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这一划时代命题的提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在于毛泽东长期对中国革命路线的深刻思考，包括他对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和工作方式的反思。党外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38年初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六次“交换意见”，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全面抗战初期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缘由
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受好友李大钊的影响，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中国文化至上等思想针锋相对，基于此，他便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同样，梁漱溟当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纲领的中国共产党也并无好感。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革命的建设”，而中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红军长征之后，他依然对中共存有偏见，认为其已“几于消灭”，“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是追求“散漫和平的”，极具调和性和妥协性，“中国政治问题，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可以得到解决的”。（《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7页。）总之，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老中国”上错误地搬用西方理论，遑论“建设新中国”。
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系列举措令梁漱溟刮目相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节节败退。反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摒弃前嫌，提出并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抗日；组织和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此，梁漱溟深有感触：“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8页。）他甚至认为，“从抗战前，以至抗战初段，使我们心里最欣喜的事，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是国家较进于统一”（《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4页。）。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转变和赴延安一探究竟愿望的加深，梁漱溟开始计划访问延安。1937年底，国共关系刚刚有所缓和，梁漱溟就先于其他民主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考察西北的要求。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国共双方协调，1938年初，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梁漱溟前往西安。“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2页。）梁漱溟访问延安，为期18天。他此行带有两个动机，即实地考察和意见交换。“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并且，他坦言道：“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77页。）梁漱溟此次访问延安的第一个动机为“看”，想通过实地考察来探清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弄清楚中共的转变，是真转变还是假转变。为此，他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部、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土地改革、民主选举制度，学生、妇女组织，等等。参观过程中对梁漱溟触动最大的是，与国民党统治区域不同，边区“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79页。）。并且，“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4页。）。梁漱溟访问延安的第二个动机为“谈”，就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和国家统一的问题询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在访问延安期间，梁漱溟多次与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梁漱溟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他后来回忆道：“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六次“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梁漱溟20年前就相识于北大，可谓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之谊，彼此也相互敬重，二人“交换意见”也都是开诚布公的。在会面时，梁漱溟特意携带《乡村建设理论》等数本著作赠予毛泽东。据梁漱溟回忆，交谈过程中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8页。），“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张希贤等：《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六次实质性交谈，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第一，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及对国家政权建构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6页。）“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7页。）这两个问题困扰梁漱溟许久，是他到访延安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为此，梁漱溟先问过张闻天，后又询问毛泽东的看法。关于第一个国共合作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关于第二个共产党政权主张的问题，毛泽东反问梁漱溟：“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至于将来是否会加入到国民政府中去，毛泽东表示“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0页。）
梁漱溟在抗战伊始就力求以中间人士之力实现国内团结，以达到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为此，他试图从中共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对立的角度来说服毛泽东放弃武装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共现在是“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0页），今后应走放弃对内斗争的政治路线。他还提出，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对内完成社会改造是中国问题的“国是国策”，应一并解决而不是分别解决。那如何解决呢？他认为“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2页。）。即是说，共产党要放弃武力斗争，同国民党、中间势力等各方力量团结统一起来。毛泽东虽然表示同意梁漱溟关于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是“国是国策”的观点，但仍坚定地表示要坚持军事上独立自主。从本质上讲，梁漱溟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的改良主义方案，这种方案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第二，抗战初期的时局和前途。经过观察和交谈，梁漱溟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摒弃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他说：“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97页。）可即使国共已实现联合抗日，仍不能消除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心理。他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3页。）毛泽东则坚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49页。）他从国际、中方、日方三个方面分析，向梁漱溟介绍了他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的“抗战公式”（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毛泽东坚定的语气和严密的分析一扫梁漱溟的悲观情绪，他后来说，毛泽东的观点“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3页。），“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0页。）。
第三，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问题。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帮助梁漱溟树立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但梁漱溟仍十分担忧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共同抗日是国共双方合作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消失，双方将如何抉择？这是梁漱溟深感困扰的问题。他通过与中共多位领导人交谈后，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虽与三民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他还了解到共产党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计划，并将其概括为“三段论”：“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梁漱
溟并不支持和认可。他坚持的是“一段论”，即“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并且，“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可见，毛泽东和梁漱溟坚持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二人争论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04页。）
三、六次“交换意见”形成的思想交锋与交融
围绕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转变、抗战前途、战后建国三个主题，毛泽东与梁漱溟存在着争论，而争论的原因又在于双方对中西过去历史文化有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文化失调还是政治腐败？毛泽东和梁漱溟都认为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内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毛泽东读到这里写下批注：“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所不同的是，梁漱溟将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而毛泽东则认为根本在于政治制度。《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3页。）梁漱溟认为文化因素是导致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好的，只是五四运动被打倒后失调或者说断裂了。他还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是首先是要先将中华文化修复好，而不是依靠“欧风美雨”或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中反问道：“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治分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同时他批评梁漱溟的观点是“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旧有的政治制度是落后腐朽的，正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的：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因此，要动员群众将其打破、重建，由破而立。简而言之，二人的分歧就是“文化与政治”之争，体现出主观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认知方面的差异。
第二，中西文化产生差异的根源：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梁漱溟阐述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的观点之后，力图从中西文化不同的角度入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认为中西文化迥异，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这个观点毛泽东也表示赞同，但他并不认同梁漱溟提出的生活组织方式的不同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根源。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西洋人从来是团体生活，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而中国人从来缺乏团体生活，处处像是化整为零的样子。”“零散则无力，组成团体则力量强大。”（《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3页。）他认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国家，还是今天的民族国家，西方人民过的都是团体生活，重视契约，形成合力。而中国人散漫、消极，力量分散。虽然中国人也讲“四海一家”“天下为公”，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然真所谓大而无当。因这样无边际的东西，抓也抓不着，靠也靠不得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94页。）。对此，毛泽东认为梁漱溟认识得不够深刻，没有看到伦理关系和组织关系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毛泽东指出，“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第三，救亡图强、民族振兴的途径：乡村和平建设还是阶级暴力革命？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与梁漱溟都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内部，也认为这个内部指的是社会基层，得从基层改造着手。不同的是，梁漱溟的改造方案是温和的乡村文化建设，毛泽东则提倡并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阶级革命。
是否存在阶级，是否需要暴力革命，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梁漱溟是针锋相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构造有其特殊性，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对立，他说：“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8页。）“没有阶级，所以不能用武力统治，而只是以教化维持秩序”（《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1页。），所以要用乡村改造的方式恢复秩序。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19页。）。那么，“阶级”这个词从何而来？梁漱溟认为，这纯粹是外来观念，是削中国之足适马克思主义之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农民与地主两大对立阶级。不然如何解释几千年来农民生生不息的反抗斗争？梁漱溟没有看到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和人民要求占有土地的深刻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导致的不断的农民起义的事实。他以“中国构造特殊论”否定阶级和革命的存在，从而否定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这引起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极大争论，被梁漱溟称为“互不相让的争论”。据梁漱溟回忆，毛泽东批评道：“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反驳道：“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88页。）在梁漱溟临行之际，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去读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中提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而不是梁漱溟所说的文化或者精神。书中提出暴力不是绝对的起破坏作用，“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91页。）。后来，梁漱溟回经武汉时读了《反杜林论》，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梁漱溟对上述看法也作了反思。
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个是文化改良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侧重以文化的视角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一个侧重以政治的视角认识和改造中国。（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自己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我的兴趣在这里。”参见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页。）二者信奉的是两种不同的救亡思想，寻求的是两种不同的救国道路。尽管双方在救国方式和手段的认识上始终存在根本性差别，但他们所秉持的救国救亡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决定了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换意见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因而碰撞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火花。
四、思想的交锋与交融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宏观的科学理论，不可能为各国革命遇到的微观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将其应用于各国革命实践时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3页。）就中国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化什么、怎么化、化作什么，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总体来讲，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谈中都感到“舒服通畅”，毛泽东也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比如，二人都认为近代中国衰败落后是内生性问题，且问题的根源在农村；都认为当下最紧迫的是设法团结各方，共同抗日；都认为中国的未来不能复制欧美道路。正是基于爱国立场的相同和某些观点的相近，双方都愿意挤出时间连续“交换意见”。毛泽东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时作了1500字的批注，读后还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毛泽东还在1938年1月12日写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可去找他谈谈。”（《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建议艾思奇去找梁漱溟探讨哲学问题。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双方在救国的方式和手段的认识上始终无法达到一致，但立场观点异中有同以及民族危机加深亟需切实可行的救国理论的指导，决定了抗战初期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交换意见”时能够产生思想的交融。可以说1938年初毛泽东与梁漱溟交谈时在“文化与政治”“生活组织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特殊性与一般性”方面的交锋与交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使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系统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要求相契合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应该化什么：“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如何对待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盲目教条。尽管起初正确的态度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加深，党内对马列主义全盘照抄的态度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但并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正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梁漱溟对中共历史也有一定了解。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梁漱溟回忆录》，第184页。），毛泽东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毛泽东一向重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迷信和本本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与梁漱溟交谈后不久，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即提出要反对空谈和教条：“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68页。）8月5日，他在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87页。）他还指出，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学灵魂、实质，而非皮毛、形式，提出要学“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而不是像“洋房子先生”一样，做“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说到：“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梁漱溟认为“建设新中国”的前提是要“认识老中国”，但过去中共对古老中国的认识不足。他认为，古老中国历经数千年，有其特殊性，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构造都与西方不同，中共应更加重视中华民族自身的“元素”。梁漱溟提醒毛泽东要全面审视和正确对待民族瑰宝，认识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积极一面，从而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与毛泽东倡导的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向来强调，要辩证地科学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是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要注意学习、继承、弘扬，并积极运用到实践中，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观点后表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第311页。）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思想，并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化作什么：新民主主义理论。梁漱溟与毛泽东“交换意见”的第三大主题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的走向问题。他就重视乡村建设，以及抗战胜利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社会化“同时前进”的建国方案等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探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和当前革命的特点，得出“两步走”战略，然后论证“第一步”是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可行性方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化作什么的问题。
总之，梁漱溟访问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的“交换意见”，澄清了梁漱溟心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疑虑、偏见，增进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和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激发了毛泽东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思索，促使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方式、实践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像梁漱溟、黄炎培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