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的实质
中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乃至世界霸权展开过激烈的斗争，欧洲各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对盟邦、敌国的判断和选择因时因地而异，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要求。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如果两国实力悬殊，弱国又缺乏足够的外交资源，则的确没有太多回旋余地，比如巴拿马对美国；若两国实力虽有差距，但弱国内部团结、意志坚强、国际影响广泛，反倒敢于与强国相抗，令强国占不到丝毫便宜，例如古巴。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晰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应的外交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中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实，从而令中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二.当前我国的战略环境
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我国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对日美；在美俄之间搞等距离外交（经济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间，我国的外交方略则并不明确，1996年以前一度采取过联日制美之举；对待其他周边邻国，则尽量避免冲突，主张以政治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对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国反对北约东扩，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约发动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从另一方面讲，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样就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企图维持“一极独霸”的狂妄野心。这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加大了对南联盟的轰炸规模，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美国也不愿意对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间还蒙受了驻南使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综上可见，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俄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浓厚，从长期来讲，俄国并不愿意看到在其南翼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俄国一直积极支持印度从西南翼牵制我国。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 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明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 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9年事件和苏东巨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
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不再受到制约，基于“美国特殊论”的民族意识形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肆意妄为，蛮横打压拒绝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或抗拒美国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动机。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日两国均心存疑虑，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国利用驻日美军监视和控制日本，但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
在我国西南翼，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遗憾的是，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国西藏怀觊觎之心。印度目前与我重开谈判，是以武力为后盾和实际占领我国领土为前提的。中国的友善之举也未赢得西方宣传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外。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则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实力决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在西方看来，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最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而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南方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苏联趁机软硬兼施，中国政府面对国内要求与苏建交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据理力争国权，最终达成基本上平等的协定。但这一纸协定并未保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苏联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时度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不仅可以改变本国一时的整体战略劣势，甚至能为日后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奠定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
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裹足不前，从而使其在与我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故，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手的如意算盘，积极维护我国利益。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外交方略的得与失。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公理并不能总是战胜强权。国际关系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体现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因此，我们的外交方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
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四.外交方略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超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国家安全的挑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我国欲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中国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我们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孙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国人民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应当看到，我海上面临的形势逼人。因此，从现在起，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加紧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争取尽快形成区域范围内（西太平洋）海空军远距离联合作战的较大优势，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近期，有必要自行制造若干艘航空母舰，形成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在对外宣传上，对台湾则称是为了保卫南海诸岛；对东南亚则讲是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光复台湾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当地人对岛内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民主化开始后，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以台籍人为主体的执政的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默契配合，将坚持中国统一的大陆籍国民党非主流派排挤出政坛，加速台湾人意识的全面推进和各方面的本土化，这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 年3月，民进党
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变强，则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无疑将大大地不利于台湾；中国转弱，则中国更有可能通过对台动武转移视线、缓和国内危机。因此为阻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干预。（二）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伊始，根基未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中国大陆被迫“不怕流血牺牲”诉诸武力时，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早已准备好的意识形态工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 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台湾此次大选，西方普遍予以很高的重视，认为是政治民主化再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继之陈水扁表示愿意访问大陆及开放“小三通”，西方的政界和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充满了善意和和解精神。台湾的演化和陈水扁的舆论公关颇符合西方的价值观，这容易使其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占上风。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智慧影响和动员舆论，使“曲在彼”，否则在西方舆论对政府对外政策倾向有很大制约的情况下，舆论上的被动将会在战时陷我国于经济和外交上更大的被动。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将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时机一旦成熟，则对台湾实行立体封锁，以围促降，力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其在我方设定的时间内拒绝和谈，则立即跨海作战，在美日得以作出反应之前以闪电之势将其打垮，并占领全岛。应努力避免久功不下，致使台军坚守待援的情况。如果出现一定的胶着状态和美军介入，则立即进行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动员。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在统一战争打响前，必须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制订将国民经济必要时转入战时体制的详尽方案，和应对战后西方制裁的各种对策，以及在攻取台湾后肃清残匪、稳定经济、管理社会和争取民心的各项方针措施。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经济上不遵循美国人的所谓规则，限制美日在华经济利益，加强中欧、中俄经济合作；外交上，在安理会投否决票，反对美国的重要提案，支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不过，一俟统一完成，美国有可能放手日本武装。对此，我国可以声明，如果日本重新武装，将危及亚太和平，中国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对日本给予严厉警告。
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试想，若我方军事力量部署在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习惯线，就能居高临下俯视印度的恒河平原。如果由此进攻，则可势如破竹，直捣新德里。这将使我方具有很大的战略威慑优势；然而，目前是印度实际控制约九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如果印度空军对我川藏、青藏公路实施战略轰炸，我方仰视地势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后勤补给和反攻的难度都相当大。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我国应支持巴基斯坦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
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好盟国。
五.结束语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上的成就反过来可以缓和国内矛盾，振奋民心士气，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而这又表现为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是国家凝聚力的象征和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现在，我们更有条件谱写新中国外交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
完稿于200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