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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地震说中国政治

2008-06-27 21:46 战略·谋略 ⁄ 共 285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汶川大地震,震痛了国人,也震出了人们对政治的许多思考。中国政府迅速高效的救灾行动,领导人身先士卒的勇敢行为,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一时间,曾经长期遭人诟病的中国政治,似乎又瞬间得到充分的肯定。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中国政治呢?

中国政治有自身的逻辑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政治不够民主,因而是不好的。且不说民主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就简单以民主来衡量一种政治好还是不好,那么甚至可以说,现代众多国家的政治还不如古代。因为古希腊城邦时代早就有了公民直接民主的实践,而现代世界却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

事实上,世上并没有绝对好或不好的政治。政治学开山鼻祖亚里斯多德探讨了上百个城邦的政治,也无法说哪种政治就是绝对好的。亚氏实际上赞同一种混合的政治模式。亚氏老师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则无疑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中国古人从家的观念出发,推及到国到天下,发展出一套家天下的政治伦理和架构,独具特色。

中国的政治,把国和家连在一起,民众即便漂泊四方,却始终牵挂故土,渴望叶落归根,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的政治真那么一无是处,也许中华民族早就在历史的风雨中烟消云散了,哪来这样长久的文化,众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政治是支撑一个群体生存的基本结构,既然中华民族能如此傲然走到今天,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国政治有自身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天下政治都能如中国人所设想的像家一般治理,难道这不正是世人梦寐以求的吗?

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科技上的兴起,如果中国没有被西方列强打败,相信现在没有国人会对西方政治如此顶礼膜拜。而正是这段历史的屈辱,却又导致国人过度否定自己。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交通和通讯手段十分落后的情况,要维持一种稳定的结构和效率,适度集权不可避免,民主只能是奢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民主只能在古希腊小城邦出现,罗梭也承认他的民主理论只能在小国实现的原因。

中国封建时代精致的官僚制度,无疑是当时人类一大文明成果。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就。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但没有必要过度崇拜。历史不会终结,因为人类还在往前走。政治的好坏不在于理论描述,而在于实践的生命力。

事实上,正如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识还远未清楚一样,人们对政治的认识也谈不上已经清楚。如果民主真是救治一切社会的灵丹妙药,那么何来这么多复制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呢?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努力一再受挫,秩序重建历经磨难,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有自身的内在逻辑。

中国政治发展方向是民主化

中国政治有自身的逻辑,并不是说中国政治不需要民主。恰恰相反,中国家天下的政治容易导致“家长们”事事越厨代庖,集权过度,而这种集权过度的政治顽疾需要用民主来医治。民主的政治能借助民众的参与,不断给政治刺激,从而保持活力。而集权的政治,因缺少刺激常在僵化中走向衰朽。无论东方西方,国家的强盛首先是政治的强盛,国与国的对抗,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的对抗。政治的衰朽必然导致国家的衰朽。

过度的集权,使政治在一个封闭狭小的圈子里循环,纵使统治阶层竭力提高接班人的素质,并开科取士,从民间吸收精英,但终究无法稳定有序的从外部获得足够的新鲜血液使政治常新。政治要不在统治者体力和智力的衰退中衰退,要不在接班之争的腥风血雨中动荡。历史上,中国政治反复重建,代价高昂,却始终走不出周期性循环。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时指出了民主这一条走出历史周期率的路,但不幸地是毛本人却又走上了历史的老路。

过度集权使中国成了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被湮没,民众的智慧被浪费。西方的政治民主容纳个性成长,催化了民众智慧的开发,促成了近代科技的兴起,这正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近代中国被西方打败,与其说是军事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的失败。精英与大众的张力,整体与个体的矛盾,是中国政治永远的痛。

时至今日,社会生活远比历史上复杂,无论统治阶层如何英明勤勉,也很难做得事事兼顾,尽善尽美。现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个人生活能力的增强,也使人们对政治这一群体生存结构的依赖逐渐减少。集权的政治构架需要统治者持续的英明来匹配。然而,人是有缺陷的。世上没有哲学王,期待英明的统治者常常也是水中望月。社会治理的权力分配给更多的人来行使不可避免。正如西塞罗说,国家是人民的事业。要使国家生生不息,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

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先驱艰辛探寻政治革新,始终绕不开民主之路。确实,只有民主,才能容纳民众智慧成长,从而为国家持久昌盛提供最大资源。只有民主,才能使政治精英的斗争受到约束,不至于使国家在政治中硝烟弥漫,并绑架整体。中华民族要真正崛起,政治的民主化不可避免。

有中国特色政治模式是可能的

当前中国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滥用和腐败的现象十分严重,百姓的不满使执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压力。执政党设想的解决方案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蓝图,倘能实现倒也可能治愈中国政治历史顽疾,并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当然,把人民放到前面,把方案调整为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统一,似乎更符合历史的逻辑和人民共和国的内在特性。

要实现蓝图,需要使人大独立。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应该体现控制政府层面,而非控制人大,否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无法得到保障的。宪法规定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执政党控制人大,不符合宪政的逻辑,容易造成执政党在宪法之上。事实上,执政党在宪法之上,这既是建国以来国家诸多政治不幸的原因,也是现在人们要求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不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就很难走出历史上的政治困境。

要实现蓝图,应使国家主席实权化。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应该体现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上,即: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由执政党领袖出任。目前中国政治很大一个问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国体制,无法使国家相对独立,不利于国家制度建设和长治久安,三军效忠党首而非国家元首也不符合历史潮流。

要实现蓝图,还需提升法院地位。在中国目前体制中,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但在实际运作中,公检法相互配合,法院似乎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党内还有个政法委,法院似乎又成了政法委的下属机构。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党政部门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失去公信力,等于司法失去生命。目前大量案件久拖不决,执行困难,上访不断等等,无一不预示着司法定纷止争,维护秩序功能的危机。

全球化时代给了中国人吸收外来文明的充分机会。胡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与改进,中国最高政治领导无特殊情况连任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正在形成,在稳定目前政治架构的同时,越来越多引入了民主元素。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最大优秀群体的执政党能够持续为国家提供合格的领导,民主化的改革会让民众智慧涌流。我们有理由期待有中国特色政治的出现。

愿汶川地震不仅仅是一场旧式的悲歌,愿在地震的哀伤中流泻的爱、勇气和智慧,能催生出中国政治的美好未来。

梅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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