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重视的社会问题。
性贿赂在中国古代就早已存在。《史记·周本纪》载：“帝纣囚西伯(后来的周文王)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 赐之弓矢斧钺, 使西伯得征伐。”这是历史上性贿赂的最早记录。最典型的莫过于勾践、范蠡了，他们给吴王夫差送去大美女西施，以离间吴王与其忠臣伍子胥。文王和勾践，为了自身的自由和实现自己的其他利益，利用了当权者的弱点，利用美女满足纣王、吴王这些掌握着大权人物的性欲望，从而达成自己回国并开创历史新纪元的目的。
现在，性贿赂现象越来越多。有名的如厦门远华集团的总裁赖昌兴，他在厦门修建了“红楼”和“白楼”作为他实施性贿赂的场所，对许多官员提供美色进行贿赂，使其走私可以大开绿灯，畅通无阻，疯狂走私500多亿元，是迄今为止最典型、涉及官员最多的以性进行贿赂的案件，给国家造成300多亿元的税款流失！国家省部级领导人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等, 也拜倒在石榴裙之下。
而地方官员就更是不少。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有95%的人都有“情妇”，腐败的干部有60%以上的人与“包二奶”有关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称，在已查处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受贿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贪官的色情腐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最为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三湘第一女巨贪”蒋艳萍了，她出卖自身尊严，用自己“侍候”40余名国家官员，短短十几年从一个仓库管理员爬到一个副厅级干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暴发户”。
为何越来越多的行贿者开始寻求性贿赂这一手段。
在古代，由于妇女的地位比较低，大多数女性是以“物品”的形式送给受贿人，因此在古代性贿赂一般可以归到物资贿赂当中，送几个美女和送几箱金银财宝性质差别不大。但在新中国建立后至今，女性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现今的性贿赂与古代的性贿赂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而且有着独特的原因。我们不妨从行贿者与受贿者两方面来考虑。
从行贿者立场来说，之所以喜欢采用性贿赂这种手段，主要是因为这种贿赂比其他贿赂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性贿赂的成本比较低。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已经不再是商品。所以现在的性贿，往往只是请美女来“陪一陪”就可以了，不必也不可能把美女本身送给受贿者。当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从事性交易行业，价格也就比较低廉。因此，行贿赂者用性行贿只需要付出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用其他方式要付出很高成本才能得到的收益。
有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少数官员的生活价值观发生改变，已经不单单追求物质上的享乐。而且，这些官员本身就可能已经很富有，再送财物，无疑是杯水车薪。这时候如果使用性贿赂，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使得不在乎钱财的官员为其大开绿灯。
持续效果长。在我国，对性问题比较敏感。受贿者一旦接受了一次性贿赂，便几乎就被行贿者掌握，落下把柄。行贿者可以在以后多次向受贿者提出要求。受贿者怕被宣扬出去，很难拒绝行贿者后来的不断要求。
受贿者更倾向于接受性贿赂，有三个原因。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对性的要求更加强烈。“食色，性也。”发育正常的人都有性的需求，马斯洛在需求分析中，把性的需求与吃饭、睡觉等需求共同划为最基本的需求，认为这些需求应当首先得到满足。当这些官员的吃饭、睡觉等物质需求都已经得到满足，而且成就感等精神需求也得到满足时，自然会寻求生理上性的满足。
许多的官员在平时得不到性满足。这主要体现在官员跟他们的妻子之间性生活不协调。一些官员事业成功后，在家中的地位更高，大男子主义思想也可能会更严重。加之整天忙于事物，与妻子沟通较少，必然与妻子之间产生矛盾，进而影响性生活。虽然现在婚姻自由，但在我国官员不同于老百姓，如果一个官员与妻子离婚，另外娶一个年轻妻子，必然会招致各种非议，甚至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他们就只好在家庭以外寻求性满足。这时候，如果行贿者投其所好，用性来贿赂，这些官员自然是来者不拒了。
那些官员即使在家里得不到性满足，也极少自己去找小姐。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还比较深，认为找小姐的都是文化素质不高之人，而且如果暴露必然会使自己声誉扫地。二是觉得不安全。但如果是行贿者进行性贿赂，往往提供比较隐蔽安全的场所，比如赖昌兴的红楼。而且行贿者所找来的“小姐”一般也都是经过仔细挑选，不会有病，素质也比较高。
性贿赂对我们的道德传统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
古语有：“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在古代，性贿赂可以导致国家衰败灭亡；在当今社会，它会妨碍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这对我们的道德传统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
怎样来制止呢？一部分人极力主张指定严格的法律，把“性贿赂”当成一种犯罪行为，严厉惩处。另一部分人则试图从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性贿赂”立法并不可行。以现行的《刑法》来看，贿赂罪的量刑轻重依贿赂的财物数额大小而定。而“性贿赂”的贿赂物“性”是无法量化的。如果设立了“性贿赂罪”，取证和量刑是两大难题。而且，对于是否是“性贿赂”，的确很难界定。即使东窗事发，行贿者和受贿者肯定都一口咬定是“两情相悦”，是正常的“性行为”。
笔者以为，没必要制定专门的“性贿赂”法，但法律的约束还是必要的。我国既然已有了防止官员利用职务犯罪的相关法规，何不加强这些法规的执法力度？性贿赂的目的，自然是要让官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其开绿灯。如果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使得官员不敢利用职务犯罪，即使接受了性贿赂，也不敢铤而走险，这样哪还有行贿者肯费尽心机使用性贿赂呢？
名词解释
性贿赂，顾名思义，是行贿人给国家公务人员提供性服务以满足受贿人的欲望，从而利用受贿人的职权，实现行贿人所谋求的不正当的利益或权力。它针对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即官员，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求为手段，目的在于利用受贿者的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与其它一切贿赂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行贿者利用或者租用另外一个活人去实施行贿。这样的政治权力和性权力交易，即权色交易，实质上就是“以性谋权”、在性方面实行“权力寻租”。
■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刘定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