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其义而用之,也可以说,“化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功”。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前前后后,现在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掌故。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行,带着“历史性的”、“戏剧性的”、“重大的突破”等形容词而载入史册。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成为包括其政敌在内举世公认的远见卓识。这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有一方面的事实往往为人所忽视,那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决不是个别美国政治家一夜之间大彻大悟作出的决定,而是在国内经过长期的思想准备和酝酿,舆论条件逐步成熟,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十几年中,美国国内讨论对华政策的情况,也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侧面。站在今天中美关系的现状,回头来看那个时候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是怎样一个形象,美国人如何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从什么角度开始考虑对中国关系松动,是饶有兴味的。了解这一情况,也有助于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政府行政部门与其他各有关方面以及舆论界的相互作用,从而认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当然,一项如此重大的突破,即使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也还需要决策者有一定的权威、判断力和魄力,才能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毅然决然付诸行动,因此尼克松总统的功劳是不能抹煞的。
这里的“美国人”“舆论”,泛指政府行政部门以外各方面的意见,不是指一般老百姓及其呼声。在任何一个国家,通常情况下,关心外交事务并足以对外交决策直接发生影响的总是少数人,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精英舆论(elite opinion)”与“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之分。本文所述及的舆论主要是指前者,也就是新闻报刊、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的压力集团等等,同时也包括在国会反映出来的意见。但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多年来,美国在相当多的人中间存在一种非理智的对“共产党中国”的敌对情绪,朝鲜战争后尤其如此。这种情绪是官方和“精英舆论”煽起来的,反过来又作用于上层决策圈子,以至于成为议员要当选,政府要有所举措,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舆论”又可以包括较广泛的“公众舆论”,当然是在有限的程度上。
当然,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全球战略格局、美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国内政治的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尼克松当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主要是由于整个国际局势已非昔比,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迫切需要摆脱越战困境等等。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当时国内舆论这一个因素,而这一个因素实际上又是同整个大格局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其影响持续到麦卡锡本人消失之后。由于这股狂热的反共思潮影响,并且由于美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打过仗,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一般人心目中与中国为敌。中国问题成为禁区。更谈不到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问题。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杜鲁门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迫害和排挤,到艾森豪威尔上台,杜勒斯任国务卿后就被清洗殆尽。政府以外的一批过去经常被咨询的造诣较深、并且有丰富切身经历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被打入冷宫,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朝鲜战争结束后两个月,出现了一个叫做“百万人委员会”的团体。那是40年代末的“院外援华(蒋)集团”的继续,以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任何方式进入联合国为宗旨。其成员实际人数极少,但争取到国会两院两党中许多议员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署名为其“赞助人”,或在其反华声明上签名。它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不时推动国会通过反华决议,并密切注视舆论界或国会,一旦有任何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苗头,就急忙跳出来反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保守组织和人士,加上国民党方面出钱雇的代理机构等等,造成一定的声势,形成一股压力,任何人敢于对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就有“亲共”之嫌,就是“不爱国”,所以相当一个时期在对华政策上除了和政府唱一个调子之外,极少人敢于,或愿意捅这个马蜂窝。
当时也有一些自由派组织和人士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意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例如以已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为首的、主要以民主党自由派及其拥护者组成的“争取民主行动”(ADA)、某些教会组织,特别是“桂格”派,还有坐落于西海岸的商会和个别民间团体等。但它们的活动限于偶然开会通过一项宣言和决议,其呼声比右派要微弱得多,形不成足以制衡的压力。至于真正同情中国革命的左派组织和人士则早已被麦卡锡主义镇压下去,根本没有发言权。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50年代末,刚好同杜勒斯国务卿的任期大致吻合。
1959年以后对华政策所以被提上日程,主要有以下几点背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杜勒斯坚不承认中国的著名根据之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1〕,因而美国应该促其垮台,显然已经破产。
(二)中苏分歧日益明显,对杜勒斯的另一重要论据“共产主义集团铁板一块”,又是一个打击。
(三)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美国已经对此有所预测。
(四)众多的新独立国家参加联合国。同时,美国的盟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美国距离越来越大,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难以为继。联大一年一度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讨论和表决票数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美国,使美国政界普遍意识到大势所趋,不论美国如何阻挠,新中国参加联合国是迟早的事。
凡此种种,再加上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引起所谓“海峡危机”,提醒美国,长期无视人类四分之一的存在是行不通的。
那时,美国人中间与其说是对新中国产生好感,不如说是对新中国的日益强大有一种恐惧心理。在中国不但掌握了原子弹而且掌握了氢弹之后,有人把中国形容成“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2〕,就是典型地说明这种心理。这种情况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反华分子的论点,从而增加美国改变政策的阻力;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正是从这点出发,认为美国不能逼中国太甚,而应改变一味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中来,与中国达成某些谅解和妥协。
二
姑且以1959年到1969年尼克松就职的10年为期,看美国舆论界关于对华政策论调的变化,可以从纷纭众说中看出沿着一条线,朝着一个方向演变的过程。这期间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事件:
(一)康伦报告及其他。
1959年一个美国民间学术团体以其负责人理查·康伦命名,称“康伦协会”(Conlon Association),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请,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其中关于亚洲部分由著名的东亚与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执笔。报告于9月初公布,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提出与当时美国现行政策不同的对华政策方案,及其具体实行步骤。此后各方人士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但都没有脱出康伦报告的构想。报告建议的内容是:
1.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2.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3.建立“台湾共和国”。
4.提议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台湾为联大普通成员。
5.重申美国协防台湾的条约义务不变。
6.要求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当地居民的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
7.“台湾国”成立后,在台湾的“大陆难民”如果愿意离开台湾,美国应予协助解决。
8.与中国订立贸易条约,并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报告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以上政策的方案,并建议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印度和日本的地位，设法让印、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原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意“康伦协会”提出这样一份报告,是打算就此举行一系列的听证会,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由于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能派官员出席作证,此议遂作罢。
显然当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对中国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时机还不成熟。《纽约时报》于11月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引起台湾方面强烈反响,最后由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国务院出小册子,申明政府不同意该报告的建议了事。〔3〕
《康伦报告》首次公开提出“一中一台”的方案。它阐述的思想系统概括了当时美国某些“自由派”人士的想法。到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成为争论的题目之一。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与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曾就美国是否应支持国民党守金门、马祖问题展开公开辩论。肯尼迪竞选班子中的外交顾问,后来出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1960年4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文章,其精神与《康伦报告》一致,主张美国逼国民党放弃金门、马祖,成立“中国-福摩萨国家”等等。〔4〕
此外,1959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一项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报告〔5〕,提出应重新估价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
(二)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主持的研究项目。
1962年,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外交政策机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中国的项目。
事情经过如下:1962年4月,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通过一项文件,认为60年代美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重组西欧与北美之间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是“共产党中国对整个自由世界在亚洲地位的不祥的挑战”,对美国说来,二者有连带关系,因此决定同时就这两个项目开展深入集中的研究工作。为此,分别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订出规划和题目,经费全部由福特基金会提供,两个项目的预算都是46.5万美元,只此一点,也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
关于中国的项目主持人是前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仑姆(Robert Blum),他1965年中途去世,继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卢西安·派伊(Lucian Pye)完成未竟工作。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这个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聘请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即前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之弟)作主席。他表示没有异议,只是担心由于过去的职务,可以想见此事一发表,中国方面一定会攻击他,从而攻击整个项目,因此建议慎重考虑。“对外关系理事会”答称,这一点已反复考虑过,但仍然认为他合适。艾伦·杜勒斯遂应聘当主席,后来还亲自为出版的书写序。〔6〕
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出版了一套总题目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共八本,到1967年陆续出齐。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一般人对中国的反应等等,最后落脚点都联系到美国的对华政策。〔7〕
这八本书的写法、内容和观点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
1.体现了一个精神,即 $h 重新审议 $r 中国情况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不囿于到那时为止的既定政策,尽管有的作者还没有摆脱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态度力求客观,心平气和。如艾伦·杜勒斯在罗伯特·布仑姆所著《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作者“努力开拓一种对美国在这一多事地区的政策的新的理解”〔8〕。“努力开拓新的理解”正是这部丛书的共同目的和精神。
2.尽当时条件所能收集资料。以阿奇包德·斯蒂尔(Archbald T. Steel)所著《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为例,作者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走了14个城市,在保证为对方保密的情况下采访了200多名各种职业与阶层的代表性人物,积累了10万字的原始材料。另外又通过密歇根大学的统计中心,对全国1501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把这些资料同历史的情况作纵的比较,分析研究后写成此书。
亚伯拉罕·哈尔本(A. M. Halpern)编的《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一书，把欧、亚、非、南北美各国的对华政策分成16种类型,每一种成一章,由该国(或地区)的专家详细论述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全书旨在探讨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
3.每本书的作者都是在一个领域内的权威。如阿奇包德·斯蒂尔是三四十年代就在中国多年的记者,曾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答美国记者斯蒂尔问》);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是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是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是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北洋政府时即在美国驻华使馆任翻译官,战时及战后曾任美国驻太平洋及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员,翻译过毛泽东的《论游击战》。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是美国驻泰国大使,多年在国务院任职,曾参加过板门店、日内瓦和华沙的谈判,写《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美国的经验1953—1967》一书时,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
除了上述丛书之外,还有供政府决策者参考的一些较短的备忘录以及该委员会的刊物《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1962年到1966年丛书出齐的三年中,美国的政治气氛又已有不少变化。到1966年时,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重新考虑”,已经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了,尽管要在实际上采取行动还有很大阻力。因此这套丛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几家大报刊予以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等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三)富布赖特演讲和“富布赖特听证会”。
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说。全面抨击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神话”的基础上,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没有就对华政策提出具体主张,但提出,国际关系史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化敌为友不乏先例,因此,不排除一段时期后,美国和中国的敌对关系有所转变,即使不是形成友好关系,至少可以“竞争共处”。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
在这篇演说中富布赖特还指出,关于中国的现实中,“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9〕这是到那时为止,乃至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问题上最明确的表态。这在当时美国政界可称是凤毛麟角。
1966年3月,富布赖特主持的参院外委会举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先是在一二月间,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都举行了有关越南问题的听证会。到场作证的人士,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在内,大都谈到越南战争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以及越战扩大可能带来的美国再次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危险。此后,富布赖特认为,长期以来被当作禁区的中国问题,现在终于成为可以讨论的“体面”的题目了,专门就对华政策进行公开辩论此其时矣。于是他在参院外委会其他成员支持下举行了这次听证会。根据他的说法,这一讨论首先是“教育”性质的,意指用当时已为专家学者所认识到的事实和见解,来教育当政者及群众,而“其最终目标还是政治性的,为的是要避免一场战争。”〔10〕
这次听证会从3月8日至30日的三星期中举行了12次会议(半天算一次)。应邀出席作证的有持各种观点的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包括若干前述丛书的作者。其中有力主改变政策的人物,也有著名的顽固派,当年的“中国帮”成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s)出席的意义。因为费正清被认为是在麦卡锡主义下受排挤和迫害的一批“老中国通”中的“元老”。他的复出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两年以前,1964年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lsman)曾请费正清到华盛顿来咨询。那是费正清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重返华盛顿。希尔斯曼此举也是作为一种姿态,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内容。但是当时的气氛还不允许在国务院大楼或其他政府办公室内接待这样一位人物,以至于那次会见不得不借约翰·洛克菲勒的私宅举行。〔11〕所以现在费正清堂而皇之被请到国会山就敏感的中国问题公开发表他的意见,对他本人来说,可以算是一次彻底的“平反”,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美国政治气氛新的变化。
这一系列听证会主要就美国现行对华政策——遏制与孤立——的几个主要依据展开辩论。主要命题有:中国的政权是否稳固;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中苏分歧的背景以及美国应如何对待;美中关系与越南战争的关系;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利弊得失。这种听证会本来也不是要达成一致意见,得出结论。与会者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除了周以德(Walter Judd)等少数人仍坚持几十年来一贯的与中国为敌到底的主张外,多数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原来的政策依据,主张美国政策应有所变化。〔12〕
(四)其他。
除上述几项大的活动外,自60年代初以来在政界、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言论此起彼伏。如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摩尔斯(Wayne Morse)等民主党议员，企业界巨头如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前驻苏大使、美国“遏制”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都发表讲话或文章,美国商会也通过决议要求放宽与中国大陆接触的限制。
1965年,普林斯顿大学以“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作为它的第69届大学学术会议的议题。参加者有著名大学教授、前政府高级官员、基金会代表和企业界人士,其中有艾伦·杜勒斯、乔治·凯南,以及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关于中国研究项目的前后主持人布仑姆和派伊等等。会议共开了两天,堪称盛举。会议主持者之一，普大教授洛克伍德(Lockwood)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对(中国的)现实作出清醒估计,并有所创新了”〔13〕,这就是会议的宗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此外,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在这几年中不时发表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文章和社论。
这些人物和言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都指出美国不能继续无视中国的存在,必须重新审议现行政策。
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潮流对立面的“百万人委员会”则声势明显下降。其中最突出的是该组织主要赞助人之一,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Jacob Javits)的转变。1965年贾维茨在一次广播讲话答记者问中主张“设法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引起舆论界注意。1966年12月,他宣布正式退出“百万人委员会”,在写给该组织的长信中说,这个组织宣布的反对与北京任何妥协的政策太“绝对”,需要重新估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核国家”,是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设法在某些领域中与之达成妥协。贾维茨的这一举动既受当时潮流的影响,又转而推动了这一潮流。《纽约时报》对此事发表了详细报道,并称,还有许多国会议员也在想同“百万人委员会”脱离关系,只是不愿采取公开行动而已。〔14〕
1966年中,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就两国政府而言,暂时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需要对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令人迷惑的现象作一番仔细观察和研究。但是此时在美国,要求转变对华政策却日益成为广大公众的呼声。特别是随着反对越战的群众运动的发展,美国知识界、舆论界兴起了对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反思。历史“修正学派”和“新左派”思潮崛起。美国对华政策在这股思潮和群众运动中是主要检讨的对象之一。这一潮流中的学术成果多数发表于70年代,不过在60年代后期已形成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三
概括起来,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主要议题和论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否稳固。对这个问题,几乎已无人能否定,无论美国愿意还是不愿意,“共产党中国就在那里,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政治上，除了像极个别的死硬派还念念不忘从内部颠覆新中国政权外,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有人还举出1962年中国在福建抓获大批国民党特务一事为例,指出,特务这么快就被抓获,说明国民党一贯宣传的,一旦他们反攻大陆就会得到大陆人民里应外合之说不确。〔15〕
在经济上,艾克斯坦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写于“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其余论及中国经济的,对困难的程度尽管估计有所不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到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时,中国已经在经济恢复中取得可观的成绩,结论就更明显了。
在军事上,中国已经有核武器,而且正在发展导弹。中国当时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美苏垄断核武器的企图,拒绝参加裁军谈判。两个超级大国对此都无可奈何。那时论者大体的估计是, 中国可以发展相对说来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如果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
总之,从各方面讲,“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16〕
(二)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对所谓“扩张”、“侵略”、“好战”之说重新评价。
美国一贯诬蔑中国有“扩张”野心的几个论据是:朝鲜战争、西藏平叛、中印边界冲突和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对于这些问题,在有关的辩论中都进行了冷静分析。新的论点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西藏则国共双方都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也从未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因此问题只是在于美国赞不赞成中国对西藏的做法,却谈不到“扩张”;关于中印边界,美国人的同情本能地在印度一边,但是认为世界各国之间边界冲突很多,是一个各说各有理的问题,而且麦克马洪线是国共一致都不承认的,所以也不能算“共产党扩张”。关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认为中国确实想影响东南亚国家走中国革命的道路,但主要是通过政治影响,而不是通过军事颠覆。
1965年9月中国报刊以林彪名义发表的《革命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讨论很多,特别是其中关于在世界范围内以亚非拉为农村包围西方帝国主义(城市)的论点,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中国企图“征服”世界的“野心”的集中表现。但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只是一篇表明中共信仰的宣言,而不是行动的蓝图,它不但不说明中国想要输出革命,而是相反,是在中国自己遇到一系列挫折后表明自己仍然坚持革命信仰,并且向亚非拉人民强调,革命只能靠他们自力更生去进行,中国只是在原则上向他们指明道路。
不少人认为,对中国宣传世界革命的高调要听其言,观其行。从实践看,中国宣传的言词虽然激烈,但是建国以来的行动一直是谨慎的。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的强硬姿态从远处说是百年来受列强欺压所造成的心理状态,从近处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中国认为自己受包围是合理的。特别是像费正清、鲍大可(Doak Barnett)这样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在著作中和听证会上,都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的背景论述当前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是百年来的民族要求的继续。因此,就中国对外立场而言,民族主义的因素大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三)中苏分歧问题。自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以来,美国对此反应迟缓,而且一直将信将疑。1958年有人问杜勒斯如何看待当时出现的中苏分裂的迹象,杜认为50年之内不会成气候〔17〕。直到1962年初,美国国务院内部讨论中苏分裂问题,才开始意识到这一分歧可能是深刻的、长久的。这也是促使官方至少是鼓励“对外关系理事会”进行对华政策研究的主要原因。〔18〕此后,中苏论战日益公开化,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之说早已为现实所打破,美国朝野对此已不予置疑。但是由于美苏之间正在走向缓和,而中苏论争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批评苏联反美不坚定,美国国内对如何利用中苏分歧存在不同看法。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是把对苏缓和放在对华关系之上,甚至企图通过苏联压中国改变对华政策,并且担心松动对华关系会得罪苏联。到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上,与会者进一步分析了中苏分歧的根源和背景,肯定了美国对华关系松动不会影响美苏缓和,同时否定了“美苏反华轴心”的构想。也就是说,中国当时不无理由地担心会出现的“美苏勾结起来反华”的战略格局为这次听证会的与会者所否定。这一思想逐步在决策集团中占上风。到尼克松上台后,明确表示“联苏反华”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是“自杀性”的〔19〕,这样逐渐形成了自尼克松以来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而认为与中国有“并行不悖”的利益的战略。
(四)美国公众舆论的态度。斯蒂尔所写的《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致力于美国一般公众对中国的反应进行调查,并作出估计。作者根据调查的结果大体上概括出来几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首先是美国人对中国极端无知,在被调查的人中有1/4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统治。而在知道这一事实的人中间则普遍对“共产党中国”存在恐惧心理,甚至相信中国会进攻美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绝大多数人在提到中国时就是指“共产党中国”。也就是说,在了解新中国存在的美国人心目中多数已经不把国民党政权当作中国的代表,根本不认为国民党重返大陆有现实可能性。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绝大多数人主张美中之间开展某种对话与交流,特别是放宽贸易禁运。但是主张承认中国或投票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仍是少数。
斯蒂尔注意到,很多地区在中国问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顽固敌视中国的意见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这方面的活动也可放手进行;而主张改变对华政策的人则顾虑重重,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策辩论,一般说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也就沉默不语。〔20〕这些都说明潜在的、拥护改变现行政策的意见,比公开表达出来而形成的“舆论”要强大。
这本书总的结论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落后于公众情绪。就中国问题展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公开辩论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一般人对自由表达意见还有顾虑,这场辩论应由总统本人发动,并可以指望一定会得到公众拥护。过去肯尼迪曾表示过赞成向中国打开窗户,却因受到种种牵制,未能做到。现在约翰逊总统的处境比肯尼迪有利,他如果愿意,是可以采取行动的。〔21〕当然,这一结论是作者根据美国公众舆论的情况作出的,没有考虑越南战争等因素。
(五)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得失与“遏制而不孤立”政策的提出。
大多数论者认为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基本失败。认为禁运完全失效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艾克斯坦以大量数字证明,没有一个主要的外贸国家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美国的禁运政策其实对中国起不了很大作用,却引起美国与盟国间的摩擦,这项政策究竟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损害更大,很难说。〔22〕
在外交上,到1966年与中国建交的已有42个国家。1964年法国戴高乐政府不顾美国压力,毅然与台湾方面断交,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哈尔本在其主编的《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一书的结论中指出,美国的亚洲盟国要无限期追随美国政策是很可怀疑的。“多数国家是由于重视对美关系,才没有(对中国)采取在他们看来本来是正常而自然的步骤”,他们深感自己“屈从了美国的意志”。〔23〕
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孤立中国政策显然没有成功。在这方面意见比较强烈的是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他说:“孤立(中国)政策显然是彻底失败了。就接纳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政治和贸易关系而言,被孤立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24〕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认为“孤立”政策固然失败,“遏制”政策却是成功的,还应继续下去,理由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强硬立场起了抵销“中国共产主义”影响的作用,否则,有些国家可能“顺从”中国,甚至导致左派革命成功。另外,他们还认为美国维持台湾现状是成功的。据此,他们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建议。这一提法是在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上明确形成的。其主要倡导者是鲍大可。用他的话来说,这一政策的含义是:
要求总统发表一项重大的有关中国的讲话,在讲话中变换一下姿态,表明我们不放弃遏制政策的同时,承认在大陆的政权就是共产党政权(这是我们迄今没有做过的),并且要尽可能探索把它纳入国际社会的途径,而不是设法把它排斥在外。〔25〕
他们所建议的具体做法,不外乎放宽贸易、促进人员交流、保持台湾现状,在联合国内保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席位,实际上与1959年《康伦报告》提出的构想差不多。实质含义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遏制”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然后设法与之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12月贾维茨在退出“百万人委员会”的信中,也提到了“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并把它说成是美国政府的新政策。〔26〕当时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制定这样一项政策。但是贾维茨作为有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也表示拥护这一提法,说明到1966年底时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构想至少已为两党共同接受,并且已经在政府一部分人中进行酝酿。
四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国内从“精英舆论”到“公众舆论”,经过将近10年的酝酿,气氛已有很大变化,转变对华政策已经呼之欲出。尼克松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显然懂得,他走出这一步决不是逆潮流,而是为自己增加人望、赢得政治资本的一大举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对尼克松其人及其政绩的评价,美国国内分歧很大,但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这一点,无人否定其功绩。而在50年代,这种舆论条件是不存在的。
但是所谓“舆论”,既不是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是为美国统治集团一手操纵,也不是像有些美国人自诩那样完全是独立的、自发的。最初,美国一般人并不反对中国革命,舆论界的反共反华狂热是同美国政府战后的“冷战”政策分不开的。杜鲁门关于“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就是故意危言耸听,大谈共产主义威胁,为的是“把全国吓得要死”〔27〕。杜勒斯煽动这方面的舆论更是举世闻名。麦卡锡主义之猖獗一时,是不能脱离这一背景的。美国政府不能控制新闻媒介,但是各大报刊的一些著名编辑和记者与权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的主要倾向有着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关系。翻开50年代美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数量不多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无不充满歪曲与敌意。斯蒂尔在《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中专有一章分析这种情况。他指出,大众媒介不把中国的真相告诉公众,而且对仅有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又往往歪曲处理,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尽到帮助公众了解情况的责任,这是造成美国一般人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的主要原因。他说:
一张报纸的编辑方向——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国际主义的还是孤立主义的——也是决定如何处理关于中国的新闻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美国公众之所以普遍对中国持保守的态度,受这方面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方面都大。〔28〕
这段话说明了:一、公众的看法主要受报纸的影响;二、美国报纸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性实际上反映了权势集团中各派的倾向性,而并非完全超然。
同样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的变化,也与权势集团的意愿有关。当时美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准备改变对华政策,但是至少认为必须认真对待中国这一巨大的现实,所以早在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专门拨款开展“不寻常的语言”的教学,其中主要的语言之一就是中文。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基金会为研究中国的项目慷慨解囊。在政治上,像“对外关系理事会”本身已有相当的权威,还找了艾伦·杜勒斯作为研究?中国项目的总后台。但是还不止此。有一种说法是,这项工作最初起源于当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授意。1962年1月,国务院内部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中苏分歧问题,这是美国高层人士对中苏分歧深刻性所认识的开始。在这次会上,腊斯克突然作为问题提出,是否可以请“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一次广泛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对腊斯克提出这一问题的意图说法不一。有人则认为这恰好是由于他不愿采取行动,用“研究研究”来敷衍那些要求重新审查对华政策的呼声,以拖延时日。不论腊斯克本人意图如何,也不论“对外关系理事会”这一计划是为腊斯克所授意,还是不谋而合,至少说明这项工作不是当政者所反对的。〔29〕
有了经济来源,同时有了一定的政治气氛,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一批“中国通”才有条件开始活跃起来,初则小心翼翼,继而逐渐大胆地发表意见。一些名牌大学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开设中文课程或者建立中国研究中心,老的研究机构也重新活跃起来。有的综合性的研究机构中加强了研究中国的项目。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又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了较广泛的舆论对中国发生兴趣和发表看法,再反馈到决策集团内部。同时,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成长起来了。现在美国一批知名的,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那个时期,在那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对70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一定影响。因此,60年代在美国可以说是对中美关系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准备时期。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学者和所谓“思想库”的作用及局限性。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库。但是学者们也并不都经常有机会直接出谋划策影响决策。不过,“思想库”这个名词倒也确乎名副其实。许多意见平时可以储存起来,当形势发展,某种意见正好符合需要时,就可能成为决策的依据。更重要的毋宁还是平时著书立说,传播知识和观点,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社会舆论发生作用,从而间接对决策产生影响。
一般说来,美国学者著书立说,发表与现行政策不同的意见,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实际上存在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其中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并不是所有的言论得以发表,传播的机会也并不都真的均等。例如美国罗斯·凯恩所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一书,初版于1960年,但是出版商受到政治压力,刚一出来就销毁了4000余册,已经流传的不到800册,又有许多被右翼集团从图书馆里窃走,幸存者被一些大学图书馆锁在珍本库中〔30〕,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气氛转变之后,才得以重新出版。至于一贯同情中国革命,支持新中国的言论,如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的作品、少数左派刊物,其中如现在已鲜为人知的陆茂德(Maud Russel)女士独立出版的《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等,当时在整个美国社会中更是如空谷足音。50年代初期,这部分言论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有些人被迫移居国外,当然谈不到对广大公众或政府决策发生影响了。但是他们的先驱作用不可抹煞。后来,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像斯诺等人的著作又列入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必读书单中。
在中国方面,情况有所不同。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公开舆论中一直对美国持批判和揭露态度。美国辩论松动对华政策的过程没有在中国引起积极反应。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首先是台湾问题。在10多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在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台湾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新意。
从《康伦报告》开始,到“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所设想的各种方案都不外乎“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几乎没有人提出台湾应与大陆统一,或中断美国对台湾的协防“义务”。“开明派”如富布赖特,在猛烈抨击美国现行政策,明确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之后,紧接着说,美国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当然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即使不明确表示,也要默认放弃征服和吞并台湾的意图”。〔31〕在那个时期,美国保守派多主张“一个中国”,即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而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派则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至少以某种方式把台湾与大陆隔开。这就又回到了杜鲁门-艾奇逊政府在1948—1949年期间处心积虑设计过而没有成功的方案。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也未尝没有考虑过这种方案。1954年、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确曾压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放弃金、马。早在1953年,杜勒斯就曾设想过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代表权。所以,在“松动”对华政策的讨论中所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内部都曾考虑过,只是由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行。
正因为如此，美国所发生的舆论变化,在中国或者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或者立即遭到迎头痛斥。从中国的立场看,美国这个派、那个派,其为割裂中国领土出谋划策则一。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变化,其余的“松动”不但不足道,而且只能看作是诱使中国默许美国割裂台湾的阴谋。
当时美国参加这场讨论的有影响人物中,只有汉斯·摩根索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遏制”政策也应取消,否则其他松动根本行不通,他说:
记住,第七舰队自从1950年可以称作是永久介入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在保护一个在台湾的反革命政权,不让北平的中国政府染指。这是中国政府在华沙谈判中以及其他场合一再向我们强调的、构成与我们关系中主要障碍的基本事实。我觉得一方面要维持这一立场,一方面又想通过派一些新闻记者、教授、医务人员到大陆去和中国改善关系,简直是荒唐古怪,匪夷所思。〔32〕
尼克松在1972年比他的前人多走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在上海公报中的一句话:“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比到那时为止的“精英舆论”进了一大步。没有这一步,美国再作多少和解的姿态,进行多少舆论的酝酿,提出多少种方案,也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突破和后来的发展。
(二)美国的“开明派”论点之一是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成熟”起来,态度会有所变化。不论其确切含义如何,这同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反对“和平演变”的主题刚好针锋相对。美国这类言论经常被中国方面引用来唤醒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软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例如1963年12月,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时提到,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改变态度,美国应对这种变化“打开大门”,而不要把门关死。希尔斯曼是当时在美国政府官员中极个别坚持改变对华政策的“开明派”。据称,这篇讲话有关中国的提法是他把原稿送审时钻了一个空子才得以发表的。〔33〕而中国方面则把这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对其关于中国部分详细摘发。《人民日报》的标题是:《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哀鸣:美国陷在反华死胡同里走投无路,居然想玩弄两面手法挽救失败》。〔34〕1966年春,针对美国当时日益增多的关于松动对华政策的舆论,《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题为《老调子,新阴谋》,除批判美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外,特别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并未死心,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身上,妄图通过某些“缓和”和“松动”来促成这种演变,“软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这简直是白日作梦”。〔35〕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典型的调子。
(三)另一个主张放弃“孤立”中国的主要论点是,由于中国正在发展核武器,应该设法把中国包括到裁军谈判中来。这又刚好同当时中国的立场相悖。中国当时主张首先应由美苏两家裁军,被压迫民族不但不应裁军,还应加强自卫武装。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主张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完全禁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使用。在这一目标未实现之前,中国坚持发展自卫的、独立的核武装的权利。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拒绝参加,并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明显是保护大国核垄断地位。当时裁军问题是中苏论战的内容之一,中国认为美苏裁军谈判是麻痹世界人民斗志以实现“美苏主宰世界”的构想。所以,来自美国的,种种主张设法让中国参加到裁军中来的言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要套住中国的“阴谋”。
(四)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主席在理论上是以倡导和支持世界革命为己任,谋求建立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后来发展为反对帝、修、反,主要把苏联包括进去)。他认为苏联已经背叛革命,这个使命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尽管实际上陷入国内斗争,但是在对外宣传上,“世界革命”的调子却日益拔高。在那种气氛下,不可能缓和对美国的指责。
所以,就“舆论”而言,美国在60年代所发生的对中国缓慢解冻的过程和气氛的变化,在中国并没有相应地出现。而且根据上述几点理由,美国“自由派”被认为更危险。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最高决策者,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和考虑过中美关系松动的可能性。据说，1967年尼克松在当选总统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到,“从长远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36〕一段话,当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此,尼克松上台之后作出的试探被认为是认真的。于是而有1970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其中表示愿意与尼克松谈话,“谈得拢也行,谈不拢也行”。而且还谈到,“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都是向尼克松传递的信息,也是后来的“乒乓外交”的伏笔。这篇讲话的精神当时异乎寻常地在中国层层传达,一直到农村大队党支部。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舆论准备。不过当时人们注意力大多集中到这篇讲话的有关“文革”部分,例如说“四个伟大讨嫌”之类。对于有关美国的提法,极少有人注意到,更不会敏感地意识到对美政策将有变化。对大多数人,包括当时在“干校”劳动的有外交经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一段话的含义也是以后回想,并证之于事态的发展,才理解其深义的。因此,在中国方面的程序是,先以毛主席的权威作出了决定,才有舆论的变化,大家再学习、跟上。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权威,作出这样大的政策转变而不被怀疑批判为“右倾”。而一旦人们知道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公众意识倒不难很快转变。
这就是6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出自各自不同的国情,朝着打开两国关系大门所经历的不同途径。当然现在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可以说也已形成了一种关心国家外交政策的“精英舆论”,尽管其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是与美国不同的。不过,这已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