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及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在迅速增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担心都在增长，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声音越来越大。如何才能把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成“软权力”，让其他国家更加欢迎崛起中的中国，更愿意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防范、甚至要对抗中国呢？
从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境地。经过几年的调整，美欧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势头，但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它们实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对经济复苏起什么作用尚待观察。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突出。中国的进口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对外投资拉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比较明显的特点有：
一、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猛增。德国等机器制造国对华出口猛增，中国市场成为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制造型跨国公司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对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与时俱进，许多服务业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利用的杠杆。
二、中国对外的投资增长迅速。从本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就不断增长，危机以来中国投资更成为非洲最主要的来源。非洲连续10年经济增长率5%左右，而且在危机后是仅有几个经济增长率没有下降的地区。对于这些经济增长，中国投资功不可没。
三、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亮点，而危机以来，东南亚联盟国家吸收的外来投资中，中国投资占了一半以上。
四、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在不断上涨，其规模已经超过3.8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给人以无限遐想，许多国家都希望能得到中国的资本，以扶助它们的经济发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GDP）2014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大增，除了中国市场容量大，给人以无限想象力外，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城市化等发展规划作基础，可以明显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稳定的投资前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债务不断上涨，而它们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发展趋势又使人担心它们的债务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际投资者对美元、欧元等传统“硬通货”的态度暧昧，对人民币的前景充满期待。除了香港、新加坡外，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都在努力建设人民币的离岸市场，都希望中国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中国使用经济杠杆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增，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利用这一优势给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货币体系中树立更大的权威。但目前的中国机构格局却不利于发挥这些能力。
涉及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机构本来就很多，掌管经济的政府部门也不少，但这些机构无法形成合力，无法有效地制定出使用经济杠杆的外交战略。比如，能够参与外交战略的决策的部门，在使用经济杠杆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而主管经济的部门，又很少会考虑中国的外交战略，它们的主要职责是自己掌管的部门应该给政府创造更多利益，不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另外，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在“利益至上”的企业诉求中，只顾着谋求企业的私利，而忽视了自身所代表的中国形象。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使我们无法有效地使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扩大我们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就有使用经济杠杆达到它外交战略目的经历。比如，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回归国有，惹怒了承包运河经营权的英、法两国。它们协同以色列出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三国行径的决议，并敦促英法撤军。英、法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不撤。美国政府经国安会讨论决定，趁英国政府为英镑贬值压力头疼之机，给它火上浇油，逼它撤军。于是，美国财政部就在市场上抛售英国的国库券。美国财政部掌控大量的英国国库券，它一抛售，引起市场恐怖，大家都跟着抛售。英国财政部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买入自己的国债。眼看英国的外汇就要耗尽，英镑贬值在所难免。英国财政部长给美国财政部长打电话，要求停止抛售行为。美国财政部长回答，除非英国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否则行动不会停止。英国政府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撤军。美国财政部抛售英国国债，引起市场价格暴跌，美财政部肯定遭受不少账面损失。但此决定是美国政府决定，美国财政部不用对此负责。结果，美国用经济杠杆逼迫英国服从了美国的外交意愿。
二战结束后，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复兴欧洲计划。为了落实该计划，美国专门成立了班子，在国会领导下运行，协调各部门利益。美国还要求接受援助国成立计划署，调查本国经济情况，提出援助申请。美国借马歇尔计划之机，查清了西欧各国的经济情况，制定出的规划符合现实，使西欧国家经济很快复兴，西欧国家舆论从此一直感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产品大量输出，消化掉了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过剩产能；美国用美元结算援助和贷款，培养起了西欧人用美元的习惯，西欧成为美元区，美元从而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
组合中国实力、发挥对外战略作用的办法
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美国的经验，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以更好地组合中国的实力，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制度创新。现有的政府部门构建使我们的对外影响力很分散，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我们的“软权力”。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制度创新，具体地说就是要创建一个能协调各部门利益，能综合考虑中国的国情与全球战略利益，并以此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手段的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主席领导、集中了政府负责外交、国家安全等部门代表的机构，它应该能起到协调部门利益、决定国家利益的作用。
国安委要研究在具体问题上使用经济杠杆的后果，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决定使用经济杠杆。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杆惩罚性的有：贸易制裁、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奖励性的有：单方面开放市场、减免关税，提供经济援助，给予优惠贷款，给予紧急贷款，购买某些国家的国债，等等。
二、对外援助要有计划，不能只靠市场。中国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发展贷款与日俱增，中国企业在非洲和亚洲周边国家的投资也不断增长。但是，中国的多数投资并没有总体设计，基本上是一项一项的。单独看，这些援助项目都很成功，甚至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但是，若干年后再观察，这些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有的甚至因为管理不善，陷入了“食之无味、抛之可惜”的“鸡肋”怪圈。
要改变这种状态，政府必须有更大的协调能力，不能是外国人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我们要学习“马歇尔计划”的模式，要有国家层面上的权威机构来协调援外项目，研究当地的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并监督计划的落实。另外，我们不能只注意“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我们给非洲国家提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给当地培养足够的管理人员。许多现代化的设施，用了很短时间就报废了。妥善地管理、维护中国的援建项目，可能比提供这些项目还重要。培养当地管理人员，就是“软权力”建设，那些受中国培养的人员未来就是中国可以依赖的人力资源。
三、要建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算体系，关键时刻可以不受美欧等发达国家交易系统的制约。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通过金融制裁，通过追踪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向，美国可以控制它的制裁对象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资金流。要打破这种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建立一种与美元、欧元不相交的结算体系，基本以人民币交易为主。这对促使与美国不和的国家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对未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及投资不受美国及其盟国制裁的影响有着重大意义。
四、解放思想。比如，近些年来，中国的舆论对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并把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拿出来作借口。改革开放以来，舆论把外交政策庸俗化，产生了一批流行的说法，诸如：“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国外交就应该只关注中国的利益；甚至产生了一些抱怨，说中国在经济不够发达时间就去援助非洲国家，是耽误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等等。其实，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不干涉内政”都不应该限制我们的行动。当新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不干涉内政原则时，是西方国家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干涉猖獗，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高涨时期。
不干涉内政是指我们反对西方国家对前殖民地国家内政的干涉，包括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为此，中国民众经常会上街游行，抗议西方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活动，而且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国家干涉提供许多具体支持。这种作法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朋友，奠定了发展中国家把新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基础。当今世界，霸权国家大搞“颜色革命”，“输出民主”，我们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反对霸权主义的理由。当然，我们的外交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斗而不破”。我们既要继续反对霸权国家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又要与霸权国家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甚至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领域与霸权国家合作。我们应该记住，在国际体系中捍卫正义，会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多的朋友。
作者简介：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