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本文认为，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因而有其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从而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间特别是主要大国间的权力分布与权势转换，对塑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性以及建构各国间的互动关系，发挥着轴心的作用。国际政治的上述特性历经几千年而未曾根本的改变，历史中的权势转换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关理论，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需要通过重新审视国际政治中权势转换的历史与理论，对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与前景，找到基本的脉络.
一、国际政治的“周期性规律”
修昔底德可以说是第一位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揭示了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本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新兴大国雅典与霸权国家斯巴达之间的一场争霸战争。修昔底德指出，在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退以后，希腊人——那些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和那些后来背叛波斯而来的——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按他的说法，“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1](p15)修昔底德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p19)新兴大国雅典的权势的增长，引起了陆上霸权国家斯巴达的恐惧，双方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而爆发了战争。从中可以看出，（1）、国家之间权势格局的变化，与战争的爆发有密切的关系；（2）、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霸权，容易引发霸权争夺战争。修昔底德最早揭示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势转换与战争的关系，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与霸权国家的关系。他的思想深刻影响现实主义流派，一直至今。
国际政治的“周期”论者认为，就像表面混沌无序的国内经济生活存在起伏升降、长短不一的各种周期一样，国际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不同的、各有规律可循的周期；国家间关系有是趋于紧张，有时趋于缓和，有时停滞，有时进步（或倒退），而这种紧张/缓和、停滞/进步（或倒退）的背后其实是有规律有特点的，有升与降的曲线周期的。[2](p424)对于特定的周期而言，都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集团）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且还为该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公共物品；国际体系的发展因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特点。最早提出周期论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和汤因比。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从1780年之后的200多年里，世界经济出现了三次大的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50年。汤因比则认为，在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便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3]系统地提出霸权周期理论并对其进行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分别是乔治?莫德尔斯基和罗伯特?吉尔平。
莫德尔斯基提出了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他提出了“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这一对核心概念。他认为，全球政治体系是围绕着世界强国为行使世界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以世界强国为中心所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在经历一定时期后都会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世界强国的出现及世界领导权的更迭呈现出某种共性的周期现象，一个周期大约是100—120年。构成周期变动的主线是世界领导者及其挑战者的出现和斗争。[4]莫德尔斯基对1494年以来的500年间国际冲突与领导权的周期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5个长周期的存在。1、1494—1580年，是葡萄牙称霸的时期。2、1580—1688年，荷兰是最重要的国家。3、1688—1792年，不列颠成为世界领导国。4、1792—1914年，不列颠再次充当世界领导者。5、1914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每一个周期包含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的被拒绝；4、权力的逐渐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新的一次全球战争开始新的一轮循环。莫德尔斯基指出，随着这些国家的衰弱，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逐步消失，谋求取得世界领导者的挑战者开始出现并发起挑战。自1500年以后，先后出现了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分别是西班牙、法国（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和18、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帝国）、德国（威廉二世的德国和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摄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但是，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同盟国或合作者。[4]
对这种理论进行系统地诠释的，当属罗伯特?吉尔平，这位国际政治学大家对国际政治的变革和霸权更替进行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过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与权力的循环斗争。建立国际体系与建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者进入社会关系并创立社会结构，都是为了更多地谋取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利益。由于经济、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各个行为者的利益以及行为者之间权力平衡状况也必然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那些从这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中得益最多的个体行为者和那些获得权力来影响这种变化的个体行为者，就会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这种制度。因此，政治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社会制度与那些在该社会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者之中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同理，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最终反映的是个人或各种群体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改变各种制度或体系的努力。吉尔平指出，如果一种国际体系中重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不变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仅仅发生照旧维持原有比例的分配变化，那这种体系就能继续无限期地处于均衡状态。但是，由于国际体系内部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员国之间实力发展必然出现不平衡趋势。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最终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变革。随着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新发展，使一个或者更多的力图改变国际体系的国家的潜在利益急剧增加，或者是使其潜在损失明显减少。抢先阻止其损失或增加其收益，成为这些国家改变国际体系的动力。由此便产生了现存国际体系同某些国家要通过国际体系的变革才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两者之间的势不两立。吉尔平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变革的主要机制一直是战争，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霸权战争（通过这种战争可能决定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些国家将支配且统治这种国际体系）。[5](p13-15)
由于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发展，国际体系出现失衡。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保持国际体系的成本相对于它的支付能力来说增加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新兴大国改变体系的成本降低了，它开始意识到，可以依靠强制改变体系的本质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吉尔平认为，根据需求规律，新兴的国家随着其实力的增加，将寻求改变现状，因为可见的潜在收益开始超过着手改变这一体系的可见成本。吉尔平指出，“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来应付这种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5]{p185}吉尔平的结论是：“统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尤其是我们所称的霸权战争”。“世上所知的每一个国际体系都是这种霸权战争之后领土、经济和外交重新结盟的产物。一次霸权战争之后，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改变了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国际权力的分配；它带来了对该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5]{p195}就本文所研究的主题而言，吉尔平的下述两个结论非常值得关注：1、“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愿意向新兴强国让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以避免战争。也没有任何例子说明，新兴的强国不会施加它们的优势的压力以及抑制试图改组这一体系以使其容纳它们的安全与经济利益。”[5](p205-206)2、“人们几乎不能决定或几乎不能期望霸权战争的后果”。吉尔平指出，“霸权战争是在一个国际体系的结构条件下和不平衡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极少被政治家们预料到。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主宰这种冲突的规律似乎更有利于一个国际体系外面的新兴国家，而不是这一体系内本身争斗的国家。”[5](p200)吉尔平指出，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并且是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一轮新的霸权冲突，这种周期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下去，直至人类或者毁灭自己，或者学会发展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的机制。
二、历史与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历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之一。国际政治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充分重视历史提供的经验性和理论性启示。但是，国际政治的周期性规律理论也有其一定的限度和适用范围。对历史的任何研究，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空间，避免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泥潭。任何理论必须对历史保持一种开放性，从而使理论自身具有开放性，从而使理论能从历史中获得依据和启示，又可以通过开放性而对历史有所超越。
从宏观的意义上审视历史，既需要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又必须认识社会历史发挥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在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时，不可忽视人类自由意志的作用。特殊的历史条件与人的自由意志使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特殊性，也有偶然性。历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片面强调普遍性和统一性，将导致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并导向错误的或不完整的结论，一种导向宿命论，一种导向不完整的结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必然发生霸权战争的结论即是不完整的结论。它忽视了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提出的一些见解是不可忽视的。他指出，“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雷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的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波普尔还指出：“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多数人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规律性只是我们这个特定时期所持有的，但我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一局限性。因此，（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我们可能会遗憾地发现，我们过去所信赖的规律已经失去其有效性。”[6](p78)对于世界政治的周期性规律问题，也需要认识到：1、这里所说的“世界政治的周期性规律”不具有人类历史普遍性的意义，不属于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的范畴，至多只能说是一个特殊的周期现象，或者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也就是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必然发生霸权战争。超越了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是否会发生霸权战争是不可能确定的。2、既然历史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霸权战争不会无限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循环出现，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霸权战争在一定的阶段可能避免直至消失。3、由于历史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美国与德国都是19世纪后期崛起的新兴大国，德国与英国发生了霸权战争，但美国没有发动针对霸权国家英国的争霸战争，它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发动争霸战争是不同的。4、既然不能忽视人类自由意志的作用和影响，那么，就不能忽视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意图的改变所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也就是说，如果霸权国家和新兴大国之中有一个或同时发生了意图的改变，即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或国家利益观念的变化，力图避免发生霸权战争，那也将对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影响，不能排除避免霸权战争的可能性。
具体地说，如果新兴大国试图挑战霸权国家，或者霸权国家力图摧毁新兴大国，则双方必然发生霸权战争，这就是莫德尔斯基和吉尔平指出的世界政治的周期性规律。这是历史中的一种情况，但还其他的情况出现。如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出现了制约霸权战争的世界政治力量或国际机制，或者因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利益的进一步交织，共同利益的增加，共同风险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利益认同的变化，由此导致新兴大国或霸权国家中一方或双方均放弃了进行争霸的意图，则可能避免发生霸权战争。因此，历史体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理论也必须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封闭的理论，如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只能导致历史循环论或宿命论，看不到历史的变化及其结果的多样性，认识不到历史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辨证统一。
三、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未来前景
尽管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在历史上曾经为争夺霸权而一再发生战争，但是，进入21世纪的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新的因素的出现将从根本上制约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战争意图，消解“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走出历史的循环，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虽然无法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本特性，但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些新的因素的出现与增长，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政治，也制约和改变着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未来走向。
首先，经济全球化导致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出现深刻相互依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也进入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相互依赖意味着破坏这种关系，双方都需付出代价。虽然代价的承担并不对称，但双方的绝对收益必然下降，绝对成本和代价相应上升。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除了安全和自治权外，国家还必须考虑福利，原则上，国家首先必须考虑绝对收益。国家注重经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国家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国家就发现它们有通过经济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贸易和投资。随着双边或多边贸易的扩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的增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日益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由于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相互在对方贸易和投资中占据重要比例，也由于它们共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大，这使得它们之间的冲突不仅直接损害本国利益，而且对世界经济带来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又将使本国经济经受震荡，特别当冲突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时，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及其盟国均将不同程度地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本国民众和盟国都更倾向于双方和平地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相互依赖由此而不断地制约着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加强双方的和平趋向。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过时。[7]
其次，国际机制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国际机制能通过降低成本。国际机制一方面可以消除合作双方或多方的疑虑，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机制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它可以提供技术、信息与专家，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参与机制就不可得，或者要付出高昂代价才可获得。这就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合作的期望和意愿。国际机制还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持续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都为世界性大国，它们的利益遍布全球，因此，在一系列全球事务中需要借助国际机制，解决自身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国际机制有着巨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它使国家认识到，轻视或抵制组织的规则，习惯与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或作为有高度责任感国家的形象。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在追求硬实力的同时，也不能放弃追求软实力，因此，它们只能继续留在国际机制内，只要它们留在国际机制内，就受着国际机制的制约，也受着全国良性推动，促进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合作具有溢出效应，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在国际机制内一个领域合作的成功，会使这种合作的经验、信任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合作。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还将因为各自对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而进行广泛的合作。由于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都在全球范围拥有广泛的利益，这使它们不得不关注全球治理问题。除了传统的安全问题外，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困扰着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影响它们在全球的利益。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强对全球问题的治理，符合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的利益。对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将迫使双方在全球事务中广泛合作。“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寻求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进行反恐合作，便是一个具体的案例。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它不受国界限制，具有快速流动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迫使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不得不将对国际权势的争夺作适当限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以维护国家的绝对利益。由于符合国民对福利与安全的需要，这也得到民众更多的支持。
在全球化条件下，虽然国家之间仍需要争夺权势，但是，国家权势的计算已经不同于以往。以往通过摧毁新兴大国，霸权国家可以扩大自身的权势，但在相互依赖条件下，摧毁对方的权力，其中也相应地削弱一部分自身权力，单纯用军事手段解决权势问题，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透过国际机制，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已被编织在一张共同的权力——利益网络中，新兴大国不需要通过摧毁现行国际秩序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相反，在现行秩序下，它有着宽阔的发展空间，甚至在发展速度上可以超过霸权国家，如二战后的西德与日本及今日之中国。因此，它们之间的战争可能性比一般国家更小。“中国威胁论”的错误就在于只见历史，只见历史中的“规律”，看不到现实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程度。冷战后的战争与冲突，都不是大国之间的冲突，至多是大国为一方，小国为另一方，如美伊战争。
总之，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雅典与斯巴达时期，也不同于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进的世界。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提出的理论，在这样的世界里已经基本失去了现实效力。虽然国际政治有着不确定性，不能绝对排除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非理性行为。但非理性行为只能作为特例，并且不只限于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而存在与一切国家。在常态情况下，霸权争夺战争的理论已经过时。“国际政治的周期性规律”在全球化时代将失去其解释力。它能解释历史，但已经基本不能解释和指导未来。
在全球化时代，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仍会有对国际权势的争夺，但其采用的方式更多的将是非武力的方式，其中经济、科技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将成为它们竞争的核心，这种竞争只能采用非武力的方式。未来的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它在世界经济、科技和创新能力中的排名，武力不再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军事优势的长期维持也依赖经济、科技和创新能力的支撑。
把握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未来前景，有助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正确制定自身的外交战略。任何战略必须在理论上以最坏的情况为基础与底线，新兴大国必须始终加强军事力量用以防止非常态的发生，但在基本面上，必须给合作与和平竞争保留足够的空间，并且主动地致力于推动与霸权国家的合作，并努力使双方的竞争或斗争能被限制在和平的框架内。这也是对新兴大国发展最为有利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