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市300170）
一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得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而透过对58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尤其是对近30年来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科学反思，则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曾有些人反复鼓倡毛泽东开功有功，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卓越贡献，但毛泽东只懂革命而不懂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而无功。而事实上，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拥有“两弹”、“一箭”、“一星”和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现代高科技国家，而且更在理论上积极探索，留下了极其宏富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为中国在毛泽东身后能为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极其宏富，笔者很难在本文中详尽阐述，而只能就笔者的体会略略举述下列十点：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完成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二）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外国经验，而应根据本国国情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的。
（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要使我国富强起来，就要勤俭建国。“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四）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个，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还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如果我们和我们们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六）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但在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中，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矛盾。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它们们策略是：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分析地学，不要全盘西化。
（八）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又必须忘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九）要发扬民主，用宪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同盟军问题仍然是极端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要团结各界民主人士，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相处的方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是有标准的，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
（十）既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那末，关健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要维护党的团结；发展党内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如果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就不能掌握住国家政权”；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要重视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党内矛盾的方法；要认真读书，不能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以上十点远非全部，且只能提纲式地举述，无法在这文中展开分析。即便如此仍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建构了一个体系严整、内涵宏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而那些刻意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些什么？他们提出的思想理论主张又在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近30年来不时兴风作浪的以全盘西化（甚至是美国化）和私有化为目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这些人鼓倡的，而自由主义思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的危害最大最烈。如由自由主义西化思潮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使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中，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实质上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国家劳动制度上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利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职工企业主义的地位；即使是完全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也只是雇佣劳动者了。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同他原来的工资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卖淫”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本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上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有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业已为资本所有，由资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经营管理人员掌权，他们用资本购买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要买你、不买你，买来了怎么使用你，劳动力价格、工时、劳动强度、安全卫生条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资购买者决定，无产者只能服从，如不服从，就不买你。无产者连组织工会的权力也得不到保障；工会也无权发挥作用。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企业是工人阶级产生的基地和成长的摇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锻炼成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中国工人阶级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锻烁本已建玫成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阶级，但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这支队伍中的数千万人剥离出来，强行把他们抛到社会上，涣散掉了。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摧残，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很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并积累着社会矛盾。既然无产阶级被迫到这样的阶级地位上，他们终将觉醒起来，为争取新的解放而斗争。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
这些年，那些试图将毛泽东思想摈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人又大肆鼓倡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如，刘吉在为《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所作序中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徐景安在由其网文汇集而成的《中国走向》中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他在“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名义下提出“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并谓：“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嫁接”。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转引自《交锋》第364页）。辛子陵在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中大谈：“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辛子陵这书作序的谢韬亦颂扬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贫富差距”，“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理论，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又作出这样的判断：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谢韬的判断无独有偶的是赵生晖，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改革开放就是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把反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再‘请’回来。在国内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国有经济；在国外是引进外资，允许外商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等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相结合。这场巨变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的，邓小平在指导这场巨变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贡献，所以很自然地人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称作是‘邓小平理论’。由此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它却是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一个是绝对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是全面借鉴资本主义。”“在深入的改革开放中，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江泽民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第一要务，而不是不断的搞上层领域的革命，搞阶级斗争；它以一切先进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的、传统的）武装自己，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搞意识形态斗争，排斥异己文化；它宣称自己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狭隘提法。……它宣示了我们的党是全体人民的党，是为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奋斗的党。”十六大后“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推向新的境界，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新的思想。这就是说我们党的立党宗旨和一切活动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为依归，是全体人民的政党；它最终抛弃了（说好听点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使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阶级斗争思想转入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思想上来，彻底抛弃了人斗人、世界革命的过激思想。”赵生晖还依据他的判断及其所谓“马克思主义观”提出四条建议，试图对将要召开的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产生影响：“一、将党的各称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二、这个党的性质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四、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发达国家，现阶段是在数十到一百年内使中国成为小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够我们党奋斗几百上千年的了。以后是什么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后人自会予以确定，用不着前人予以圈定了。”如此等等，林林总总，难以尽举。正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之下，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当今中国涌生了。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拥有总财富9690亿美元（合8020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3年GDP117390.2亿元的68.3%；每户平均财富410.6万美元，合339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的富豪已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这些富豪们是如何发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刋载的洪巧俊《还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该文先引述别人的文章道：“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利益。”接着举了一些事例后说：“富豪们极富戏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谭雄伟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素质的新富豪是“呼吁”不来的》一文说：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心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决定着谁能够成为富豪。这种权力格局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之路。在上世纶八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典型地说明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背景。某些善于钻营的“胆大”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拉扰关系、依托权力迅速发财。这也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当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极力与金钱将其他人挤出发财的“快车道”。此外，富豪们又主要是通过剥削广大工人劳动者发起家来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部门有关人士曾详细揭露了部分企业克扣工人最低工资的多种违法手段：（一）将不属于最低工资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资，这是支付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普遍。如某服装厂职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1000元，看上去企业支付的工资超过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690元，但实际上该企业加班现象严重，在1000元工资里面加班费大约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约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某电子厂规定职工工资是690元/月，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但其中包括饭贴30元、车贴50元，而根据有关规定，饭贴和车贴都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二）试用期人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金属制品公司规定所有新进人员工资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经过一段时间不等的“试用期”并经单位考核为熟练工后，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底薪。（三）计件定额过高导致职工收入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某制衣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所规定的计件定额奇高，根据规定的计件定额标准，职工在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所得的月工资仅为420元。（四）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的出力动者，企业预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销售公司对部分职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工资支付方式，公司规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计发工资，平时则每月预支500元给职工作生活费。（周凯：《谁动了我的最低工资》，2006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在盘剥工人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资本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呵！而与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的暴富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工农劳动群众处于贫困化之中。在当今中国是哪些人构成了贫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岗职工、退休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大部分农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钱袋最瘪、竞争能力最弱而又最不应忽视的群体，如果加上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者，这个群体更庞大。”（雯子：《让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载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全国在职的工人阶级群众，月工资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妇俩都工作，供应一个三、四之家的生计，还要解决老人的瞻养、子女上学、购房、看病等诸多问题，同样紧吧吧的。这样加起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者。
30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使他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而丢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只会只倒退、中国民众必然遭罪。于是，一波高过一波地“向往毛泽东”热潮出现在神州大地了：
人们所怀念和憧憬的，至少包括：没有官僚、买办、资本家作威作福，而是工人、农民、知设分子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崇洋媚外、奴颜媚骨，而是不怕鬼、不信邪，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战斗的昂扬斗志和民族自豪；没有为一己私利，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而是为革命、为人民，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奋斗精神和改天换地、奋发图强的建设激情；没有物欲横流、乌烟瘴气，而是平等、友爱、公正、廉明，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政治氛围和社会风尚……
人们所期盼和追寻的，是认真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回顾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深刻研究、分析和理解毛泽东根据国内外经验作出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大胆探索，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和发展道路能够有科学明晰的认识……
人民所企望和呼唤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在寻找解决中国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出路中，在放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斗争中，把毛泽东开创蹈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宝贵遣产，伟大的中华民族潜藏着无限的这种可能性。
（卢之超为《向往毛泽东》一书所作“代序言”，《向往毛泽东》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是呵，在本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曾翻身得解放，由雇佣奴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企业的主人翁，如今经历了近二十余年的演变竟又由主人沦落为雇佣劳动动者，这怎不使人浮想联翩，感概万端，格外向往以工农劳动民众为主体的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事实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作论断的利学性：“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