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大概从没想到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如此冷漠。最近一段时间，赵对于自己身处风口浪尖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确实，不就没参加中央、省、市三级文艺座谈会吗？一下子被舆论嗅出别样味道！
也难怪中国舆论太敏感，舆论的逻辑是，作为娱乐行业的符号式人物，官方三级文艺座谈会竟然没邀请赵参加，说明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低俗文艺”——二人传被官方所抛弃。而他为何被抛弃，可能不仅仅是文艺本身的原因，于是，关于赵站错了队，跟错了人的声音也就出来了。
客观地说，赵的演员才能少有人及，尽管他的表演也引起巨大争议，但这些争议主要针对的是他作品的内容，而非演技。崔永元前不久称赵为百年不遇的人才，虽有崔式特有的夸奖，但也说明赵作为一个演员是成功的。然而，如果仅仅把赵视为表演天才，则肯定委屈了他。赵同样还是一个政治人才，商业人才，他所打造的本山传媒集团和所创造的商业模式，证明了他是个成功的商人艺术家。
在中国，要从商必定要跟政府和官员打交道。虽然作为演员，要想取得成功，也免不了经营关系，但如果一个演员确有表演天赋，这种才能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会使得他更好脱颖而出，那么，他在和政府或其他人打交道中，就能够占据主动。可作为商人，在构筑一种政商关系时，自身掌握主动权的时机就要少很多。这是由中国特有的政商环境决定的。
但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赵本山的“过人”之处。最近一篇《赵本山的关键时刻》文章，让我们看到赵的企业政治家才能。该文披露了赵本山主动与政治靠拢的种种行为。例如，尽管本山传媒只是个民营企业，但团队建设可比国企。赵在2003年要辽宁省委批准，在自己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定期发展党员。赵本山还经常在夜里11点后开会，带领徒弟和员工学习中央最新精神。中央文艺座谈会翌日，赵本山就在铁岭的影视基地深夜学习领导人讲话，赵本人亲自辅导，这种政治姿态和敏感性并非是许多人具有的。本山集团还效仿政府，每一年的集团文件都有编号。中央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后，本山传媒的第一号文件就是“禁止大吃大喝”，员工婚丧嫁娶乔迁等事宜，只准集团工会派两个代表去探望，不准私下摆宴席铺张。其对政治的亦步亦趋，可说比国企还国企，充分说明赵对政治的把握。
然而，如果说赵的上述动作尚不令人太过惊讶，赵的老朋友在谈及其“爱国”情怀时说的一番话，则耐人寻味。该番话是，“本山尤其爱国，对国际形势，像钓鱼岛问题都很关切。‘非要说国家需要我，让我拿钱都拿’，这他都表过态的。要是国家需要他的资产，都可以拿。要是跟日本打起来了，别说捐他的飞机，他可以买几架飞机再捐。你问问他说过这话没有？”媒体在转述该文时，都把“要是国家需要他的资产，都可以拿”这句话突出来。坦率地讲，在我看到这话后，感到非常震动，我震动的不是赵的“思想觉悟”高，而是感到一种可怕。或许，赵在说这番话时，有其具体的语境，或许，赵真是做如此想。但就算如此，你会从这话中，隐约读出一种不祥之兆——谁乐意把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自己的庞大资产，毫无保留地，心情愉悦地送给政府？
根据我的印象，中国的企业家中，只有梁稳根说过这种话，或可同赵本山一比。梁也是民营企业家，有比后者更大的资产。当记者问梁，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会怎么办？梁的回答是，“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但梁说这话时是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的，这点与赵不同。
中国的企业家里，不是没有过在特殊时期或特定场合——例如抗战——将全部资产捐给国家之举，但是，在风平浪静的和平年代，企业家被逼做或被要求做这种表态，尽管其本人或许是真诚的，可给外界的联想却有些不好。它会让人与中国不佳的商业环境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后者让企业家屈服于政治的压力下，从而要做这样看似大公无私的表态，好让自己安全。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当前政商关系的恶劣。
关于中国真实的政商关系和政治生态，笔者在此不妨引述几位大佬级企业家的“肺腑心得”。冯仑在谈到企业家和政策法律关系时，曾说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因为没办法，是他们发牌，就像在赌场，他是坐庄的，我们（企业家）是必须听从的。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马云的体会是，和政府只恋爱，不结婚；王健林的心得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其实，赵本山也说过类似话，他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做文艺，要听党的话。上文提到赵的朋友圈，讲了一个细节，刘老根大舞台“进京”开业，江湖地位很高的成龙，也只坐在三排开外，排前面的都是赵本山请来的政商人士。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政商人士特别是政界人士，都是高官显要，我觉得也不尽然，也有地面上的“小人物”，别小看“小人物”的能耐，想当年，霍英东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其企业竟然被一个乡镇长卡住，不得不“打点”才放行。
经营政商关系当然不是中国企业家的“专利”，全世界企业家都如此。但之所以人们格外关注中国企业的营商环境，在于国外的企业家特别是成熟民主政体的企业家，他们为企业利润虽然也免不了同政府和官员进行某种程度的勾结，但这种勾结是有限度的，是以不破坏法律和规则为前提的。而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则要深得多，往往没原则，以法律和市场秩序的受损为代价。个中原因就在于，官员拥有太大的管制权和对某项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政府拥有大量资源。
一项新的政策常常会影响到行业发展和企业兴衰，这使得不少企业家不是把精力放在内部经营能力的塑造上，制造更好的捕鼠机，而是热衷于和政府搞好关系，获取各种政治身份，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许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成立业务上的战略合作关系，或引入政府部门作为战略投资者，企业家的算盘，就是通过这种紧密的政企关系，既提高企业的政治保险系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服务。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求得政府和官员的保护，相应也就要付出代价，承受风险。鉴于政治权斗风险的不可预测，并不是任何挤进了政治人物核心圈子的企业家，都能够安全的。在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关系上，后者一般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民营企业家进入了政治人物的核心决策圈，就不再有退出的选择，只能被动地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一旦所绑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来的后果完全可以对企业家构成毁灭性打击。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多。
既然过分亲近政府不行，躲避政府行不行？同样不行，这方面也有太多的教训。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同踩钢丝，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聪明如赵本山者，可能这个平衡也没把握好，才有如今被抛弃的烦恼。问题是，谁又能说自己把握得好呢？
（来源：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