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大家早上好，我的这个发言题目就是改革开放前二十九年的经济建设和一些思考。这个题目大概已经被人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看法也很不一样，我们这几位都是经历了改革前后六十年的，自己的体会，在一个急剧的变动的世界中间想客观地、冷静地来观察这个事物和进行全面的分析是非常不容易的。和很多人一样，在1976年到80年代初，对于前三十年的看法也是比较偏激的。我相信这种对前三十年的几乎是全面否定的看法，直到今年在学术界、在经济理论界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今天，一个就是简单回顾一下前三十年的建设的一个基本历程，第二就是对于这个阶段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动因。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也都不是毫无是处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有的态度。
先简单回顾一下29年经济建设。到1978年以前，我们三十年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三年恢复时期，一五、二五、三五时期，文革时期，也有几个大事件，一个就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三年困难，一个就是文革。当然这里边都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我今天主要讲经济问题。
三年恢复时期，应该说我们，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六亿人口五亿农民，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解放前旧中国的最高年份，也就是1936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战争的原因。在当时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间只占17%，人均收入是27美元，相当于当时印度的一半，亚洲平均水平的60%。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可怜的状况呢？全国的钢产量不到16万吨，比1936年减少了80%。
东北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重工业中心，鞍山市他们告诉我，四五年后，伪满时期建设起来的鞍钢的全部能拆的设备都被拆了。整个东北的机械工业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情况。当时的粮食和产量是1.13亿吨，也就是2000亿斤，今天我们的产量是多少？是一万亿斤。就是五亿吨，当时是一亿吨。在三年恢复时期，一个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使我们的农村得到迅速恢复，三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七亿亩耕地。第二件事情就是抗美援朝，一边打仗一边搞经济恢复。到了1952年，战线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工农总产值比前三年增长了75%，也就是说基本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还略有增加。这是三年恢复时期。
一五时期是从1953年到1957年，客观地说得力于苏联的大力支援，156项重工业项目，使我们的大批基础工业从无到有。有人说我们在解放前期有多少多少工业，应该说和五十年代，和一五时期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现代工业，以鞍钢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一汽、沈阳一床完全是空白，电子管厂，中国的第一代喷气式飞机是1956年上天的，这在当时世界上还算非常先进的。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帮着设计的，川藏公路通车等等，整个基础建设大发展。1957年的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128%。1956年完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时期在今天来说普通认为是我们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好的时期，而且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的公有化应该说是对生产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56年的八大指出国内的矛盾是发展的经济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矛盾，要发展生产力。当时毛主席做了一个十大关系的报告，都是在全面地研究、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八大报告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间国营集体和集体经济是主体，得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计划经济是主体，带有一定的公有。这都是和苏联式的完全国有化，完全计划经济的体制是有所区别的。
二五时期，就是到1957年到1962年，中间有个大跃进，大跃进应该说对我们国家从总的经济效果来看，确实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其后的三年困难。究竟为什么其后会有这么大的降低，我认为现在对这个问题总结得不是很清楚。我想恐怕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这种浮夸风带来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大起大落，特别是虚报产量带来了高征购，之后是1959年、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我们在抗美援朝和一五时期的贷款，主要是向苏联贷款，要求我们尽快偿还。实际上我们是在从1959年开始到1964年，几年中间被迫大量偿还贷款，也就是说不得不大量依靠农产品出口。本来国内农产品的分配出了问题，但是为了还债大量出口，当然会造成饥荒。农业的大起大落，影响到工业和城市大起大落。五八年由于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三千万农民一下进城。到了1960年以后，因为商品粮供应不足，被迫把其中的两千万送还。我下乡那个地方，就我认识的就有三四位，在1958年建了工厂，有的还到了北京最后回去当农民，毫无怨言就这么回去了。在当时情况下，从城市回去再当农民是什么滋味大家很清楚。
所以这几个原因造成了大起大落。但是当时中国人民还是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在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号召之下，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二五时期和在五六年制订的十二年科技发展纲要，中间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六十年之前基本完成。所以当时毛主席有过一句话，说1958年尽管人们粮食少，但是很多建设的成就是没有显现出来的，就指的工业基础建设。钢铁基地，武钢、包钢等建成投产，到196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基业装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90%。短短的建国十六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工业生产能力，确实是很大的成绩。当时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工业成就，像大庆油田1959年开始开发，到了1963年已经大量出油，到了1965年就已经能够实现石油基本自给。铁路通到所有省去，农机、化肥等等产业也大量增加，当然和今天比起来没法比的。1964年我们原子弹第一次实验成功，可以说给我们国家克服困难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所有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中间有一句话，我们现代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时期，特指从1957到1966年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文化建设、人才队伍都是这个时候基本起来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现在有一种说法，整个文革使我们国家建设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我觉得这个说法今天是商榷的，是不是真的就是面临濒临崩溃。我下面具体说一下，改革前的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1%，工业增长速度11.2%。在文革时期，1966到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是7.1%，大体上和整个时期持平。其中1967、1968年分别比上年下降了9.6%和4.2%。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前面文革武斗的时期，生产普遍受到影响。
之后，又重新恢复性地增长，文革时期，工业受到影响较大，农业生产除了个别地区之外，没什么影响，这是我下乡的时候一个基本体会。大家看这个图，中间有两个大的波折，一个波折就是1960、1961、1962，一个就是1967、1968。其实这基本上是平稳增长的。国民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我查了一下统计资料，我们国家财政赤字出现最大的几个时期，一个就是1959、1960、1961年。第二个时期就是1967、1968出现的财政赤字。还有一次就是1976年，1976年使得我们刚刚恢复起来的正常的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又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如1967、1968年那么大。而这个赤字，今年看起来大体上我们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胀，我们的物价指数以1952年为100的话，到了1978年才不过是130到140，就是这么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不过是达到了120。就是说和今天的通胀比起来是没法比。所以工农业生产增长放慢陷于停滞，这可以正确的，说陷于崩溃，你看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
文革时期还有几个大的事件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三线建设，我们从1965年开始工业投资的30%以上都投向了三线地区，西南和西北。主要是围绕着四川、贵州和陕西、甘肃这一线。几个重大的工程建设，像铁路、攀枝花、六盘水和一大批的钢铁、机械、轻装备工业，都是在西边建立起来的。极大的改善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布局，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浪费的现象，因为当时的规划不是很科学，造成了很多损失。这是使得我们在东北，人口密集地区大家感到我们的经济建设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就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冲破美国苏联联合对我们的封堵，对外经贸关系获得突破。所以从1973年以后我们开始陆续进口一大批化肥、电力等等成套装置，使得我们国家的技术装备的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科技技术，在文革时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两弹一星是在1964年原子弹，1976年是卫星。很多的科研项目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基础，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在1915年时期主要以中央计划为主，中央大工业投资比较集中，到了70年代的时候是中央地方同时开发，所以地方工业开始蓬勃成长，包括乡镇、设备企业在蓬勃成长。而且还有一条就是今天我们还在受益的就是农业，农业技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1975年开始成片推广，所以1975年之后没几年改革开放，过去的水利、化肥工业、科技等方面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再加上农民个人积极性的提高，这是综合的作用。
农业增长的因素早在1958年就总结了，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农业八字宪法，不是光靠人力投进去就能够增产的，那是农作物。八字宪法哪八个字，就是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小学生都学过，所以种子性能的提高对我们的农业生产上台阶发挥的作用，我们到现在还估计不足。
文革时期，由于刚才讲的几个大的因素，一方面是叫做基本建设，国防工业建设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另一面就是我们总的人民生活停滞不前，这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三年困难以后工厂当时实行八级工工资制，在三年困难之前的供应工厂是从学徒工算起，一级二级，二级以后是每年都要考级的，考级之后变成三级四级，最后到八级。八级工是99，99相当于一个市区级干部的工资，但是由于三年困难，所以到了1962年以后就停止长，新进厂的工人干到二级以后就不再长级了，二级工人基本上是38、39左右。所以由于就业的增加，但是总体工资水平反而下降，重工业在不断增长，而轻工业有所下降。
在1979年庆祝三十年大会的时候，叶剑英讲话，说到了1979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新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亿，相当于旧中国建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这个是在总结我们的三十年的工业建设的成就。当时作为工业企业35万个是包括的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和社会企业都算上。核心的国有企业8.4万个，国有工业企业的企业数1978年8.4万个，最高达到峰值到1990年10万多个。到了2006年。
第二，这三十年中间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中间的主要问题。不理解这个，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去搞改革开放。
一是发展模式问题，三十年基本上是走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近十几年，很多经济学家批判前30年的这一战略。回过头来想想我认为这个批判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被人打了多少次？直到1937年差点亡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现代工业。这是一个，二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29年大体处在一个战争或准战争的环境，小的不说了，大的威胁，第一次就是抗美援朝，我们成了面对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前哨。不搞重工业不行，到了1963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从1959年就开始停止，到1960年以后全部把专家撤走，到了1963年逼我们把债全部还完。怎么办？不勒紧裤腰带就会出现两面受敌的情况。第二次，1964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美国的炸弹扔到了我们家门口，当时我们对安全形势的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三面受敌，北面是苏联、南面是越南，东南亚，东面是台湾，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搞工业的布局的调整和不加紧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尽管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十大关系，使得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是经济关系。实际上做起来出于对战争、对国家安全态势的估计，不得不影响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战略。当时我们国家政权，我们的全体人民还是团结的，他是讲奉献的。自力更生，基本上靠自己的力量把工业基础建立起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我觉得这个副作用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结构问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重工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拉了煤炼钢，炼了钢造机器，造了机器再挖煤。搞经济建设最终为了什么？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当时轻工业品奇缺。到1979年的时候买自行车还要凭票，那粮票、布票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高积累就得牺牲农业，因为我们刚解放的时候是一个农业国，当时的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之是57比43。我们的积累又不能靠外援，像今天引进外资我们当时做不到，也不想做。贷款要还，工业化的积累靠谁？靠自己的劳动。一个就是要从农村把粮食收上来供应城市建设、工业建设，一个要把农业的剩余，经济剩余抽出来用于工业积累。第三个叫压低城市工人的工资，把企业的利润尽可能抽出来，没办法。当时我们批判计划经济体制怎么怎么不好，有一条叫做折旧率太低，折旧期搞得太长，人家外国是一个设备十几年，十年就折旧完，我们要搞二十年或者更多。折旧率在5%、3%，所以设备老化，竞争力降低，实际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穷嘛。而且就这点折旧费，还要抽出来国家统一去使用，上新项目，当时是不得以的，但确实给我们的工业企业、给我们的广大职工，长期带来生活质量差、收入低，确实太低了。我当工人当了六年，进厂的时候第一年是17块钱，离开厂的时候是38块钱，就这个水平。
很多工人熬了二三十年的，家里带两三个孩子的，工资也不过40块钱，怎么过。长期这么搞下去是要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总之就这两个问题吧，就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和结构问题，长期搞下去扭曲的话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我认为我通过对这60年的对比，我这么看。计划经济对于一个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要尽快地搞一个大的工业投资，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时候，在这个时期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而且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也就是说，这确实是应了马克思那个话，由国家，发挥国家的动员作用，统筹作用也就是计划作用，和组织作用。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企业家，那么能够运用组织的办法只能是靠政府组织。这三个东西是搞工业积累必须的三个条件。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然从市场经济中间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和这种体系，在中国怎么办？你要尽快地赶上，就得这么干。而且应该说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我相信凡是客观公正的学者都会承认的。
印度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叫阿马迪亚森，到中国来看了以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中国相比印度的竞争优势是建立于改革开放前，而不是改革开放后。这就是两个规模相同，但是发展道路不同的两个经济体的比较。
当然了，计划经济还有一个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重复了。一个就是管得太多，行政性、指令性太多，管得过死。宏观来看，价格扭曲，是一个行政性的分配资源以后造成浪费，资源配置不当等等。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工业的计划管理是要有成本的，管理的，计划管理在工业规模较小好的时候它的正面作用大于它的负面作用。一旦过了一个界限的时候想搞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确实是个问题。所以这里一个取决于工业的规模，一个取决于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像苏联搞了七十年计划经济，直到五六十年代他们的计划经济非常有效。据说管到国家计划的程度能管到几千个产品和价格。而中国的能力也就管到几百个产品和价格。但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自身的弱点也成了它的长处，因为我的计划水平不高，当时八十年代说上海市计委水平真高，管得真好。但上海在八十年代是搞得最死的地方，因为它的政府、它的计划部门太强。而温州，那是无为政府，它的私营工业就成长的很快。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地方的积极性同样不能小视，所以毛主席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第二也是毛主席说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死。计划经济时代，也是有物物交换的，在计划价格之外，价格谈判机制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起作用的。然后，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东部的农村社队工业，从70年代开始已经蓬勃成长了。他们要去搞原料怎么办？只好到国有大企业去挖原材料，搞议价收购。从当时眼光看，这叫做挖社会主义墙角，实际上就是市场因素在计划经济内的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所以，改革时期的双轨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实际运行中间的。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关于城乡分割和农村问题真正实行城乡户籍的严格管理是1960年以后，因为在1958年以前大量农民就无序地进城的，确实也带来很多问题，当时我们的就业机会也没有这么多。把他们送回去以后就实行了户籍的严格管理，严到什么程度？农民要出去，要进城去旅行，探亲访友必须到大队、到公社开介绍信，盖上公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城市暂住的时候能够报临时户口，住旅店能够住得下来。那更不用说城里农民要进城去打工了，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农民过快流入城市。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对人民公社的这种评论，也很偏激，一说就是1958年怎么样搞浮夸、大跃进、饿死人，实际上人民公社也就是在1960年之前这种共产浮夸风刮得比较厉害。庐山会议之后，尽管接着反了一阵右倾，实际上1960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农村工作六十条。就已经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的队是什么队呢？是生产队。平均户数也就是五十户左右，土地情况各地不一。那么实际上等于在所有制的基础已经退回到了初级社而不是高级社。当时大队和人民公社这两级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实行积累，第一就是从生产队抽取少量的提留，也就是百分之一二的量。第二，就是依靠自己过去的经济基础来搞点小工厂。所以这样的经济体制从1960年1981年，稳定了二十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队的土地管理，生产之后的工分怎么分配是很规范的，是有规定的。我当过会计的，管过生产队的财务。包括留粮食怎么留，公粮按什么比例交，交了公粮以后要按什么比例交征购粮，在交到什么样的征购粮水平之后可以使社员的留粮，口粮达到什么水平，都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多交多留，因为当时整个我们国家的口粮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一方面要保证农村有基本保持温饱的留粮水平，同时还要把粮食拿出去供应城市的商品源，有一个材料说是到了1978年，还有一亿农民没有达到温饱线，也就是说农民的留粮没有达到人均360斤的标准，这是毛粮，毛粮360斤也就是280斤的成品粮。也就是说当时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中间还有七亿农民基本温饱的水平。应该说从三年困难之后中央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许饿死人。我要说的是不要对人民公社制度持有一种偏执的看法，而是应该客观地、全面地看这个问题。
当时集体生产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一个是生产力低，集体积累太差，第二就是这种农民集体生产在人多地少或者居住分散的地方确实不符合生产力的水平。还有就是在这种集体生产中间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实是不高。农民不干活没有饭吃。但农民的心情，一是我干挣不到钱，第二个就是说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无偿地从我这儿拿走工分，我干的活等于有一分给他，还怕他们贪污公款。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从1963年开始搞四清，实际上直到70年代的时候，每年都要组织各个大队财务人员异地交换查账公社干部指导，就是要防止腐败的倾向。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时贪占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基本上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生产、稳定的增长，这里有一个数字，我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是1.6亿吨，到了1978年就是3亿吨，就是6千亿斤，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85年是3.8亿吨，就是1978到1985年才增长了0.8亿吨。就是说实际上包产到户之后的粮食的猛然增长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特别了不起，它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农民一分到地的积极性增长以后，过去有一块处于空耗的，成了公共开支或者大队干部的开支，转为农民的收入，所以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所以农民个人的积累应该是丰富了。
总之，我们这些年的农业体制的基本问题还是用一种政府组织的积极生产的形式，多多少少阻碍的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经济增长、工业发展的情况，对劳动力的需求，阻碍了农民能够自然地流入城市工业，工业化的进程被行政体制人为阻碍。到了1978年我们的工农业的比重到了72：28，也就是4：3。而城乡人口正好倒过来3：7，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我们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看法，当然了，改革开放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冲劲，和我们当时整个人民从半封闭状态转入开放状态，当时信息国门打开，国外信息也进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质量比起一些国家还是差很多。特别是当时西方的科技革命带领了工业科技，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还是在用手算的时候人家是计算机，在我们的封闭和僵化的体制搞得太长之后，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太慢了。特别是文革的时间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影响。以及当时种种的极左的做法，特别四人帮。正是因为种种的经济、文化、政治种种因素合力，使得我们的党下决心转变政策，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