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通货膨胀是有人吃亏、有人获利的过程。
“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这话是恩格斯说的。没有价值符号以前，政府破产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情况下即使不破产也是负债累累，捉襟见肘。政府花钱过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战争（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军费），比如灾荒，比如行政机构臃肿长期入不敷出（路易十六手下的烂摊子），比如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危机的时期给滞销产品提供信用担保，比如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等等。政府不断花钱，如果不便或不愿增加对顶层的税收（威廉•夏伊勒提到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遗产税等等。这样的税收很难逃脱，却最难征收，因为统治阶级自己向自己开刀是最难的了），也不敢、不便或者不能对公开底层进一步搜刮，那么对应债务必然越来越多。利滚利，必然越滚越多。一旦出现财政危机，那么就有政府倒台的危险。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到台前，他们的政府都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今天的希腊也是如此。
战事急如星火，军费没有着落，政府沿门托钵，银行家趁机敲诈那是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在大一统的中国这就是笑话，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央行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政府的融资平台控制了发钞权，政府不必再担心急需用钱的时候借不到钱或者欠债太多导致破产了。有了央行，政府钱不够花的时候直接通过央行进行后门操作，给自己在央行的国库帐户上加钱就可以了，国家理论上有能力调动一切所需的人、财、物，不必向社会借债，仰银行家的鼻息了。
发生通货膨胀之前，首先发生的是货币和金银摘钩。我们前面分析过，如果货币没有和金银摘钩的话，是不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的。不过，只要央行不断为政府买单，央行的纸币迟早必然脱离和贵金属的联系，或者说，央行的钞票迟早由可兑换金银的银行券演化为不可兑换的价值符号。在贵金属本位的条件下，流通中的纸币都是银行券（银票），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黄金，也是银行券。央行库存的金银有上限，发行的纸币却不短增加。无限增加的货币不可能按照固定比率兑换有限的金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银行券（银票）数量过多的时候，银行券会流回发钞行要求兑换黄金或白银。于是，央行黄金数量急剧下降。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宣布停止法币以固定比率兑换金银。比如上世纪6、70年代的美元危机：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已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1960年10月，几天之内，伦敦市场上每盎斯黄金的价格上涨到40.6美元，比美国官方规定的黄金与美元的比价(每盎斯35美元)高出了5.6美元。1968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 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美国与原黄金总库成员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央行停止自由兑换黄金就切断了法币和金银之间的脐带，从此便打开了通胀之门。由于金银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可以自动调节流通中的金银数量。当流通中的金银或者银行券数量过多时，金银会自动变成金银器皿，银行券会回到发钞行，而价值符号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除了进入流通，别无用处。这就是价值符号与金银或者银行券完全不同的颠倒的运动。
与金银和银行券（银票）不同，价值符号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与其流通数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和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成正比。一旦比例失调，就会出现物价波动。任何货币数量增加，流速加快或者生产规模下降的现象都可能导致通胀，其中以政府开支持续增加央行不断买单，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通胀最为常见。
言归正传。
凯恩斯主义是政府出钱以工代赈，是治标的办法，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已经指出，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消费能力相对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严重失业）。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可能因为失业率过高直接就导致社会动荡了；搞了，不过是把问题后延而已。由于社会消费能力有限，注定多数投资回不来，或者即使收回来也要挤压其他社会产品的消费能力，最终要由央行买单。
这种买单决不是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短期看，政府订单源源不断，就业增加，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长期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出现一大堆半截子豆腐渣工程加烂尾楼加银行坏账加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结局。为了避免半截子工程，避免银行的烂帐，避免建筑工人集体讨欠薪，避免停止政府投资以后过高的失业率，政府要不断追加投资，央行也要不断买单。所以，金本位条件下，政府是没有资格搞凯恩斯主义的。这时政府如果有搞凯恩斯主义，要么负债累累最终破产，要么法币最终脱离金本位。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有没有垄断企业的存在，是否实行凯恩斯主义，社会生产达到最大潜能之后，政府继续不断注入价值符号，都会出现通胀。这一小节，我们以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为例子分析通胀的过程，并不是因为只有凯恩斯主义才会导致通胀，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是非常典型的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的通胀。短期看，政府增加订单，可以提高流通商品的总量。长期看，随着政府订单的消失，生产规模会逐步萎缩。央行为支付政府订单而增发的货币之中成为利润或回扣的那部分货币，却不会退出流通。于是，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货币数量增加，物价必然上涨。
通胀的过程是激烈的财产再分配的过程，不同的人在通胀之中的处境不同。不同的生产要素在通胀过程中上涨幅度和过程也是完全不同，并不是所有东西同时同步涨价：有些商品的涨价是闻风即动，有些姗姗来迟；有些一飞冲天，有些原地踏步；有些上去就下不来，有些暴涨之后暴跌。个人境遇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什么商品，这种商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掌握的商品变成其它商品的灵活性（比如：有大量现金的稳拿，可以在通货膨胀初期迅速把现金的绝大部分换成房产、紧缺物质或者金银；而只有少量存款的卢瑟却只能每月拿工资，看着存款缩水）。
所以，弗里德曼说，开着直升飞机撒钱，所有人都会吃亏，很显然是骗人的。弗里德曼的分析掩盖了不同人群在社会经济循环中的博弈地位不同的现实。实际上，事情远比他的分析复杂的多。即使我们不考虑通胀的过程，我们也会知道通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或者说，弗里德曼的例子只能存在于稳拿经济学家的臆想之中，并不适合我们能观察得到的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出钱“以工代赈”的政策，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工程款谁出？虽然工人的工资最终可以消费回款的形式辗转回到政府手中，但是资本的利润则不能。表面上政府支付了利润，实际上政府只是开动了印钞机并没有支付任何东西。但是，很显然，确实有人在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和随后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致富了。如果通货膨胀真的伤害所有人，为什么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还对推动凯恩斯主义乐此不疲呢？既然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何苦这样积极地推动呢？很显然，凯恩斯主义对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是有丰厚利润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提供利润？既然国家凭空调动了所需的人、财、物，必然有人要凭空失去原先可以调动的人、财、物。那些原先拥有法币的人，以法币计价的债权的人（拥有意法币计算的债权就是拥有未来某一时刻一定数量的法币所有权），以固定法币额为主要收入的人或者收入无法跟上物价上涨幅度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在通货膨胀过程之中，持有法币时间越长，受到的损失越大，支付的利润越多。脱手法币的人，受到一部分损失。脱手越迅速的人，损失越小。有人提出通货膨胀是均摊财富的过程，他们认为有钱的社会顶层的钱多，必然损失大。说这样的话的人，完全忽视了社会顶层财产和收入的灵活性远远超过社会底层。他们可以拥有巨额的存款和大量的现金收入，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存款和收入变为紧缺商品、地产或者虚拟资本。他们甚至还可以贷款购买这些商品，然后按照缩水以后的数额偿还法币。所以，他们是可以迅速脱手货币，甚至可以利用贷款大捞一笔的人。相比之下，社会底层的资金链则紧张得多，往往看着自己的收入和存款缩水也无可奈何。此外，通货膨胀期间并不是所有商品匀速上涨，而是有些商品上涨得多，有些上涨得少。社会顶层控制核心资源，有更优越的博弈条件，自然可以在涨价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涨价幅度。相比之下，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则很难要求更高的工资。社会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必然超过物价上涨幅度。社会底层收入的涨幅则必然落后于物价上涨幅度。所以，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中下层是要付出代价，而上层（尤其是社会顶端极少数人）是可以获得丰厚利润的。一部分人的损失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或者说社会中下层的损失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利润。“……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则兴建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政府举债支出确实可以增加财富，不过是少数人的财富，不是所有人的财富，多数人是要为通胀买单的。
现实世界中，财政支出的钱进入商品循环的过程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瞬间的（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直升飞机均匀撒钱），而是由一些人先获得，然后通过层层交易不断扩大其流通范围。政府扩张开支，法币进入循环，并不是所有商品在一瞬间同时涨价的，币值不是一瞬间下降到某一水平，而是有一个逐步传导的过程。随着在法币注入经济循环的过程，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过程，法币逐渐贬值，商品价格不断上升，能够尽早获得法币的人，可以优先获得相对廉价的商品，必能享受到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好处。占有垄断资源在交易中占优势的一方，首先获得法币的一方，有更大的机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得好处。不论新增法币在谁的手中，都是数量较少的集团占优势。换句话说，垄断核心资源的稳拿可以垄断货币，抢购、囤积商品；也可以通过垄断商品，吸收法币。谁处于交易的垄断地位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谁先获得法币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占据垄断地位优先于获得法币；同样占据垄断地位的双方，谁获得额外的法币谁占优势。
先看博弈能力。由于法币不是在瞬间进入经济循环的每一个环节，所以在每一次交易的过程中，原先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都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受益，转移对应的损失，处于劣势的一方则只能不得不承担被转移过来的损失。每次交易都是货币购买商品的过程。法币增加，商品数量增加幅度不及法币增加那么多，则售价必然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上升的幅度却是值得探究的。如果新增法币集中在几个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多，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的幅度就会较低。反之，如果新增法币均匀分布在多数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少，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幅度就会较高。
换到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是完全自由竞争企业的话，物价可能不上涨或者上涨不多，产能可能扩张满足额外的订单。如果是完全垄断企业的话，可能价格上涨很大，产能基本不变或者略有扩张。对企业来说，利润最高的选择未必是产能最大的条件下实现，而往往是在产能略微扩张而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竞争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彼此争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垄断企业则可以尽量做到这一点。在博弈之中，垄断企业具有绝对优势，物价上涨程度与垄断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是大规模基建的话，工业核心原料往往迅速上涨，这些核心原料往往高度垄断，生产过程离不开。生产公司容易控制产量，拥有较强的议价权，自然容易涨价。相比之下，上下游企业往往议价能力弱，所以涨价幅度也有限。
获得法币的优先权，很大程度上和博弈能力有关。首先，对垄断企业来说，由于它们掌握最关键的生产、生活资料处在经济循环的核心环节，所以货币往往会很快传导到它们手中，它们有更多的机会更早获得货币。即使这些法币不是首先支付给他们，比如下游中小企业或者劳动力，它们也有办法通过涨价把这些货币敛过来。何况，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这些法币即使它们没有敛过来，它们也可以借过来。
每次现实中的通货膨胀都会产生一个发财的特殊阶级。简单地说，握有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少数垄断企业，可以迅速大幅涨价。在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煤炭、石油、粮食等生产、生活核心资料的垄断资本很容易涨价也会获得收益。相比之下，不掌握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多数企业，则很难涨价。至于劳动力，则基本没有什么涨价的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是大批劳动力失业的背景的话，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卢瑟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博弈能力弱小，都将成为通胀的受害者。所谓工资跑赢CPI只是美好的愿望。
再看获得法币的先后顺序。通胀初期的一笔钱（比如50万元）和在通胀一段时间以后同样数值的一笔钱的购买力显然是不一样的。所有人都获得50万元和只有个别人获得50万元显然是不一样的，这50万元对个别人来说就是相对独占的垄断资源。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获得法币不是为了持有法币（谁一直持有法币谁承担法币贬值的损失），而是为了尽早将法币转化为商品，在物价上涨的初期尽量多的占有商品，将来再把商品转化为法币或者其他财物。债权人吃亏就是因为他们的债权以法币而不是以实物计量，如果他们以实物计量债权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那些首先获得货币的人，就包括积极推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官僚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这些人获得利润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把到手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囤积紧缺物资加入投机大军的洪流，或者转化为房产、土地、股权、外汇和黄金，或者投资高利贷。后面通胀的损失与他们无关，他们已经落袋为安。如果他们参与投机的话，他们甚至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在分析过谁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利之后，我们现在有必要仔细分析通货膨胀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印钞：一种是直接向自己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写上一笔数字，然后支付消费的账单；一种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先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代为偿还；一种是社会发行公债，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收购这些债券。三种方式其实是一回事：政府支付了账单，央行发钞。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第一种方式为例分析。
物价上涨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政府订单产品”、“关键原材料”、“日用生活用品”、“劳动力”四个环节。
政府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给添加了数字，绝不是为了欣赏自己账户中惊人的天文数字或者晒出来炫富，而是为了购买产品和劳务。与之相关的产品价格首先会上涨。如果打仗的话，比如希特勒备战，比如美国轰炸伊拉克，就是武器装备，军粮，军装等等。如果是是修铁路的话，就是水泥、钢筋、铁轨、钢材。
这是第一轮上涨。此时理论上工资水平也会上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工人数量众多博弈能力最弱，一方面有大批失业者愿意按照现有的工资水平工作，在职工人很难要求上涨工资。其次，涉及这些项目涉及的工人只是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行业用人需求量变化并不大。所以，工资水平很难上涨。
这一轮上涨过程中，与政府订单有关的产品价格上涨，工资基本不变。此时就业增加，生活品价格基本稳定。于是有人沾沾自喜，认为经济气温回暖，危机的冲击过去了，保住了增长等等。御用经济学家开始歌功颂德，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则开始“盛世危言”般地预测将来的通胀。
这些企业会留下一部分利润然后向上游订货，于是出现第二轮上涨。这种上涨很快就会传导到控制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目前集中考虑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控制社会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这是因为：第一，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背景正是垄断企业闲置产能，导致经济无法自动复苏。第二，即使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产能也是有极限的，当所有人都就业以后，社会也会进入产能不变的状态。“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任何想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即使想扩张产能，也无法扩张，最终必然出现产能不变，货币不断增加的局面。作为垄断企业上下游的其它企业扩张产能的规模也受到垄断企业的产能的影响。如果垄断企业不扩张，它们很难扩张。如果扩张，它们必然面临原料涨价，销售不畅，利润下降的局面。
这些货币第一步未必由垄断企业获得，究竟谁先获得不重要。因为只要垄断产品涨价，很快这些货币中的大部分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了。垄断企业获得这些利润可以继续扩张，可以存款，可以投机。
对垄断企业来说，继续扩张产能意义并不大。市场已经是自己控制的，继续争夺其余部分的市场已将没有太大的意义。产量越高，单位产品售价越低。利润最高的状态并不是产量最大的时候出现。垄断企业往往有闲置产能。这一方面为是为了对付新进入的竞争对手，一方面是主动闲置提高售价。接到政府的订单，把一部分库存卖出去，在启动一部分闲置产能即可，基本没有必要上新设备，扩张产能。
把钱存起来同样是不理智的。在金本位的条件下，不断存钱就是积累黄金。但是到了价值符号的时代，谁都知道钱会越来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会越来越缩水，而且也不能兑换黄金，不过就是纸片或者银行账户中的数字。
这时，最佳的方案就是用这些钱去投机了。这些钱脱离生产，也不老老实实呆在银行，而是成为游资，去抢购、囤积、炒作各种生活必需品，或者囤积土地。最好的投机题材往往就是垄断产品。对垄断企业来讲，最好的投机品就是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反正握有超额的利润，不必操心回款不足影响企业运转。这时不妨把产品直接送入自己的仓库，而不是投放市场，相当于自己购买自己的产品然后囤积。对外的名义就是检修设备或者物价上涨生产亏本不得不压缩产能等等。名义上的理由无所谓，只要能制造足够的紧张气氛，给自己压缩市场供应量找一个借口就可以了。这些产品在仓库里，相时而动，等待物价上涨以后再供应市场。
在第一轮上涨中获得好处的企业，利润无处可用，如果不购买黄金、白银、外汇、房产、土地，往往会购买紧缺商品，让自己的利润追随垄断企业的利润，一起汇成投机的游资洪流。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垄断企业囤积什么，他们跟着囤积什么。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成为投机的产品：因为企业博弈能力有区别，一般企业的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多数情况下要小于垄断产品的上涨幅度。许多产品因为保存条件，需求弹性大等因素也不便囤积。于是，他们也开始跟风投机垄断产品。如果此时有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或者现货工具的话，借助金融杠杆，这个过程将大大加快。当然，这样做也存在被垄断企业反手吃掉的可能。
这些跟风的货币，会加速货币的传导过程。用于购买垄断产品的钱，很快就会汇集到垄断企业手中。使垄断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增加库存，减少供应。垄断资本很快就可以把这些钱汇拢起来，并形成足够的强度去冲击物价。
有些垄断产品，对外人来说是不易投机的。比如成品油，需要有储油装置或者利用现货和期货平台。一般人未必能掌握这样的设备或者具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如果自己私自储存成品油可能还未发财就被消防队找上门来了。比如电力，在超导装置诞生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大规模囤积电能。比如煤炭，需要有足够的场地去存放，还要小心自燃。
这难不倒那些获得了利润的人，这些人可以囤积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土地，比如农产品。粮食是最理想的囤积品，是最好的炒作题材——生产、生活离不开，好囤积好垄断的东西是炒作的最好选择——粮食一年一次收获，总量有限，谁都要吃，显然符合这个标准。在法律不许囤积粮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囤积其它农产品，打擦边球，比如棉花，绿豆、生姜、大蒜、苹果、蔗糖、玉米之类。
某种意义上，投机充分显示了不同人群博弈能力的不同。小农博弈能力差，自己涨价的能力有限。对方来收购，小农虽然能涨价但是也很难形成坚强有力的联盟大幅度涨价。不过，农产品到了投机者手里则是另一回事情了。投机者的数量远远小于小农，可以更有力地控制农产品价格。与普通消费者相比，投机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可要可不要，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能够以廉价收购转手高价卖出就投机，否则就换一个投机目标。与农民相比，投机者销售商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换得现钱偿还耕种期间的种种债务，或者购买生活日用品，维持生活，他们没有销售的压力。换句话说，无论与消费者还是农民相比，投机商成交的迫切程度差得多，他们的博弈能力也就强得多。他们完全可以囤积惜售，甚至销毁一批，人为制造短缺，把农产品价格推到新高。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葱、姜、蒜在不同的人手中可以买到不同的价格。暴涨暴跌并不是葱姜蒜的品质有什么不同，或者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博弈能力完全不同的人手中。
话题转回来。
此时，各种原料全面上涨，全面的通货膨胀正在酝酿中。各种生活资料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工资仍然变化不大。因为没有出现全面上涨，普通人虽然感觉到生活日益困难，但是还能忍受。
接着，物价出现第三轮上涨。随着生产、生活资料的物价上涨，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的产品售价也会上涨。这次上涨与前面新增货币追求规模变化不大的商品所导致的需求拉动的上涨不同，是成本上涨推动产品售价上涨。不管有没有政府的订单，垄断企业会对所有下游企业一视同仁，一样涨价。这次上涨是被动上涨，是对前面上涨过程的确认：如果不上涨，这些下游企业就会亏损。
这些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由于竞争的原因，中小企业的产品售价在原材料上涨势头冲击到它们以前，是很难上涨的。在需求不足的市场中，上涨自己的产品价格就意味着把这一部分市场拱手让给同行。甲涨价，乙不涨价，就意味着乙能获得甲的市场。当所有同行都面临不上涨就亏损的局面时，才可能形成稳定的上涨态势。
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因为不存在价格同盟不能提前涨价，所以虽然他们预测到未来的涨价，但是除了提前囤积部分原料以外没有其它对策。对他们来说，大规模囤积原料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掌握原料的企业此时已经在增加库存压缩市场供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往往因为流动资金紧张没有多余的闲钱大规模增购原料。
随着所有重要原材料的全面上涨，本轮上涨的产品必然广泛涉及是各种产品，主要是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通胀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时，全面上涨的局面已经显露出来。
这时，政府往往紧张起来，开始压缩贷款。于是，中小企业此时往往遭到三重打击，一面是原材上涨，一面是贷款紧缩，一面是因为产品涨价销量下降。不仅如此，他们很快会遭到工资上涨的第四重打击。
不过，此时如果放松信贷则可能造成更严重通胀，因为此时回报最高的行业不是生产制造，而是囤积生产、生活原材料。银行贷款不论最初贷款项目如何，最多两三个来回就会投入到投机的洪流中去。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马上就会迎来第四轮涨价。
随着生活日用品的涨价，绝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当实际工资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人就是节衣缩食，也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这时，他们就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实际上，涨工资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大批失业人口存在，劳动力内部竞争激烈，如果不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的话，工人很难同时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前几轮上涨之中，工资基本不动的原因。
此时会出现“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现象，一面是大量工人找不到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一面是中小企业用现有工资找不到合适的工人。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的本质，是就业岗位不能提供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实际工资水平。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多数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也下降，企业拿不出更高的工资，工人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说到底，是中小企业的大饼变小了，企业和工人都不够吃了。所以，改变就业观念或者增加就业培训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
这时，工人可以辞职、跳槽、罢工、闹事相威胁，中小企业也可以关门大吉相应对。此时的中小企业遭受四重打击，许多经营者支撑不下去，选择主动退出，停止生产，关门大吉，加入投机的大军，购买土地、房产、紧缺物资、黄金、白银和外汇，或者卖掉一切资产，套现所有现金，移民其它国家。
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工资集体协商，互相妥协。企业的利润让出一部分，工人工资上涨一部分，彼此各承担一部分损失。大饼小了，双方各少吃一口。工人工资并不会达到对应的物价水平。如果考虑到每个肢体健全的人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不能囤积，是最不稀缺的生产要素，工人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就不难理解工人最弱的博弈能力和他们处于经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
随着工人名义工资水平的上涨，前三轮之中没有涨价的企业也要开始涨价，于是所有企业的商品都会上涨。不仅产品上涨，就是不需要任何原料的服务业价格也会上涨，比如理发店、诊所、小时工等等。
经过“政府订单产品”、“关键原材料”、“日用生活用品”、“劳动力”这四个环节，上涨的势头逐步蔓延开来。主动上涨拉动被动上涨，推动全社会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前两个环节是货币传导到上游企业，后两个环节则是成本上升传导到下游中小企业。前两个环节是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产品，后两个环节是成本不断上涨导致生产亏本，劳动力不能维持生活。相比而言，前两个环节是注定盈利的，而后两个环节则是注定吃亏的。涨价已经由一种特权变成了不涨价就难以为继了。
通过这四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后两个环节的多数企业产品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不过是对前面两个环节涨价结果的确认。他们博弈能力差，得到货币的时间晚，注定是吃亏。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吃亏，造成一部分企业停产，一部分劳动力另谋职业，才可能使这个环节的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对非垄断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力来说，同行之间很难形成稳固的联盟，任何企业或个人主动提高价格都是把市场让给同行，主动涨价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成本上升传导到这个环节，或者游资涌入。虽然知道物价要上涨，但是却并不能提前涨价。
对垄断企业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如果预期到要涨价，大可主动增加库存，压缩供应量。垄断企业就是压缩生产，其它企业也难以填补对应的市场空间。对同行小企业来说，此时最理智的行为不是增加产能，填补供应缺口，而使跟风压缩供应量，产品直接进仓库而不是进市场，等价格上涨以后再抛售出去。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操纵自己产品的市场，甚至可以提前促成该垄断产品的涨价。
对劳动力来说，即使他们首先获得货币，他们也难以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多收了三五斗》那一小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对农民来说，所有农民都丰收，米行会极力压低大米的价格，所以不是农民的好事。只有自己丰收其他人歉收才能获得额外的好处。所有人都涨工资，无非是给垄断企业抬高垄断品售价的机会。
再看投机和价格操纵。
物以稀为贵。既然钱多物少，投机者的作用就是让物相对于钱更稀罕一些。先抢购相对稀罕的商品，然后转手抛售。当然，许多东西也可能本身并不太稀罕，而是由于投机者抢购、囤积并销毁一些而变得稀罕。
虽然物价总体方向是物价向上的，但是整个过程绝对是不均匀的。游资涌入哪个方向，那个方向的物价就会飙升。游资的方向由少数人决定，他们选择哪个方向，那个方向就会成为突发暴涨的方向。所以，可能出现蒜你狠，也肯能出现大蒜没人要。物价的上涨方向是由掌握游资的稳拿确定的。说到底，也是游资的流向的强度决定的。游资流向的强度与游资总量成正比，与投机者数量成反比，游资数量越大，越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对他们所选择的投机商品价格的冲击能力越强。
投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贱买贵卖获得更多的货币。稳拿的经济理论认为投机可以促进市场的平衡：当某种产品过度充裕的时投机者买进，当这种产品不足的时投机者卖出。投机是赌博，风险自担，投机者以自己承担风险为市场平衡做出贡献。
事实上，市场的稀缺程度完全是可以受到操纵的，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所以，风险自担的只是中小投机者，对大投机者则是另一回事。战场上，两军拉锯时，一支数量队伍并不太大的队伍，坚定地站在某一方就可以彻底改变战局。投机市场同样如此，当绝大多数投机者都按照“顺风倒”的原则投机的时候，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就足以按照他的目的改变整个市场方向。这些人既是市场方向的决定者，也是参与者，其他人则是跟风者或者搭便车的人。
垄断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操纵也是如此。实践中，绝大多数垄断企业并不是完全控制百分之百控制某一种产品。只要该企业压缩产量，其他同行不能有效填补即可。假设某一企业掌握某产品市场总分额的30%，该企业主动限产，压缩产能到10%，其余产品全部进入库存。这时，如果其他同行开启闲置产能弥补这20%的缺口的话，该产品的价格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其他同行开足马力也不足以弥补这20%的话，该产品价格必然上涨。这时，对其他同行来说，无论自己是否启动闲置产能，产品价格都会上涨，现在销售和等一段销售会有完全不同的售价。最好的选择必然是追随限产的企业，压缩市场供应增加库存。于是，就形成了涨价的同盟。那家控制市场份额30%的企业就成为该行业的带头大哥，能有效控制该行业产品售价的上涨。反之亦然，当垄断企业觉得有必要开启闲置产能压低售价挤垮冒失闯入的外来者的时候，其它企业也不得不跟风。
这是一个小猪跟着大猪跑的游戏，少数控制市场方向的人是大猪，数量众多的跟风者则是小猪。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价格，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农民不明白为什么大蒜价格暴涨暴跌。因为当有外来资本炒作的时候，农民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没有人炒作的时候，小农博弈能力若得弱点完全暴露出来，大蒜价格自然一落千丈。
对小猪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跟风。不跟风，死的更快。小猪的钱不去跟风炒楼，他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去跟风炒楼，可能被高位套牢。对农民来说，不跟风囤积大蒜意味着大蒜在上涨阶段不能卖到高价，在下跌阶段只能贱卖。不论他们跟风或不跟风，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大蒜价格下跌的时候都要承担损失。
对小猪来说，最理智的行为是时刻跟随大猪，千万不要与大猪做逆向操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猪随时可能转向，而不提前通知。那些满怀激情跟在大猪后面的小猪，立即就会成为与大猪逆向操作：当大猪建仓的时候，小猪并不知情。当大猪减仓的时候，小猪还在追高。当大猪再次建仓的时候，小猪可能正在割肉或者惊魂未定犹豫不决。它们最终成为大猪的猎物，被大猪踩死吃掉。于是，农民手中积压大量农产品，最终赔钱甩卖没有人要的事情屡见不鲜。多说一句。有人认为，发展订单农业能抑制农产品的暴涨暴跌，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是完全没有看到农民所处的不利地位。实际上，通过订单，收购企业将拥有更强的操纵市场的能力。收购企业可以一面压低农民手中大蒜的价格，一面提高供应市场大蒜的价格。
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注入法币，通货膨胀的趋势是不能持续的。大多数投机最终没有买主必然失败，政府的投资一旦停止，流通中的法币数量不再增加。政府的订单消失，经济规模萎缩，物价便可能下降的趋势。对大猪来说即使被套牢压力也不大，因为它手中控制着足够数量的紧俏物资，完全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供应量，维持较高的价格，稳步退出。对小猪来说则是悲剧，由于大猪已经撤退，所有小猪往往不得不割肉一哄而散。大猪此时则可以趁机吸收物资。总体来说，只要政府源源不断地注入法币，那些被套牢的小猪迟早会解套，但是这种解套只是会计意义的解套，他们获得的法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大缩水了。
随着物价的上涨，比如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逐渐离开生产循环，脱离实业，进入投机行业的现象。在投机盛行的时期，与投机相关的行业（比如能为投机提供资金的地下金融业）蓬勃发展，与之相关的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也会水涨船高，于是创造出若干工资神话。这种工资暴涨绝不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例证。售楼小姐、投资理财经理、银行的客户经理都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绩效工资，只有能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才能获得高昂的工资，如同鱼鹰为渔夫服务。这些工来自新加入的资本的损失，而并不是原有资本对工资的妥协。
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绝不是一个大家都吃亏的过程，而是一个卢瑟吃亏，稳拿发财的过程，是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刺激经济是给垄断集团发财的机会。劳动者则受到双重打击，一方面是随着政府投资的结束，就业率不断回落，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上涨，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与第三轮上涨中受到冲击的企业家不同，他们没有能力移民或者当寓公。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货币工资，没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投机，主要财产是货币存款，很难回避货币贬值的损失。即使他们投机，他们也处于小猪的地位，往往在大猪掉头的过程中损失惨重。于是，社会底层饱受滞涨的折磨。
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经过推行凯恩斯主义之后，各个阶层的受益损失情况。首先，是获得政府订单的承包商，他们获得惊人的利润，哪怕他们修建的是豆腐渣工程，政府也会买单。这样的好事，天下少有。当然，一起受益的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僚和议员。其次，是控制关键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资本。绝大多数政府增发的货币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趁机攻城略地，聚拢财富，扩张资本。原先能勉强维持的企业将虽然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初期可能会遇到短暂的小阳春，但是必将更加困难，他们将受到原料上涨，工资成本上涨，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和信贷紧张的综合打击。原先有工作的人，会遇到工资和存款缩水的冲击。原先没有工作的人，在推行凯恩斯主义初期，暂时能获得工作的机会，但是随着政府订单的压缩和工程量的下降，他们的就业将重新遇到困难。如果他们有存款的话，他们也要承担损失。一般来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往往也有少量存款和手头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社会底层受到损失的程度远远大于CPI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现实通胀中，涨幅最大的绝不会是花盆或者渔缸。这两样涨价的话，大不了不种花养鱼就是了。越是生产、生活离不开的产品，越可以卡住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的脖子的商品，往往涨幅最大。这些商品就是涨钱，消费者也要消费。决定博弈能力强弱的因素，除了博弈双方数量对比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成交的渴求性。粮食虽然涨价也不能不吃，蔬菜再贵也要买。能卡住博弈对方的脖子，自然能逼迫对方把多数收入（甚至存款）掏出来，以维持必要的生活。CPI只是一般消费品的加权平均，并不能反映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情况，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食品）的涨幅，必然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消费品（电影票）的涨幅。如果仅仅看CPI自然不能充分感觉到民生日蹙。
对社会底层来说他们的多数消费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涨价的东西。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多数消费品则是奢侈品，这些产品的上涨幅度必然落后与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感觉自然没有底层明显。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社会底层受到工资上涨落后于物价上涨的挤压，社会顶层还在悠然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红利。
既然政府推动凯恩斯主义符合顶端垄断集团的利益，弗里德曼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什么弗里德曼还会反对呢？这是因为当两个垄断集团博弈能力接近的时候，政府站在那个垄断集团之后，哪个垄断集团就占有更大的优势。于是，此时究竟是由哪个垄断集团发财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资本。垄断集团沦为政府的附庸。
按照我们的分析，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效果与社会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政府下同样数量的订单，注入同样数量的货币，达到的刺激经济的效果不同：社会生产垄断程度越高，扩张幅度越有限，通胀速度越快，幅度越高。反之，垄断程度越低，生产扩张能力越强，通胀过程越慢，幅度越低。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会推动一系列社会投资，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这种情况只能在生产高度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在高度垄断情况下，则很难出现这种拉动一串经济复苏的现象。弗里德曼说政府投资会挤出其他实业投资，出现“挤出效应”。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垄断企业不扩张，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大批生产企业利润下降，被迫关门。事实上，究竟是“乘数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垄断程度，垄断程度越高，挤出效应越严重，而没有垄断压制生产就不需要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复苏。垄断程度越高，越需要政府刺激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垄断程度越高，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努力越无效，这是第一个有趣的结论。
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通胀有巨大的财产再分配作用，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小，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需要越来越大的政府订单。长远看，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率将不断下降，通胀的幅度和速度则将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需要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越大，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这是第二个有趣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两个结论相结合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于是，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虽然暂时能缓解失业问题，但是长期看必然使贫富差距更大，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失业问题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拆分垄断资本，不主动减缓贫富差距，只能是治标的办法，而且是使病情不断恶化的治标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垄断资本是立国基础，顶层孜孜不倦不断聚敛就是为了增加私有财产，所以都是万万不会触动的。于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加速的功能：流通中的价值符号越多，价值符号的流速越快，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越少，物价上涨就越多，政府就需要更多的价值符号弥补财政赤字，人们就希望尽快脱手手中的钞票换成实物，生产者无法顺利生产，销售者囤积货物。
在温和上涨阶段，大家对货币的信心虽能维持但必定不断动摇，随着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大家对货币的信心必然彻底动摇。大家都相信物价会上涨，就会开始考虑囤积，有条件的首先囤积，会加快物价上涨的速率，当物价上涨的速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人都加入囤积的行列，生产赔钱，囤积赚钱，生产过程会被打乱。
于是，物价就成了脱缰的野马。这时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