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国崛起》电视片，在我看来，这可以做为中国更进一步面向世界的标志。
中国从元朝开始的海禁，虽然在不同朝政时期有过放松，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基本是对外封闭的。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但在清代结束之前，那种开放从没情愿过，主流中国社会几乎没正面看过洋人，除了不得不承认西“器”利害之外，也根本没把外国人接收为同等人种。排外、鄙外一直是社会的主旋律。到文革时期，狭义民族主义跟疯狂的政治偏执使排外和封闭更是达到顶峰。1978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主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001年加入WTO，进一步将主动开放固定为核心国策。
入世后，中国的外贸额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增长到今年大大超过1.5万亿美元；出口市场从以美国、日本、东亚和西欧为主扩展到拉美、非洲、中东和中亚，在全世界铺开；从吸收外资进入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事务上，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到积极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即使从《大国崛起》的播放本身看，中国主流社会终于以更正面的眼光接收、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相对晚清之前的朝代中国，甚至跟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
在中国进一步走进世界之时，挑战是必然的。那么，今天的世界跟过去28年有什么差别？外贸格局有哪些变化？哪些因素会阻挡中国的进程？中国的国际理念到底应该是什么？
自由贸易理念面对挑战
随着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大，国际阻力和国内压力也同时在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和国内都呈抬头趋势。最近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民主党重新控制美国参众两院，西欧失业率上升；在中国，今年围绕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再现，都是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要求保住现有的出口市场份额，而且要求扩大外部市场，否则，制造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都难以保住。
当然，如何向世人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本身就是中国政府面对的永久挑战。不只是在中国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一直靠国际贸易谋生的香港也有人抱怨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不平衡。今年三月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笔者跟一位叫热娜的耶鲁大学校友聊全球化的问题。热娜女士50岁出头，她在香港做基金经理20年左右，身在全球化的前沿行业。但，她对全球化非常不满，说全球化只是让西方受益（当然，西方人会认为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说他们因全球化失去工作，等等），而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
我要她举例说明，哪些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热娜女士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柬埔寨，说柬埔寨根本没有因全球化而改善处境。我说，柬埔寨的遭遇正好说明全球化的好处，因为是柬埔寨选择不参与全球化，不像中国那样参与全球市场分工，所以柬埔寨没有发展，而中国的经济在腾飞。
热娜女士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东国家，说中东国家的石油被便宜地卖给了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在全球化中吃了大亏。我说，正好相反，这恰恰证明中东国家从全球贸易中得到了太多好处，如果不是西方从16世纪开始的跨国贸易，如果不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储存在中东国家地下的油怎么会那么值钱，一桶油值60几美元，而中国地下的水和其它东西则几乎一文不值，要靠制造业打工才能赚钱，而且是赚那么一点薄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印度、韩国人才更应该抱怨，这些国家的人要那么辛苦才赚一点钱，而中东人几乎什么都不必做却这么富！
贸易的好处这么难以理解不是新鲜事。中国人抑商几千年，原因也是总认为市场交易是零和博弈，买方赚的必然是卖方亏的，反之亦然。如果要说我们对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已有共识，那是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的。认为中国从过去160年的开放中受害、甚至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吃亏受害的人依然不少，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四五月以来对外资的争论会大有市场。那么，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少呢？
一般认为，第一次全球化开始于16世纪，中止于1914年；第二次全球化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第一次全球化，以往的教科书总是从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角度谈论全球化在1840年后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没有从正面的角度谈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过去160年这种长时间跨度来评估这段历程，我们会看到全球化给中国的好处既广泛又规模巨大。且不说教育、科学技术、医疗等领域，即使只以中国的工业为例，我们也能看到其好处之大。今天中国GDP的52％来自工业，仅制造业就为中国提供了9500万的就业。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有规模有限的手工业。制造业是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通过第一期全球化带到中国，不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再比如，今天中国的电信、电力、石油行业都非常大，仅手机一年销售好几亿部，这些非制造行业占GDP的比例也非常高，但是电信、电力、石油技术，还有电脑与互联网、铁路、公路和空运，这些东西也不是中国创造的，都来自西方。所以，客观讲，如果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这些西方工业与技术，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汽车业、造船业、航空业、电力业、电信业、制造业、石油业、证券金融业等，这些行业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传统经济的核心——农业今天只占GDP的15%不到。
今天中国需要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环境，我们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面对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它的人口很少，需要国际市场购买其工业产出，而中国由于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
美国已是世界经济最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这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伤害。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它国家都开放，自己当然要坚持开放。中国应该以自由贸易定义未来的外交政策，寻求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域，刚刚跟巴基斯坦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
应该说，中国入世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
2000年，中国的境外并购额为18亿美元，今年要超过140亿美元；在并购规模上，2003年之前没有一个项目超过10亿美元，而过去一年就有四个超过10亿美元（尽管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不成功）；2002年前，90%以上的并购在能源和资源行业，但现在不到一半在这些行业，制造业、电信和零售业也在并购范围之内；在并购安排上，以前是中国公司独资现金收购，而且喜欢收购100%的股权，但现在也开始用中国公司的股权作部分支付（比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就如此），海尔收购美国的梅泰戈公司虽然未成，但其创意较大（由美国两家私人股权基金参股一起收购），这些结构创新不仅在管理经验、资金以及风险分摊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而且对于在美国或其它目标国的政治公关以及文化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安排可以大大增加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成功概率。
这些新趋势表明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正在走向成熟。不过，虽然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等着被投资使用，但是中国公司的海外路还很漫长，中国企业成为有规模的跨国公司还需要时间。而且，过去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经历已足以显示出中国正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目前有足够规模出去的还是国有企业或国有背景企业，而且银行都是国有的。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争论显示，这给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客提供了将中国企业的收购运作政治化的理由，他们指控这种并购不是商业行为，而是企业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国家行为。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有几个，其一是进一步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这本来也是中国的国策，只是进程应加快；其次是通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以贷款形式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最近要成立的50亿美元非洲发展基金就是一个好开端，其它专项基金也可出台。
但更核心的挑战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太低，这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极容易成为当地政客的靶子，给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在中国对世界局势、对世界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的时候，中国政府权力的行使过程是否有可靠的监督制约，这已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也是世界的事。现在世界是平的，国家间距离不像原来那么遥远，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质价值。因此，政治改革是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办法。
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中国金融业在逐渐对外开放，金融企业也在寻求海外机会。
在银行业，经过几年改制，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近三年分别在香港上市，以此带动国有银行的根本性结构改革，提升它们的商业化程度、效率和竞争力。深发、浦发、广发等银行也相继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改变管理层格局和银行经营风格。基金管理业、保险业、证券业通过合资形式引入境外合作伙伴，将国际基金、保险、证券业的商业模式带入中国，加快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些举措也并非没有争议，但是，即使是在改制、在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中国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在发展时间和速度上中国能赢得时间、快速提升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这种代价当然值得。
在通过引进境外合作伙伴加快中国境内金融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速度和程度也有很大改变。2001年，中国企业从资本市场上融资1251亿元，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8.5亿美元，占总融资的5.5%。而在2005和2006年，境外融资的占比已经超过85%。
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社会成本极高，从现代化程度上来说，日益上升的金融开放度让中国企业能搭上香港、美国已发达的资本市场便车。让中国企业更多、更快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可大大加快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内股市优先照顾国企上市、对民营企业不太开放的情况下，给私人企业境外上市的机会尤为重要。
给中国企业、创业者提供更多境外上市机会，其意义远非只是给他们提供融资机会，实际上，股权市场有着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开拓全新的创业文化的根本性作用。如果能到活跃的股权交易市场上市，创业者不仅能立即发现财富的价值，而且如果他们想要套观，还可随时变现一部分、甚至全部。这种加快了的财富实现手段不仅催生了美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创业、创新文化，而且也正在改变中国的创业创新景象。如果没有股票市场这一加快财富实现速度的“机器”，美国不可能有20几岁就成亿万富翁的盖茨、戴尔等等神话般的财富故事，过去100多年里，正是这样的故事激发了千千万万个美国年轻人去创新、去创业，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靠股市激励出来的。
正因为中国创业者在过去几年也能到美国、香港上市，才有了33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江南春、37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李彦宏，还有施正荣、张朝阳、沈南鹏等等新一代中国财富故事，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没有到境外上市的机会，不仅他们的亿万财富可能要许多代才能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我们又有什么方法激励千千万万个中国年轻人挖空心思想去创业、去创新？他们都想试一试，自主知识产权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在刚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德国、前苏联也崛起过，跟美国、英国式的崛起相比，前者靠的是银行，而且是国有银行和国有制，不是像美国、英国那样靠民间自由的资本市场，结果德国和苏联的科技创新都用于军事，用于发展对世界有破坏性的国力上。尽管当年苏联的科技也很强，但到今天我们见不到苏联留下的任何科技，他们的科技没有提升人类的生产力，也没有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史为鉴，我们应进一步让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把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这是避免那些坏的历史故事在中国重演的具体步伐。
中国的希望
曾经辉煌的民族总有一种情结，也可以说是一种包袱。这个情结指的是，我们曾经辉煌，所以总有一天我们自然会再辉煌，好像真的“风水轮流转”。遗憾的是，不仅曾经辉煌的位于今天墨西哥领地的玛雅民族已经消失，而且即使从《大国崛起》中的九个国家看，没有一个是曾经辉煌的国家，两千年前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印度，还有更早的埃及等等，没有一个再辉煌过，所以简单意义上的“风水轮流转”不成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过去的辉煌是一种包袱，这种包袱让人无法客观认识、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现代科技、特别是通信运输技术给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西方人过去500年把世界秩序从无序的野蛮掠夺时代改变成殖民地帝国时代，到贸易帝国时代，再改变到今天以规则维持的联合国时代，让中国在1978年选择开放、在2001年加入WTO，中国得以大刀阔斧地做国际贸易，并成为贸易大国。以前只有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么幸运过，所有其它贸易大国在从事规模跨国贸易前，都要先花精力和成本建立自己的海军、甚至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为当下和未来的跨国贸易保驾护航。过去28年，中国也像当年的日本那么幸运，不需要花钱建立或维护世界秩序，一进来就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做投资。
认识到这些很重要，这能让我们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这样做的回报是，中国能够得到更长久稳定的世界秩序，使中国能真正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