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又将各有三场初选开锣。随着选举的进行，两党候选人的角逐渐渐明朗。民主党那边，希拉里的优势渐渐扩大，虽然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表示将坚持到底，但只是出于宣扬理念的考虑，显然已无力回天。共和党那边，则是特朗普前所未有的强势崛起，共和党精英面对“药丸”的形势，只能破釜沉舟，群起围剿。
在大选正式开始前，克林顿二世对决布什三世的呼声很高，特朗普的民调成绩往往被视为“幻像”，而为人轻视。岂料，杰布·布什和他的“爱徒”卢比奥先后退选。
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希拉里，似乎政治家族的招数不灵了，一方面，希拉里的支持者们大可以拿布什作为反例，证明她压倒桑德斯，靠的不只是势力和金钱，而是自己的政绩、政见——当然，这时我们要是再提民主党的“超级代表”就太不给希拉里面子了。另一方面，“家族大战”流产之后，对克林顿家族的负面抨击也很可能会减少。
然而，尽管杰布·布什这次给政治世家们“拖了后腿”，但美国的制度走到今天，政治家族化的色彩日益浓厚，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象。
严格说来，这并非美国独有的特色，很多——即使不是全部——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权力世袭的现象。日本的首相、菲律宾的总统、马来西亚的总理、印度的尼赫鲁家族。台湾算是后起的民主社会，但政治家族化已经非常突出。国、民两党都一样。
从人性的角度，任何人都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传承给下一代，以维持家族的利益。只是在共和制度下，既然不能再搞权力的血缘世袭，但何以仍然无法避免子承父业、妇承夫业的现象？
希拉里一家，这个曾经的美国第一家庭如今又走上了美国政坛高峰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权力虽然不能传承，但知识、人脉和财富都是可以传承的，从而令其后代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她的女儿切尔西全程参加了数百场造势活动，与民主党各种势力均有了直接接触。这种经历岂是普通百姓所能有的？同样的，希拉里昔日贵为总统夫人，早就建立起广泛的人脉、财路和经验。
二是西方今天的选举对候选人的要求极高——比如必须是名校毕业，竞选成本也极为高昂，绝非平民百姓所能承受。特朗普竞选时宣称如果胜选，将不领总统薪水，因他本人就是亿万富翁。可是一个平民百姓怎敢如此表态？这两个高成本自然就自动把豪门家族之外的候选人淘汰出局。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初选。
三是民主国家公务员体系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制度设置。事务官如同中国的公务员，逢进必考，只要不犯错就终身身份不变，但也不可能进入政治的最高层。政务官则是随政党进退，只要自己的政党获胜，就可以出任部长甚至总理等行政职务，哪怕此人毫无经验，毫无行政历练。
就是政务官的设计，给了家族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中国的外交部长都拥有在外交系统不同职位的长期历练，可2008年担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她仅有的从政经历就是担任过参议员，没有任何外交部门的实际工作经验，但同党的奥巴马可以直接任命她担任国务卿。再比如杰布·布什在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前曾担任过该州的商业部部长，就是党内提名再任命，他根本不需要从最基层开始奋斗。
西方这套制度，精英和豪门家族一方面通过极高的候选人标准和极高的选举成本垄断了权力的入口，另一方面又通过政务官体系垄断了权力。至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只不过是为这种设计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支持一个熟悉、了解并且利益密切相关的家族，远胜过支持一个新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几乎已经不可能复制林肯的路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仅凭自己的后天努力就可以在政坛成功。今天的西方，只有两类候选人：要么是被财团看好和支持，要么本身就是财团。认同西方模式的群体一向宣扬说民主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权力的来源。那么这种合法性和来源的实质为何，可谓不言自明。
不过，在电视选举时代，仅仅有人脉、知识和经验还不够，还要善于表演。这一次杰布·布什淘汰出局，就在于此。杰布·布什是2016大选中少有的拥有实际行政经验的人，是第43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也是第一位连任该州州长职位的共和党籍州长。在其八年任期中，杰布以改善环境、改革教育体系闻名，他也因此成为最成功的州长之一。
但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干的好不如说的好，会干的不如会演的。他竞选时四平八稳，语言平淡无奇，规规距距，脚踏实地，没有浮夸和故做玄虚，实在不讨选民喜欢。杰布·布什的退选虽然消减了部分人对美国家族政治的质疑，却又暴露出一人一票的另一个弊病。
而商业亿万富翁特朗普的崛起可谓空前（或许难言“绝后”）。他在宣布参选总统后，其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就是一系列极具民粹色彩的言论：指责墨西哥移民是“强暴犯”，称墨西哥移美人士多为犯罪者，要求在美墨之间建立高墙，阻止偷渡客进入美国；特朗普表示，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扩大规模遣返、取消无证移民孩子的出生公民权。按照他的新政策，美国将遣返1100万人！
2015年8月共和党在霍士新闻频道举行的首次电视辩论中，暗指对他尖锐提问的女主播凯利月经来潮：“你可以看到血从她眼睛、从她身上其他地方流出”，而此前特朗普更多次在推特贴文侮辱女性。
针对穆斯林问题，特朗普也是屡屡冲破禁忌。2015年11月19日他表示将要求美国设立穆斯林数据库，强制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登记，方便掌握他们的行踪。在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后，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暂时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直至更妥善的安全措施落实为止。他说“谁都一眼可见”所有穆斯林都恨美国，“我们不能任由我们的国家受害于那些只相信圣战，没有理性也不尊重生命的人”。
就是中国这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世界名列第二的经济大国，特朗普也同样出言不逊：痛批中国正在用商业手段“扼杀美国”，指责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抢劫，并很有信心表示自己是个很强的谈判者，会在跟北京谈的时候“击败他”。
可以说特朗普的说法完全违背美国的价值观，事涉种族、宗教、男女平等，对国际事务也是毫不在行，信口开河。可以说把国内外能得罪的都得罪了。在过去，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哪怕触犯一条，也将是政治自杀。但在今天的时空背景下，特朗普却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比如针对穆斯林的讲话，就得到59%共和党选民的支持（ABC新闻/华盛顿邮报进行的调查）。美国百姓甚至认为特朗普如果当选，最能解决经济问题。
这种支持也体现于实实在在的选票上：特朗普在初选中一路遥遥领先，很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只是令人难解的是，何以民主了两百多年的美国，选民的眼光为何如此之低？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选民的眼光突然变“高”了，终于敢跟着特朗普挑战政治正确。但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民众的认知水平有限。
比如2010年，美国某民意测验得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竟然有47%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强国，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强国的仅有31%，受访者恐怕是受了2008年后金融危机余波，以及媒体上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民众对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竟然做出这样的判断，岂不能令人质疑依靠民意治国的可靠性？
平心而论，即使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在现行制度设置下，他也无法按他的选举理念来改变美国。他的任何违反美国价值观的做法——哪怕得到民众一边倒的支持，也无法通过众议院、参议院和最高法院这几关，甚至他本党议员也会投票反对他。但特朗普胜选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伤害在于：这个制度无法避免极端（至少是以极端姿态示人的）领导人的出现，从而重创其正当性与合法性。正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刊文称：“特朗普是美国民主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种伤害在选举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目前共和党采取各种手段竭力阻击特朗普。但这种阻击与民意背道而驰，也违背民主原则。难不成，共和党要学国民党“换柱”？甚至中情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将军在HBO电视台直播中表示：“亿万富翁特朗普若当选美国总统，其将开始出台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非法命令。如果他向政府做出这种命令，美国军队将可能拒绝执行，进而导致发生‘军队暴乱’。”那么，美国将上演枪指挥民选总统前所未有的颠覆体制的现象。这还是西方自诩的民主吗？
正如萨默斯所说的：“特朗普的崛起确实表明，当强烈的经济挫折以及对未来的恐惧盛行时，民主的过程会失去方向，变成致命的毒药。”说白了，希特勒一直是西方民主历史上最大的梦魇，但正是由于制度本身，到现在也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其实希特勒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是在法兰西第二共和时期成为总统——在那次选举中，第一次将投票权扩大到全体男性。随后又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帝国取代共和国的过程中，两次选举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只要历史条件具备，民主自己就会启动毁灭机制：选出极端领导人，民意支持下废除民主。
今天的西方，无论是欧洲和美国，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历史条件：经济困难、种族矛盾激化、中产阶级大量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民粹派领导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甚至屡屡赢得选举。在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在连续四年的选举中都是第一大党，只是由于传统左右政党联手和特殊的选举制度，这种优势才没有化作具体的席次。但只要大环境不改变，这一天早晚会来临。正如Mediapart网站社论写下的，我们已经“大难临头”了。当法国国民阵线成为欧洲议会第一大赢家时，欧洲议会主席、德国籍的舒尔茨（Martin Schulz）如此评价：“这是欧盟历史上黑暗的一天，一个种族歧视、仇外、反犹太的政党，居然能够拿下25%选票。”
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都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地平线。然而，极右的崛起只是果而不是因，根源则在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既无法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同时又给极右提供制度性的崛起管道，实是制度的必然，历史的必然。
2016大选最后一个看点则是共和党的拉美裔候选人：仍在奋斗的泰德·克鲁兹和已经退选的马可·卢比奥。克鲁兹父亲生于古巴，卢比奥的父母则都是古巴人，他们都是拉美裔。
在今天的美国，拉美裔已经成为第一大少数族群，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拉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拉美裔人口的增长率是最高的。整个90年代，拉美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量占美国整体人口增长量的37.3%，2000-201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2730万，拉美裔就占了一半多，达1520万。拉美裔的增长迅速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到2043年，传统白人——也就是开创并一直主导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将成为少数。亨廷顿生前忧虑的天问——“我们是谁”，很快将会有答案。
所以，2016大选，共和党出现两位拉美裔候选人并不意外。如果说过去拉美裔只是决定候选人胜选与否的重要力量——比如2008年67%的拉美裔投向奥巴马，奠定胜局。那么很快，美国也将出现第一位拉美裔总统。
种族结构的变化将带给美国什么样的未来，确实难料。但和亨廷顿一样，李光耀也同样认为美国将丧失它之所以成为美国的特质，是美国未来唯一的关键挑战。就像欧洲如果在几十年后真的伊斯兰化，欧洲还会保持现在同样的文明吗？
不管是希拉里、特朗普，还是克鲁兹，他们这一次选举胜利与否实质意义并不大，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成为一窥西方制度及美国未来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