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制度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至于能否治好？目前还看不到希望，大概要等待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重创才能唤醒美国。这就是我对福山把脉美国民主病的简单归纳。福山是美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相当直白：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当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但与许多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福山明显地更多一些反思和反省的能力。
四年前，他携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上海，与我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四年后，他又携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来华，与中国知名政治学者李世默在观察者网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对话。
四年前，我与福山的辩论正值“埃及之春”爆发不久，福山认为中国也可能爆发这种“埃及之春”，我说不会，并预测“埃及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我还谈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四年过去了，“埃及之春”早已变成了“埃及之冬”，福山与李世默的对话中也坦承“美国的问题在不断恶化”。美国的政治制度究竟面临哪些问题？福山在这篇对话中列出了四大问题：
第一、否决政治。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的高度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
第二、金钱政治。福山认为：美国的问题日益严重，“因为利益集团的资金十分充裕。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福山认为这样解读宪法是错误的，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院就是这么裁定的”。他还强调：“如果某个利益集团，比方说华尔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钱资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过不利于它的决定。如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三、治理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几乎都要通过法院裁决，通过立法来解决，而这个过程往往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俘获。在一般国家政府行政部门负责的事情，美国法院要“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结果是社会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种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第四、政治衰败。福山把上述病症用“政治衰败”一词加以概括。他说：“当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俘获了政治体制时，就出现了这个较为宽泛的现象，我称之为政治衰败”。李世默在对话中则用美国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的概念来解释“政治衰败”，认为“利益集团长期积累权力，成为分利联盟，它们俘获并绑架了政治体制。所以，要做任何事情，这个分利联盟下面的每一个小团体都必须得到满足，而每个小团体都狭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顾集体利益。这是当前美国体制的弊病”。这种情况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否决点”过多的问题，李世默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项目的例子。“布朗州长宣称这个项目接到了超过200起诉讼”，福山回应：“正是。正因为个人有起诉政府的权利，所以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一拖再拖，成本一提再提”。
美国民主体制能否走出现在的僵局呢？美国民主病究竟如何才能治好呢？曾对西方制度信心满满的福山看来也开不出药方。他坦承：“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能不能自我纠错。”李世默从奥尔森的理论出发进一步指出：“一旦政治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虏，基本上无药可救。除了革命或某种外部震荡，很难摆脱其控制。那么，政治体制如何解套？革命和外部震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那么如果政治体制的确被分利联盟俘获，并以这种方式固化下来，怎么才能脱离出来？美国需要怎样的政治改革才能突破当前的死局？”福山认为，也许要靠经济危机带来的震荡。他说“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便是例子：先是1929年股市崩溃，接着银行系统遭遇了大危机，失业率高达20%，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个外部震荡促生出罗斯福的新政，在1930年以后使美国福利国家基本成型。当普通百姓受到特殊利益压迫时，他们能够影响最高领导层改变政策，这才是民主制度本来的运行方式。但福山提到，“2007年和2008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但这次震荡没能迫使政要们对现行政策进行大规模反思。我不知道什么条件才能促使他们进行反思，预计目前这种政治僵局还将持续下去”。这番话似乎等于在说：让危机和灾难来的更猛烈些吧，否则装睡的美国是不会醒过来的，康复也自然无望了。他感叹：“随着金钱和特殊利益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政治，原本能通过普通百姓清理流氓政客的民主体制，近期失灵了。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政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福山上述的观点似乎都很在理，但我认为，这种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依我之见，美国病还有另外几个深层次原因：首先是美国“三权分立”本身面临的困境。四年前，我与他辩论的时就说过，“三权分立”本质上都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而一个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政治领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左右着政治力量。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下去，我估计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其次是“美式法治”的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法治自豪，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已经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成了法条主义、法官治国和律师治国的代名词。福山感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竞选捐款不再设上限，在美式法治下，这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我记得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曾探讨了美国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他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 2001年的 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 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法律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这种僵化的法治似乎正在逐步摧毁美国，这一切对于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具有警讯意义。
最后，美国内外的环境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全球化、信息化、美国经济金融化和空心化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海外，来自于钱生钱的金融，来自于世界范围内的买空卖空，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他们为什么要改革呢？
总之，福山与李世默的这个对话对所有关心政治制度品质的人都很有教益。记得四年前，我与福山第一次见面时，他曾告诉我，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时，他还没有考虑到中国，这些年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崛起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现在看来，虽然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他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和西方的多重危机使他思考了不少问题。在这次与李世默的对话中，他也谈了一些我也高度认同的看法，如：中国今天政体是自己传统的某种延续和发展；从政体来看，中国历史上比欧洲先进得多；中国政府是倾听民意的政府；国家建设对于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等等。当然他也提到了所谓美国是“向下负责制”，中国是“向上负责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日益把两种负责制结合起来。我真是希望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能从福山先生那里学一点东西，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观察中国、美国和世界，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还是要与时俱进，僵化就要出问题，今天还把美国这种重病缠身的制度看做是中国效仿的榜样，甚至把美国看做是理想的彼岸，那是要贻笑大方的，是要被中国崛起的历史大潮所彻底淘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