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海外政策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国家，现在也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有能够生存下来，就是说因为这些共产党无能应付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
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正是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就是说群体事件是必然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
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是个不确定数。
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性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性。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
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等等。
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性不言自明。
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
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代历朝都出现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
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
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
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
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面临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来得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
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那么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