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沈大伟在西方汉学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直相对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非常谨慎地与唱衰派保持距离，是西方相当罕见的、有学术勇气和担当的少数派。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判断被中国的发展所验证，从而令其声名鹊起。但2015年3月，就在中美亚投行博弈达到最后阶段之时，他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标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文章，震动海内外。毕竟一个长期看好中国发展的学者的转向，其说服力似乎要远远大于那些一直否定中国的学者。
当然，亚投行一役在英国的带领下使得美国完败。显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以及全球各国的最高决策者及其智囊和沈大伟持相反的观点。自那之后不久，沈大伟开始公开在无数个场合主动修正自己的观点，而且把责任归于《华尔街日报》：文章的题目是编辑所起，并非他的本意。看来，是创刊一百二十多年、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报纸、主要读者包括20万名董事长、总经理特别是500家最大企业经理人员的《华尔街日报》误解了沈大伟。
但不管怎么说，此后沈大伟先生研究的目标还是中国，并于2016年3月发表了新书《中国的未来》。除了再次重申“我没有在预测中国或是中国共产党会崩溃”外，他对中国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中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话，应该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这个观点，最具新意的是，他应该是西方第一位明确承认不管是美国的制度还是其它西方国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国未来选项的重量级学者。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模式的支持者而言，虽然只不过是常识性共识，但一位来自美国的颇有份量的汉学家如此公开赞同这种看法，在西方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显然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和学术勇气的。
不过沈大伟其他的观点，要么有明显矛盾之处，要么还是在重蹈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习惯性错误。
比如，他认为“经济可能是中国过去30年的关键”，“（但是）政治是中国未来至少30年，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无关，但后三十年要想经济和社会发展却需要政治制度的变革。
且不论从学术上讲，这个逻辑很难有说服力，就是从事实层面上，也同样站不住脚。这三十年中国的政治制度从过去“一人决策、终身制”大幅度转变为“集体领导、任期制”，干部的选拔更从只强调和能力无关、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革命化”转化为（实际上）能力为唯一标准的“知识化”。没有这个巨大的政治制度变革，怎么可能会有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而且这个制度仍然处于发展和完善中，今后三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这种内生性的演变也不会停止。
还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政治制度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因素同样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市场经济；是否有一个高效率有执行力的官僚体系；自身是否有丰富的、受过基本教育而又勤奋的劳动力；国家是否对外开放；是否有基本的法制体系等等。外部因素则包括西方是否正处于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阶段，以及和西方的关系是对抗还是友好。
假如中国改革开放缺少上述任何一个条件，比如不是市场为导向，都不可能创造今天的经济奇迹。
沈大伟先生的错误在于，要么他完全忽视中国政治制度在前三十年的积极性作用，要么过高估计政治制度在后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作用。
诚然，中国今天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低速发展的“新常态”，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超过十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基数，其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另外伴随经济起飞的是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而且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同样地，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瓶颈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以过去10%左右的速度增长。
如果再看一下国际环境，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火车头的西方自2008年以来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2015年中国的进出口大幅下滑，但中国在全球的贸易比重却仍然继续上升。这只能说明其他国家下降的幅度比中国更大而已。中国和德国一样，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市场的萎缩对中国有直接重大的负面作用。可以说，不管中国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所有这些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是无法改变的。难道中国采纳沈大伟先生的政治改革方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下降了？人口红利就又重现了？国际市场就不萎缩了？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瓶颈就解决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西方包括许多自由派学者都认为，只有一人一票的多党竞选制度才是中国现在问题的唯一出路。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应该如何解释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随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呢？难道就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无关？如果无关，那么为什么表现远比西方要好的中国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呢？如果有关，那么为什么还要中国向之学习呢？西方的出路又何在呢？
不过，一向以西方制度辩护士著称的美国学者福山早就有过一套说辞：“经济下滑与民主本身并没有关系。我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就声明，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下滑趋势。”（《美国兴衰与与主体制是两回事》）如果福山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经济下滑又和自己的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沈大伟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又有何用呢？
在《中国的未来》这本新书中，沈大伟最主要的是在书中列出四种中国可能的发展之路，包括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和半民主。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硬威权主义，继续硬威权主义之路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不是最优的选择。走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将相对滞涨，并将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漫长衰退。
沈大伟是西方学者，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是很自然的，但却往往也是谬以千里。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一步步的基层锻炼和检验，一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在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西方政治学理论怎么可能解释得了？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一共有三大预言：一是一党制不可能兼容市场经济；二是一党制不可能解决制度性权力交接；三是威权体制都存在人才逆向淘汰规律。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出现权威和能力递减，直到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
但事实证明这些预测都失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举世瞩目，中国已经两次实现权力的制度性交接，中国新一届领导习近平被认为是自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最为强势有为的领导人。西方的预测之所以失败，除了不了解中国国情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用自己熟悉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文明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仅就沈大伟的新观点而言，“威权”之说并不适用于中国。
那么，中国制度究竟是什么？又应该如何阐述？如果从全球比较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如果从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代演变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和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行政与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和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差额选举和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未来的经济是否相对滞涨，是否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漫长衰退，这需要历史来检验。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十个省市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广东、辽宁、山东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人口总数超过五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有一个相当于欧盟总人口或美国总人口1.64倍的群体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中国目前的新常态增长，到2020年，也就是仅仅四年之后，整个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全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要知道二战以来曾有一百多个国家进入中等发展行列，但只有少数十几个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半以上还是资源性国家，足见跨越难度之高。中国以十三亿人口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却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中国将有更充足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只是，中国如果没有适合自己的制度，没有制度优势，怎么可能实现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做到的跨越呢？更重要的是，伴随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还有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桂冠落到中国头上，谁还能质疑中国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到那时——不过四年之后，西方理论界包括沈大伟先生恐怕就要提出新的、否定旧我的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