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给我讲了个笑话：联合国开会讨论如何在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结果无法达成共识，会议无果而终。记者问会议主席为什么是这种结局? 会议主席双手一摊，遗憾地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世界各国’这个概念、欧洲人不理解‘消除贫困’这个概念。”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看法：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惟我独尊，意识形态挂帅，到处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没有足够的热情。倒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看得更远，他重金行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非洲的难民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也改善了微软的国际竞争环境。我想如果美国政府能从比尔•盖茨的行善中悟出点道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美国从自己一年约7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世界穷人的话，对维护美国形象和安全所创造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把这笔钱用于军备。
欧洲虽然奉行多边主义，但在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上，政策乏力。欧盟国家高额补助欧洲农业，使得欧洲许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非洲，非洲国家怎么竞争?“今天欧洲的牛都可以拿到这么多补贴，比我们非洲的人还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说。西方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来进行改革，但自己却不这样做，欧美对自己农业的巨额补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也未能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对外援助大都附加诸如民主化这样的政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内耗甚至内战的不少，结果民生更为艰难。欧洲援外项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文牍主义严重、总体效率不高。各种项目都经过繁琐的手续，从可行性报告到各个阶段的进度和审查，很多活动都必须由欧洲“专家”来做，结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资金又回到欧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亚工业部一位官员，指着阿鲁沙当地的一所老校舍对我说，“过去西方传教士来这里建了不少学校，没有这么多手续，不是也把事情办成了么?”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曾略带夸张地对我讲：“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判完，中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
美国的“9•11”悲剧造成了约3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儿童估计有18000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于6个“9•11”死亡人数的儿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国等西方主要媒体将一个英国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踪一事作为头条新闻，并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无妨，因为此事有其新闻价值，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发展中国家有18000个儿童死去?联合国前粮食署执行干事莫里斯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明天所有媒体都打出头条新闻：‘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且遇难者全部为儿童’，那这个世界还能无动于衷吗?”莫里斯用这种形象的语言告诉世界：全球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计，世界65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约26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 (近10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 (约13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的人(26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欧洲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也不包括穷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的187年之后。
我们不忽视西方这些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来审视今天很多世界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成因，探讨为什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对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缺乏热情。
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明显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还是让这种悲剧持续下去，这是违背人类的基本良知的，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必须关注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并有必要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偏差逐步纠正过来。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用自己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纠正了这个偏差。这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认真地把解决贫困问题当作一种核心人权来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路和做法，世界范围内的扶贫需要中国的智慧。
如果世界贫困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世界未来的各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参加过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专门去听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往往很偏激，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严重不公。讨论中，一位激进的非洲学者就这样说：“富国不要得意忘形，现在世界的穷人也有三样武器来对付你们，这就是无穷无尽的难民潮、各种传染疾病和全球继续变暖。你们越不帮助我们，这三个武器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话赢来一片掌声。他的观点偏激了，但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已经与各种全球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贫穷导致疾病，导致难民潮，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来解决，否则整个世界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自己的扶贫事业还面临各种挑战，要走的路还相当长。我们应考虑在继续推进国内扶贫工作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新的普世价值，逐步纠正西方主流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有的偏差，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推动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通过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国际公约，最终使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消除贫困当作一种核心人权，当作一种新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件事能够做成，这将是中国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为一旦通过缔结国际公约而确立了这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这非轻而易举的事)，支持扶贫就成了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不仅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种口号。
现在西方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般有两个理由，一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严重，所以无法提供援助。二是因为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内的选民“同情心疲倦”，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贫困看成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话，这些就不能称其为理由，他们应该找出新的、不易受腐败影响的援助方法来帮助别人，而且需要努力说服本国人民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扶贫，就像他们支持公民政治权利、总是认为那些人权是核心人权，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一样。
当然，贫困国家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消除贫困的首要责任，如果自己不争气，外来援助再多，也难发挥作用。我走访过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策往往游走于两个极端，要么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要么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议去做，结果是邯郸学步，人家好的地方没有学会，自己好的东西都丢了。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部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剧烈、腐败程度令人发指、政府缺乏社会整合能力。但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来扶贫，应该超越这些制约因素。不能由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能，国际社会对其人民的极端贫困就可以不闻不问。今天国际社会在帮助第三世界扶贫的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务实有效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财力和物力，国际社会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世界极端贫困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因严重的贫困而引发的各种全球性的棘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