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中国正在经历十分迅速、极其广泛、意义深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在拥有如此之大的人口规模的前提下，有如此之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广泛的社会变迁。然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极具不平衡性，面临极其复杂的重大的挑战。
中国迅速的、深刻的变化以及由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不平衡性，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作笼统的回答，也不是像“好”或者是“坏”那样界限分明。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对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表现出的非凡的经济成就羡慕不已，称之为“人类的奇迹”；另一方面，当他们面对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问题，又感到十分茫然、悲观。因而，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乐观派”，另一种是“悲观派”。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持不同的观点，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常常陷于十分矛盾、极其复杂的境地。
真正的中国具有三大特点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呢？我简洁地概括了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里的“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大陆和香港，而是指过去50年中国大陆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正是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了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例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村人口的比重只有1/7到1/10之间。这种制度安排和公共财政分配的不公平性是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乡“两种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更缺乏影响政策的制度渠道。
第二、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这里的“四个世界”，是指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在各个地区中的反映。如果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做法，划分四个不同收入组，按照人均GDP（实际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话，“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组的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根据我们的比较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即使在一个省份中，其内部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在中国，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如教育、卫生与健康等），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职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第一世界”，还是出生在“第四世界”。许多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是从“第四世界”考上名牌大学之后才改变身份和生活环境的。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种机会。
第三、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这里的“四种社会”，一是农业社会。至今，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占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德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水平。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商品率极其低下，这也是农民长期收入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二是工业社会（包括建筑业），其劳动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3%。三是服务业社会，其就业比重为22%。四是知识社会，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及其政府部门等，其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
就农村而言，仍然是以农业社会为主。在乡村总就业人数中，农业就业人数占65.8%，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占13.6%，交通运输和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就业人数占16.8%，知识产业（教育、卫生等）就业人数不足2%。就城市而言，在总就业人数中，农业就业人数只占2.6%，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占27.2%，服务业就业人数占23.1%，知识产业就业人数占21.2%，还有20%以上的农民工（大约有7000万－8000万人，有的估计达到1亿人）。
上述三大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的特点——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差距。这是我们思考和提出中国长期发展战略构想的基本依据与基本出发点。
鼓励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
鼓励而不是限制就业竞争
我认为，中国21世纪的长期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是：
加速城镇化进程。应不断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使比较多的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其他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提供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投资于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造路、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以及公用通信设施。这样既可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也能够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对此，中央已经做出了重大决策。这对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第四世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几年前，经济发展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现在政策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此，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从资源禀赋和路径相关的角度看，中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长期以来，中国实行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战略，它的发展路径是以开发资源为重点，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此也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越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无论是产业、产值、税收均依赖于资源的开发，当资源枯竭，或者是外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和价格波动时，往往使这些地区陷入困境之中。
这些地区必须对这一传统的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实行“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优先促进社会发展”、“以知识促进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逐渐从基于和依赖于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基于和依赖于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新型发展模式。
从长远来看，缩小中国地区发展差距，还有赖于形成和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鼓励而不是限制地区间的人口流动，鼓励而不是限制就业竞争，加快建立而不是拖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使劳动力要素，特别是专业人才能够“用脚投票”。
中国有条件在农业劳动力占半条件下
加快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进程
从战略角度看，国家和地方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包括外商投资）等要素向中西部流动。这些要素的流动需要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同时伴随市场风险。国家的发展政策导向应该是有助于降低这些成本，减少它们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从国际角度看，毕竟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世界上新兴的市场之一。随着改革与开放，这一新兴市场的潜力正在不断地显示出来。如果再过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将会发现，今天所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必将会使那些生活在第三、第四“世界”的落后地区的人们进入较为发达的“世界”，而第一、第二“世界”的人们会对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加速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200多年的时间，先后实行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演进。中国有机会也有条件在农业劳动力占一半的条件下同时加快工业化、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的进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设想。它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定义为15岁－64岁人口乘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翻了一番，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由占世界总量的17%提高到24%。其中，人口转变因素贡献为45.2%，教育水平提高因素贡献为54.8%。今后20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从高增长迅速转变为低增长甚至为零增长，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教育因素，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卫生的投资，以及有效的劳动力流动，从而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次，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普遍应用技术的社会。由于中国加入WTO，大幅度地降低使用外国技术装备的关税与交易成本，以及技术的外部性的规模效应，农业、工业、服务业都将普遍地使用、传播、扩散新的技术。丰富的人力资本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制造品的生产基地、装备基地和配送基地。
再次，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有4种主要的农产品总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除汽车和电力以外的主要的工业产品总量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很快中国将在电话、移动电话等信息产品的使用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消费国：2001年6月，中国拥有电话2.8亿部，其中移动电话1.16亿部，而美国电话拥有量为1.178亿部。根据信息产业部吴基传部长的估计，今后5年中国的IT产业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IT产业产值将占GDP的8%以上，固定电话用户将达到5亿户，全国普及率40%以上。国际电话联盟秘书长佩卡?塔尔扬评论，中国移动电话超过美国表明，发展中国家IT产业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跳跃过工业化国家经历的中间阶段。
本书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系列国情报告之一。尽管本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但是主题仍然是面对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的重大的现实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来自外部也是来自内部，既是来自经济发展也是来自社会转型的挑战。在过去一年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去思考这些挑战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将发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我们如何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以及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主动地、有效地迎接挑战。
1999年我对中国发展前景有过一些基本判断：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失业时期；中国进入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时期；中国进入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赤字扩大时期；中国进入各种腐败猖獗时期；中国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时期。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了。
（作者胡鞍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主编的丛书《中国战略构想》的前言，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小标是本版编辑所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