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不见得民富，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农产品的产量增高了不见得老百姓得到的粮食增加了。
商鞅变法把贵族的利益集中起来交给国家，这部分利益在六国是集中在贵族手中的。六国的贵族未必对百姓好很多，但是有忌惮。一方面是百姓逃亡，如果对待百姓太严苛了百姓可能逃亡。甲领主管不了乙领主的事，百姓只要出了自己领主的地盘就自由了。一方面百姓也可能反叛自己的领主，尤其是领主在政治上失势的时候。冯谖搞狡兔三窟，也是这方面的考虑。
秦国废除封建贵族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整体。实行编户齐民，百姓很难逃亡——除非像刘邦那样跑到山里。小规模的反抗很快就会被扑灭，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统治者几乎是没有任何忌惮的。今天看秦国的法律感到细密而严厉，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当年秦国百姓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甚至连消极怠工都不行。
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降卒40万，秦国自己本身也损失了10余万的兵力。大量的伤亡是大量的征服的必然代价。大量的战争征用大量的劳动力，必然导致农产品减产，同时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秦国百姓能够容忍这样的负担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法的严苛，一方面是大量战利品的奖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百姓的损失。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也没有主动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虽然没有对外战争，但是大量的粮食和劳动力被用于各种工程。阿房宫、秦始皇陵、秦长城、秦直道，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在秦始皇夺天下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我们考虑到经历过六国统一战，秦朝的人口大约只有2000-3000万的话，就会很惊讶当时秦朝百姓的负担。这还不包括几十万戍边的士卒。这些浩大的工程却不能像战争带来战利品，弥补百姓的损失。
法家的逻辑是君王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用暴力严格控制每一个百姓的行为，榨尽最后一点人力物力。这如同把整个国家组织成一个高压容器，所以能达到这样高的社会动员能力。用严刑峻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反抗者死！怠工者死！知情不报者同罪！
在这样的动员能力面前，六国的贵族势力根本没有能力抵抗。但是，原有的矛盾消亡，必然出现新的矛盾。矛盾总是不断产生发展消亡的，矛盾的双方也必然共生共灭。六国贵族不能对抗强秦，那么必然出现新的对抗力量。
百姓处于饥荒的边缘，迟早死于无休止的徭役，稍微一点延误都可能面临死罪，而且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横祸被正法，逃亡又无处可逃。除了造反别无出路。出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就不足为奇了。
在法家流行的时代，由于诸侯割据，治下农民彼此分割，部分领主善于使用各种怀柔手腕，加上缺乏知识分子的领导，造反很难形成燎原之势。所以，法家没有考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农民起义成了封建王朝最大的直接的威胁。刘邦本人从农民战争中脱颖而出，能理解“能马上夺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今天有人盲目崇拜强秦，认为只要国强什么都可以不考虑，真是连刘邦这个大老粗的见识都不如。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