面的，追求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西方今天的一人一票。至少到目前，这个乌托邦试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正如当前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一书中认为的，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根源则在于作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使一代的选民得以在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下过日子。
第二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已经威胁到西方文明的存在。
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两度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在他被誉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19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变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将只有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人种。结论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书中认为，在一代人时间里，欧洲将变成“欧拉伯”。
西方人口的迅速减少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结合，其后果就是被境内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伊斯兰文明所取代。假如这一天来临，中国模式合法性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消失了，中国必将不战而胜。
另外由于民主制度对人性贪婪的放纵和鼓励：欧盟人口占全球的7%，产值占20%，但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却占了世界的50%。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这种模式已经受到地球资源有限性的严重制约。或者说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已经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经济模式：国有资本和政府干预
中国虽然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实行的混合市场经济，但有两点十分不同。一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要远高于西方。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要远远大于西方。这两点都颇有争议。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表现最佳，确实和此有关。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同样的，面对这样全球性的百年一遇大危机，也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常态。2014年石油暴跌，俄罗斯卢布也暴跌，假如重演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势必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中国国企比重高、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强这两大特点仍将时时发挥着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模式。但相对于西方低储蓄、低投资和高消费模式而言，还是要健康很多。中国的投资再无效，还是留下财富，哪怕是鬼屋，鬼城。但西方是单纯的消费，并不创造价值。至少到今天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储蓄加低消费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借贷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或者借贷搞福利的模式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对过度投资带来的后果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从长远角度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近期推出的“一路一带”就展现了利用全球化推动解决过剩生产能力的思路。而“一路一带”战略的推行，又需要一个强政府和庞大的国有企业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
最后，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处于7%左右的新常态，但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的速度了。美国复苏后不过维持在2%，欧盟几乎是零增长，日本甚至是负增长。而这个新常态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潜力，仍将持续三十年。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从全国的角度看，中国要达到西方基础设施的水平，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三十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而且一直是通过全球化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西方这种消费拉动性经济到现在也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相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极其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勤劳国民性，特别是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高铁就是一例——一列火车需要连接五万个接头，完全靠人工操作。类似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
中国别说再“新常态”增长三十年，只要十年中国就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此时的政治外溢效应将使得中国制度模式的正当性、合法性令外界无法再挑战。到了这个阶段，西方只有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出错牌了。
社会模式：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其中尿毒症、乳腺癌等8类大病纳入大病保障范围，补偿水平达到90%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六分之一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四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十五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 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 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如果说2000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到现在，中国显然已经不是。
当然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低水平、高覆盖。然而西方模式由于三个原因已经无法持续。
一是过于完善的福利制度已经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各国实是借债维持，比如希腊沦落到借债无门的地步时，就只能是国家破产。
二是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竞争力，遏制了经济的活力。
三是高福利必然导致普遍的懒惰现象，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进取精神匮乏，自愿失业者比比皆是。尽管西方社会模式无法持续，但在票选民主制度的阻碍下，想进行改革却又是极为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低水平、高覆盖”基本保障模式虽然不完善，但却可以持续，也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和保护伞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害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和效率。
另外“低水平、高覆盖”也与中国的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就是已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台湾，除了医疗保险可以比肩西方外，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领域都差强人意。这是因为同为中华文明圈的台湾也不认可领取救济生活而不是靠个人奋斗的现象。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仁爱”、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三者的融合。
当然中国社会模式也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急需化解。除此之外，如何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矛盾问题。这个矛盾体现在就业、税收、公共财政、社会再分配、教育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一句话：中国迫切需要避免从“市场经济走向市场社会”。
总体而言，中国模式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治理的灵活性，在确保不会出现个人独裁的前提下又保障了代际人才的制度性更替。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也满足了复杂经济活动高效决策和应对的需要。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既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也没有损及整个社会的效率。中国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模式，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适应现实与未来挑战的模式。
不信？2015年，我们拭目以待。
注：作者为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