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直热衷于推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和“颜色革命”，但今天突然发现形势不妙，美国自己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美国体制的各种弊病暴露无遗；欧洲也面临着“希腊之春”蔓延的可能，搞得不好，欧盟像苏联那样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遭遇危机，世界也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和“后西方话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人应该抓紧自己的话语建设, 并用自己的话语来审视和评判西方的一切。从中国话语的视角出发，这场西方危机的政治根源大致可以被归纳为“四个缺乏”，即西方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四个缺乏”的问题如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将不可逆转。
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西方今天最大的弊病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政客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禁锢，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西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问题。今天西方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对内一切都“选举政治化”，对外则是“意识形态化”。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对内对外都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和处理问题。
在西方国家内部，“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做的一切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一般认为，美国金融监管严重失控和资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控制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但美国两党不愿“实事求是”地正视自己的制度缺陷，却忙于打口水仗，结果是尽管危机当头，但两党却无法形成应对危机的共识。
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8月11日在一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中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文章批评一些共和党政客见利忘义，“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以便为在2012年重新夺回白宫和参议院大权助一臂之力。
同样，希腊政府也无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各个政党互相推卸责任，继续为竞选而明争暗斗。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甚至不惜采用公投这样的极端方法来要挟欧盟，使整个欧洲顿时陷入紧张，其目的只是为了换取希腊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某种 “体面的解决”。难怪有学者这样评述希腊政治：“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多数西方政客和媒体基本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的分析框架，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欧洲国家面临如此巨大的财务危机时开始想到了中国的帮助，但又放不下面子，“民主”的欧洲落到需要“专制”的中国来打气输血，岂不是对民主本身的巨大讽刺吗？所以它们想要中国的钱，但又不让中国提任何条件，这不是很荒谬吗？还是美国日裔自由派学者福山先生更“实事求是”一些，他虽然提出过“历史终结论”，但他已和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分道扬镳，甚至还发表了《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这样的文章。如果欧盟也能够走到福山这一步，中国出手帮助也不妨大方一点。
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
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真正执行力的政治家，背后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所以很难产生真正称职能干的领袖人物。在很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根本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机制产生的领导人往往都能说会道，但就是不能干。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一度都相当风光，但仅仅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就把国库弄了个精光。
国家治理要靠人才，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西方长期以来，自以为自己的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结果这种制度安排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一个不具备“选贤任能”的机制的国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恐怕要出局。
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一大批西方国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冰岛政府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也相当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陷入无中央政府状态达500多天；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非常低下；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几乎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中，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民主已成为西方国家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
缺乏“良政善治”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制度设计的缺陷。以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为例，其“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为反对而反对，而这种分权又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又都被资本力量所驾驭。西方媒体常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但它也被资本控制了，所以才会出现默多克滥用新闻自由的恶劣后果。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没有这一切，“良政善治”可能只会是天方夜谭。
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
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学思考，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使他们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最近说，“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
中国话语要随中国崛起而崛起
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西方主流话语立即强势出击，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它们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不过令西方尴尬的是：今天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市场与民主的典范国家”，而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的处理严重乏力。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该怎么解释这一切。我们倒是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起源：它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从中国话语的角度看，它也是对缺乏“实事求是”、“选贤任能”、“良政善治”、“深谋远虑”的体制的一系列惩罚。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应该更多地使用中国话语来评判西方的一切，逐步推动中国话语在世界上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