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共识。总体上看，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的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这些年来的高速发展，给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中国内部也观点歧异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作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流失了接受度。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桔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桔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桔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桔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是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介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等等。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模式需要自我改进的过程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代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权利去看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的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观点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西方人对西方的制度看法也莫衷一是。）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到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