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
摘 要 本文从安全与对外能力、政治意愿、战略目标等层面着眼,力图建立评估大战略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剖析以单极霸权为核心的美国大战略。作者指出,任何大战略的成功,都有赖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且不论当前美国大战略的目标何其宏大、意愿何其强烈,实力不足将是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 美国 大战略 实力基础 政治意愿 战略目标
美国素以大战略谋划著称,其宏观战略安排之精当、谋划之深远,诸大国无出其右。本文旨在建立一个评估大战略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剖析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特征,以加深对21世纪初美国战略调整的认识。
评估大战略的理论框架
从大战略谋划的角度看,大战略研究一般包括战略形势判断、战略目标选择和战略手段确定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所谓“形势判断”,指的是对国家战略资源、国际环境进行战略评估,其中战略资源是大战略的物质基础。所谓“战略目标选择”,就是在以上战略评估的基础之上,选择清晰、明确、可行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大战略的核心。所谓“战略手段确定”,即为选择大战略目标赖以实现的各种战略手段。“智者之虑,杂于利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战略始终围绕利害关系展开思考和进行运筹,通过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多类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国家安全及其国际战略目标。大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利德尔·哈特(Ｂ.Ｈ.ＬｉｄｄｅｌｌＨａｒｔ)指出,“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标和手段(工具)能否进行精确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标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1]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ｄｙ)认为,任何过高或过低的估计都可能使得本国的目标与手段脱节,从而给国家带来风险。[2]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实力、战略观念、国际制度等因素是构建大战略框架的主要支柱或核心变量,三者整合为国家的对外与安全能力(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具体地说,国家实力是大战略的物质基础,而如何运用国家实力至关重要。鉴于国家实力的纷繁复杂,笔者认为战略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军事资源、知识资源、政府资源、资本资源、国际资源等)是国家实力在大战略中的集中体现。其次,一个国家的大战略谋划还取决于该国的战略观念以及战略决策能力等,后者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准确地全面认识自己所面临的环境,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提出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形成有效的战略决策。其三,国际制度构成国家大战略意愿和能力得以体现的世界舞台,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局势之下,国际制度成为体现国家战略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综上所述,国家实力、战略观念、国际制度三个核心变量分别代表着国家的物质实力、精神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全球化背景之下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的基础要素。
在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有赖于该国对国家实力、战略观念和国际制度的认识、把握与运用;而评估一个国家大战略的态势与效应,则需要强调政治意愿(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ｌｖｅ)的价值。具体地说,国家实力要素经过战略观念的优化组合、国际制度的参与等整合构成国家的对外与安全能力;在国家战略态势上,政治意愿至为关键,笔者视之为国家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性武器,其中政治领导(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制度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决定政治意愿,而实力关系(Ｐｏｗ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和自身脆弱性(Ｓｅｌ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是影响政治意愿的重要变量;国家运用对外与安全能力通过政治意愿实现战略目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ｉｍｓ),而国家的战略目标包括和平维护、危机应对和战备等几个方面。综上所述,剖析美国大战略,应要重点关注美国的对外与安全能力、政治意愿和战略目标等三个层面。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选择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如何确定新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成为各界关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四种战略选择明显地凸现出来,这就是新孤立主义(Ｎｅｏ-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战略、选择性接触(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战略、合作安全(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战略和单极霸权(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战略。随着美国实力的持续膨胀,美国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结束美国“单极时刻”的物质实力和政治意愿,美国的大战略选择也迅速确定为确保其领导地位、利用其实力和机遇塑造国际秩序、建立单极霸权。
在以上四种战略选择中,单极霸权战略最符合美国的战略逻辑,也是美国长期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它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是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国家安全最为保险的途径。冷战时期的大国结盟并不足以保障冷战后的世界安全和美国安全。作为上述四种战略中最具进攻性的选择,单极霸权战略不仅仅重视大国关系,其战略目标重心在于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远超出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从而确保其独立自主的战略能力。因此,找寻和确定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成为美国战略谋划的核心任务。为了达成该战略目标,美国必然在诸多方面采取进攻性的态势,如北约东扩就是美国确保欧洲优势、防止俄罗斯重新崛起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努力;对区域冲突进行遏制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就是要从全球角度防止任何敌对势力的崛起。从战略思考上讲,它对国际制度、大国合作持怀疑态度,但并不放弃它们作为利用工具的效用,因此其战略安排是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兼具灵活性。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均明确地寻求维持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小布什下车伊始,就采取了与克林顿不同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单边主义色彩彰显。“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的反恐呼吁得到诸大国的积极支持,美国积极组建反恐联盟,并从大国合作中获得好处。然而,就在享受大国合作带来红利的过程中,布什政府加紧了确定单边主义作为核心战略原则的步伐。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并提出追求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ＴｈｅＢｕｓｈ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将确保美国单极霸权作为核心战略确定下来。可以说,单极霸权战略是冷战结束迄今十余年美国战略决策界思考、酝酿和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布什总统的再次当选与决策核心的调整(尤其包括科林·鲍威尔的辞职、康多丽扎·赖斯升任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留任国防部长等)是该战略进一步得到巩固的保证。今后,关于美国大战略更重要的问题将是:如何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如何确定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
美国大战略的实力基础
鉴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可调动的战略资源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研究国家实力应重点关注国家战略资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即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所可以利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实现对外与安全目标的关键变量。国家战略资源可具体划分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八大类资源。笔者对1980—2000年的美国国家战略资源进行了量化评估,其计算结果是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一直占世界的1/5以上,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基础是非常可观的。[4]正是在这一实力基础上,美国决策者倾向于认为,军事上,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力量将遥遥领先;经济上,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政治上,美国仍将发挥领导作用,但受到一定的抑制;文化上,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得以认证,追求单极霸权成为最合乎战略逻辑的诉求。
然而,量化分析往往提供的只是线性结果,而数字往往是误导的。美国国家实力是否可保证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有效实施呢?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的分析似乎可以提供认识这一问题的指向标。他指出,在全球信息时代,实力的分布就像一个三层棋盘。处于最高层的军事棋盘是单极的,美国远远胜过所有其他国家,但中间的经济棋盘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去了世界产品的2/3,而底层的跨国关系棋盘则跨越边境脱离政府的控制,其实力分布结构极为分散。总体而言,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最为强大,但其他国家乃至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仍然对美国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并不具备控制世界事务的绝对能力,美国也难以为所欲为,一味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5]
构成大战略实力基础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包括战略观念、战略谋划能力等软实力。尤其是,在世界转型、战略转轨之际,战略观念变革的影响至关重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观念就一直处于调整之中;而“9·11”之后,美国的战略思想、战略框架和基本部署均有所改变。作为先导的,就是进一步强调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等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固化。
作为一种战略观念,“先发制人”作为大战略谋划存在已久,但将之作为大战略思想核心的,则非小布什政府莫属。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提出反恐战争需要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成为美国正式确定单极霸权战略之核心地位的标志。布什主义用完全依赖于先发制人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来取代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威慑战略,寻求以更加可靠的方式对付所面临的不确定的、非常规的新危险,成为过去四五十年来战略思想的最大变化。当前美国决策者的单边主义思想以先发制人为核心,查尔斯·库普乾(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ｕｐｃｈａｎ)就此指出,美国在其实力达到颠峰之际,却一直靠冷战的激情维持运转;布什团队的经验只适用于迎接过去的挑战,而不是现在和未来的挑战。[6]
构成美国大战略实力基础的核心因素,还有国际制度。在笔者看来,霸权国建立霸权的手段或方式就是建立管理和控制国际事务、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制度,并胁诱其他国家参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7]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定有形和无形的法规、行为规则和制度安排。从理论上讲,现存具操作性的国际制度对美国基本是有利的,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美国可以弥补实力缺陷、促进霸权建立。鉴于美国战略目标的调整,承继雅尔塔体系而来的现存国际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单极霸权的制约因素,因此,美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基本政策倾向从维护转向重塑乃至重建,且不惜打破旧有的制度框架。自小布什上台以来,接二连三地拒绝参与和履行国际协议(包括《京都议定书》、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协议、《生物武器条约》等),单独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政府撕毁的国际条约和违背的联合国协议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过去20年的总和还多。当然,对于体现国际制度精神本质的多边主义,美国更是采取了实用主义战略。在美国的战略谋划中,单边主义战略是根深蒂固的,而多边主义不过是战术层次的安排或运用。
综上所述,就美国大战略设计来看,美国的实力优势(巨大的、可以利用的和持久的)是决策者决心建立单极霸权的关键。正是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美国确立了以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原则为基础的大战略。这一战略设计的核心理念是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的美国对外与安全能力更具有进攻性,其塑造能力有所增强,但其破坏能力也会放大,其所遭遇的软制衡也会增加,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愈加困难。
美国大战略的政治意愿
一般而言,实力与意愿是建立霸权的两个基础条件。具体地说,霸权国的标志就是该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拥有超出国际体系中诸国的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实力;而且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对国际事务、国际体系和各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乃至控制的政治意愿。在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政治意愿至为关键。可以说,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不仅体现在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方面,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体现在美国运用其强大实力的意愿上。
但是,将美国的政治意愿视为预设因素有可能是误导的。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意愿是由国家的政治领导及其决策机制的制度化所决定的,但受制于国家的实力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和自身的脆弱性,后二者成为影响政治意愿的重要变量。
从美国的国家政治领导及其决策机制的制度化角度看,美国制定和执行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意愿似乎是坚定而明确的。可以预见,经过新任期人员调整的布什团队将集中体现新保守主义的理念追求。如约翰·伊肯伯里(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指出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观点并不集中于全球秩序如何运行和重建,而是聚焦于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危险的无政府世界上如何保护美国的利益。”新保守派的理念包括:第一,美国应该越来越远离世界其余国家并且使用单极实力对正确和错误做出判断和强行实现和平,拒绝按照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规则参加游戏,围绕着联盟、多边合作和战略交易而形成的指挥办法将不复存在;第二,军事力量和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坚决使用它的意愿必须重新回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实力必须重新为美国原则和国家利益服务;第三,对开明的国际主义的错综复杂的规则和机构感到失望,鼓吹退出危害美国主权和限制实力使用的条约和国际协议;第四,将威尔逊思想纳入其中,强调在世界各地混乱的国家建立民主和法治,那样的话它们就不再是威胁。[8]然而,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建立在虚假的设想、失败的政策、对历史的误解和关于实力的错误概念基础之上,它所引致的争论和战略失误将具有匡正作用。即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一如既往地坚持新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决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不会因为这种理念偏执而消失殆尽,制度化的决策机制内在地具有纠偏职能。
可以预料的是,即使以上二者均不发挥制约作用,实力关系和自身脆弱性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制约作用将越来越大。从实力关系的角度看,从二战结束至冷战终结,面对两极霸权的国际格局,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基于相互依赖和广泛认同感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制度化的战略约束确保了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霸权因此有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日本和德国以半主权国家形式加入,确保了他们不会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而是成为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维护者。冷战结束后,美国亦曾设想过以美日欧战略合作为基础的霸权秩序。1999年4月北约成立50周年大会通过了面向21世纪的新战略构想。北约新战略明确规定,其管辖范围从北约内部逐步扩大到外部,从大西洋和西欧扩展到中东欧、中亚和东北亚,且北约的干预行动不受联合国安理会的约束。同时,美国与日本签订新美日安保条约,把其适用范围扩展到东亚乃至东南亚。美国这一战略构想的目标是确保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力图形成一个环欧亚大陆的战略围堵圈,即将两洋战略转为连接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三洋战略,以建立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是,随着欧洲联合和扩大的步伐加快,欧洲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减少,战略竞争在加剧,甚至在战略理念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处于微妙状态。我们不能否认,美国是谋划战略联盟的高手。美国在美洲后院的战略控制、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联盟安排确保了美国全球利益的战略基石、战略支点和战略纵深。可以说,美国与欧洲诸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结成的西方联盟根基牢固,美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卫战略上的领导地位极少受到直接挑战;美国与日本的军事结盟是美国大战略中最为成功的布局。美国的战略意图在于稳定美日同盟,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战略纵深;日本的意图在于利用美国军事优势,争取亚洲领导国地位。美日同盟相对稳定。俄罗斯仍然处于痛苦转型和缓慢发展的进程之中,俄罗斯采取了积极的亲美政策,与美国结成了稳定的外交关系,被美国视为半盟友。中国极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反恐战争中,中美逐渐找到了某些战略共识,确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美国改变了对印度的战略,与印度的关系正在加速改善之中。从这种角度看,美国与大国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美国的战略意志得到了相对有效的贯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欧洲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强大,随着欧洲联合的进一步深入,欧洲外交越来越体现出独立性,德国明确而强烈地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动武就是明证。欧洲诸大国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反应超出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预料。这种非挑战性独立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贯彻甚为麻烦。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如何利用亚洲力量促进其经济利益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回归亚洲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而日本今后是否继续蛰伏于美国战略之下将成为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法国、中国、俄罗斯继续倡议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这种独立姿态将长期保持下去。俄罗斯目前的战略仍然受到美国的质疑和考验,美国继续扩大其在欧洲的战略纵深地带,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压力反弹不容忽视。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结成了被诸多战略家视为临时性的反恐联盟,体现了双方政策的灵活性。但是,这种联盟的稳定性受到质疑,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安排难以更改,两国关系仍将是风雨兼程。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着眼,短期内,不存在结成反美联盟的可能性,美国的战略意图仍然可以通过大国协调得到基本贯彻。但是,美国也难以一意孤行,其他国家仍然会进一步体现其外交独立性。各国在外交上合作与竞争并存,在经济上则竞争激烈,着眼于未来综合国力的较量和长远的战略谋划。
其次,从自身脆弱性的角度看,全球化对美国而言亦是双刃剑,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在无限扩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了美国自身的脆弱性。而且,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只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生态危机、疾病危机、海盗等,都有可能对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对美国而言,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似乎并不为甚,但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却是无法预料的。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急迫努力也说明了这一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来源甚广、表现形式殊异,说它们将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也不为过。当前,美国将非传统安全视为对其全球战略目标的重大挑战。非传统安全是全球性问题,绝非美国一家可以包揽。
综上所述,从美国大战略的政治意愿角度看,美国当前的政治意愿是清晰而强烈的,有着明确的战略理念支撑,但鉴于美国制度化的战略决策机制、美国实力关系及其自身脆弱性,该战略意愿维持多久仍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大战略的目标主要集中体现为和平维护、危机应对和战备等几个方面。应该说,美国大战略的谋划基本上可以确保以上目标的实现。然而,对美国而言,以上战略目标仅仅是初步的,其核心战略目标不仅是要实现美国的安全,而是要塑造世界体系,建立单极霸权,甚至建立新帝国。
应该说,“9·11”事件给美国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模式运用美国实力和塑造国际秩序的绝佳机遇。“9·11”之后,美国采取果断措施,化被动为主动,迅速调整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主导了世界反恐斗争,并利用反恐斗争的机会,推进其全球战略部署,实现了在正常条件下一时难以达到的目标,如顺利进入中亚地区,扩大了在南亚的影响等。美国从“9·11”的创伤中塑造出了单极霸权的大战略,其规模和雄心堪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相比肩。论者指出,“新帝国论”的出笼代表着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诉求。
按照斯蒂芬·罗森的分析,帝国不同于霸权或首要地位,帝国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实行的统治,这种统治既规范其他国家的对外行为,又确保其国内行为方式在下属国家具有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因此,帝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创造并管理一种国家间的等级秩序。围绕这一任务,帝国必须有效地解决如下五大问题:维持使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垄断地位,有效运用独占却又有限的军事力量,确保其组成部分的安全及内部稳定,征取税收以支付帝国成本,将非帝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吸纳进宗主国的核心。帝国制定和推行规则,其他国家必须接收这些规则的约束,而帝国自身却不受制约,这就是帝国的组织原则。[9]如果说,“新帝国论”集中代表着美国称霸世界的理论范式的话,则美国的追求目标似乎太过宏大了。
且不说美国自身的实力和意愿是否足够(笔者对美国建立新帝国的意愿更持怀疑态度),也不论其他国家能否蛰伏于美国气势之下、甘愿接受美国建立单极霸权之下的世界秩序,在笔者看来,即便美国遏制新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即使我们承认美国已经将“单极时刻”变为了“单极时代”,但大国实力兴衰消长的历史规律不会因此而停止发挥作用,随着经济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而迄今为止尚未有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并取代其领导地位的成功案例。随着全球变革和大国实力对比消长,美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放手一搏,甚至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呢?其次,美国并没有与其他大国取得共同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共识,其他大国未必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甚至会公开反对美国的霸权领导诉求。再次,美国对单极霸权的追求难以避免扩张过度的战略弊端。库普乾不无忧虑地指出,“布什政府已经扩张过度了,它过分夸大了恐怖威胁界定新国际体系的程度。通过把反恐战争确定为指导性优先议程,并出台新的维持优势地位和先发制人的原则,华盛顿已经接受了一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的大战略,并因而损伤了继续作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基石存在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10]
在笔者看来,如果美国确实将建立新帝国作为其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则问题不在于美国太强大了,而在于美国是否足够强大。
简短的结论
艾尔弗雷德·马汉(ＡｌｆｒｅｄＴｈａｙｅｒＭａｈａｎ)指出,“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决定的”。[11]据此,对大战略态势及其效应做出评估,首要原则是重点关注其薄弱环节,而不是其强项。以上对美国大战略几个层面的评估表明,美国当前的大战略在其对外与安全能力、政治意愿、核心目标方面都存在着薄弱之处乃至缺陷。其核心问题在于,任何大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的平衡。且不论当前美国大战略的目标何其宏大、意愿何其强烈,实力不足堪为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最大障碍。毋庸置疑,大战略是大国的必需品。然而,如果其核心目标超越其现实能力,又有着强烈意愿的支撑,则大战略就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此外,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设计,不仅要从本国的实力出发,还应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其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塑造共识的能力。换言之,大战略需要道德原则的支持。伊肯伯里就此指出,“布什外交政策的矛盾在于,它向世界提供了这样一种体系,美国统治着世界,却并不遵守规则。实质上,这是一个帝国。但是,它在国内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国外也不受欢迎。”[12]
在看到这种战略尴尬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大战略框架已经确定,美国的战略意愿已经充分展现出来,美国统治集团追求单极霸权体系的目标得到国内的有效支持,其具体战术运用可以灵活变更,其战略调整能力之强大不可忽视,而其追求单极霸权的核心目标将长期保持稳定,这必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 Ｂ.Ｈ.ＬｉｄｄｅｌｌＨａｒ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ｏｎｄｏｎ:ＦａｂｅｒａｎｄＦａｂｅｒＬｔｄ.,1967,ｐｐ.335—336.
[2] 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ｄｙ,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2,ｐ.4.
[3] ＢａｒｒｙＲｏｓｅｎ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Ｕ.Ｓ.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21,Ｎｏ.3,Ｗｉｎｔｅｒ1996/1997,ｐ.5—53.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则指出,美国有八种战略选择:霸权战略的目标是统治世界;全球集体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维持世界各地的和平;地区集体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维持某些地区的和平;合作安全战略的目标是通过限制各国的进攻性军事实力而减少战争爆发的频率;遏制战略的目标是对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成包围;孤立主义战略的目标是从多数战争中摆脱出来,并使美国的行动不受约束;离岸平衡战略的目标是确保行动不受约束并打败任何崛起的大国;选择性干预战略的目标是有选择地履行一些关键性任务。以上所有战略均把争取两项最终利益———安全与繁荣作为奋斗目标,但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上有区别。除孤立主义战略之外,所有战略都致力于改变世界环境,但在程度和方式上有分歧。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ｒｔ,Ｇ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2003,ｐ.82.
[4] 关于国家战略资源的划分和量化依据,请参见胡鞍钢、门洪华:“中美印日俄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1页。
[5] 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ｗｅｒ:Ｗｈ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ｎｌｙ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Ｃａｎ’ｔＧｏＩｔＡｌｏ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2002,ｐｐ.137—171.
[6] 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8页。
[7]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
[8] 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Ｍｏ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Ｖｏｌ.46,Ｎｏ.1,Ｓｐｒｉｎｇ2004,ｐｐ.7—22.
[9] 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ｅｔｅｒＲｏｓｅｎ,“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ＩｆＹｏｕｃａｎＫｅｅｐＩ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ｒｉｎｇ2003,ｐｐ.51—61.
[10] 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第17页。
[11] 艾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12] 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ｓ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