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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之前，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中菲关系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争议而陷入低潮，之前很多观察家估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席这次会议，以示对菲律宾的抗议。现在习近平决定出席，表示中国不会因为中菲两国之间的岛礁争议，而影响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同时中国也表示即使是和菲律宾的关系，谈判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

不过，更有意味的则是中美两国对这次会议上，是否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不同表述。中国方面表示，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不引入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国多年来所达成的共识，也是APEC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合适场合，也不应当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但美国的表述则不同。尽管美国也认为APEC主要是经济论坛，南中国海问题虽不在菲律宾APEC领导人会议正式议程内，但仍然可能在会议期间讨论，并且美国同地区盟友和伙伴会晤时，也会讨论这个议题。

有西方和区域内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想在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以免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中国努力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而美国等国家则竭力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深层次看，中美不同的表述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两国两种不同的外交哲学，即中国的合作主体哲学和美国（和西方）的冲突主体哲学。

中国并非一定要在重要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实际上，今天中国越来越不回避在国际场合上讨论国家间所存在的冲突，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确一直克制自己，在一些场合不谈或者少谈这些问题。中国担心一旦国家间的冲突占据国际场合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问题甚至被忽视。中国历来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哲学。这种哲学承认国家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相信如果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做大了，冲突方面就会减少，分歧方面就可以得到管控，甚至最终的解决；但如果冲突方面增大，合作方面减少，最终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这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美国也是要寻求合作的，但其经常的做法是张扬冲突面，希望通过直面冲突而解决冲突。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间“国际关系”所秉持的原则。所谓的“国际”就是列强们走在一起，讨论和解决纠纷的一个舞台。无论是解决列强之间的纠纷，还是它们瓜分世界其它地方利益，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不过，国际关系历史表明，张扬冲突往往走向最终的冲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战、二战是最明显的案例。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很多冲突，是美国冲突哲学的现实体现。中东的乱局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没有人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秩序。中东秩序的失败也导致了今天欧洲的难民潮。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难民潮的主要根源，欧洲各国现在却要承担后果。欧洲也并没有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出现稳定的秩序，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各种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和其邻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切，但美国和其拉美邻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顺畅过，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对峙之后，直到最近才有改善，和拉美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委内瑞拉等）的关系经常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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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有无冲突”的定义权在美国。即使没有冲突，为了其国家利益（或者一些特殊利益），美国也可以“定义”（实际上是“寻找”）冲突。这些年里，美国到处制造的“颜色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各种力量制造“颜色革命”的地方，实际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很多地方被美国“颜色革命”，只是因为当地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不同罢了。

回到今天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地区面临着中美这两种外交哲学的竞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也是最和平安全的区域。同时，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各方也一直没有停止预测过这个地区即将来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秩序，从而发生战争。不过，美国的预测一直是失败的。在西方，大多数人似乎期待着亚太地区的冲突和战争，而很少有人去研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研究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远较预测冲突要来得重要。

中国自己一直在强调其和平外交哲学在其外交过程中的作用，也一直承诺会继续和平崛起。但也很显然，中国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区域内各国的兴趣。这也不难理解，区域内很多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美国的话语。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即使不是视西方的话语为“圣经”，也多半对西方的话语深信不疑。在政策行为层面，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也动不动要使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区域内部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在实际层面只会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种情况既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亚太地区充满危险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经贸合作成为亚洲地区的主流话语。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东盟（亚细安）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促成了这一主流话语的形成。在这个构架内，中国不仅和亚洲各国发展出了紧密的经贸关联，也化解了包括两岸关系在内的本来很难稳定下来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亚洲地区目前的稳定局面和发展势头，是这一主流话语和这一话语主导的国家政策的直接结果。

不过，这种情况在前些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回归亚洲”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本区域，有关防务和军事战略的论坛越来越多，防务和军事话语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多场合甚至取代了经贸话语。在东北亚，尽管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但三国的关系似乎只表现为军事与安全问题，经贸合作要不被放置一边，要不被置于军事和防务的阴影里。在东南亚，尽管中国只和东盟10国中的四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存在着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争议，但今天的军事和安全话语已经主导了中国东盟关系。经贸关系还在发展，但经贸话语要不被限制到了中国本土，要不被军事和安全话语所笼罩。

在大多数国家，军方、外交部门和媒体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高度关切军事和安全，似乎冲突乃至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这也不难理解，这些部门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军方和外交需要预算，而媒体则需要负面的新闻。这些部门合力推波助澜，一派热闹。人们观察到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不可否认，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具体的利益在背后推动着。

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有责任去改变它，因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区域的和平。近来，习近平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尽管中国和越南两国近年来也是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多次出现困难，但两国高层的互访并没有停止，中国并不想让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两国其它方面的关系，因为南中国海问题毕竟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两国之间也在寻求合作。习近平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明即使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方面扮演主体角色，中国也并没有放弃菲律宾。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努力改变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实际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已经从被动逐渐转变成为主动），但同时也再三承诺和平，不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在最近的香山论坛上，中国军委副主席承诺，即使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中国也不会首先使用武力。尽管这种承诺遭遇中国网民的攻击，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不会改变。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被一些所谓的民意所挟持。实际上，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一直在作这种承诺，中国不会放弃主权，但处理主权的方法会是务实的。这也是邓小平以来的一贯传统。

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的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类似中东和欧洲难民潮那样的局面出现在亚洲，那会是亚洲的悲剧。

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重新提出“亚洲价值”，这正是时候。中国之前提出了要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亚洲价值”正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亚洲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等亚洲领袖提出，曾经是亚洲话语的集中体现。在1997年至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话语逐渐淡出。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价值又趋于复兴。历史上，中国是亚洲价值最重要的来源地，尽管其他国家也有贡献。今天，复兴亚洲价值更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建设的有效手段。

在亚洲，中国和美国的话语权之争既已经成为现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具有信心。历史地看，在经济和军事之间的竞争过程中，经济必然会胜出。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来支撑。最显然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为美国当时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而苏联只是军事。

中国要学习从前美国经贸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导向，防务主要是为了国防和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而经贸主要是为了建设区域秩序。从长远看，中国秉持的开放性经济区域主义经贸话语，必然会在和美国的防务军事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因为这既符合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更是符合本区域国家的根本利益。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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