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类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一类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作者以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案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回答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受到什么样的国内约束以及中央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调整？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的制度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框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次序以及速度，并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顺利地进行转型？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类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发展战略（60年代盛行的进口替代和80年代盛行的出口导向）的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一类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转型问题。转型和发展问题不但成为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1]而且也与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区域化、经济安全、能源等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2]
一、关于中国转型的两种不同理论解释
20世纪后半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便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三种转型：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型；从一个非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家向WTO国家转型。与原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是，这种转型既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也没有导致国家的解体。相反，中国的宏观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表现被认为是“这一地区鲜有的亮点之一”。[3]围绕着中国的顺利转型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为“趋同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旨在通过制度性的改革和调整实现“正常市场”或“标准市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4]另一种为“实验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具有明确并连贯的目标、发展顺序和节奏，但却有着缜密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有着某种程度的制度改革，尤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5]
（一）“趋同论”
“趋同论”的重点是强调国际力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经验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对外开放的20多年中，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增长，从1980年的12.6%增长为2002年的49.6%.[6]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606.3亿美元。[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过去20多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趋同论”明显不能解释如下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开放的初始条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与20世纪60～70年代的亚洲国家完全不同。在经济上，与其他在二战一结束就开始鼓励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是一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转型的国家。在政治上，与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不同，如日本、泰国、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是美国的盟友，因而能够轻易地进入美国市场或者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成为学界所称谓的“联盟经济”，而中国只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学习如何与美国在经济上打交道，因此，中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应美国主导的国际力量。第二，即使同为转型国家，为何采纳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建议，打破现存的国家机构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俄罗斯却出现了经济停滞；而有选择地利用国际力量的中国则在经济上持续增长，社会转型相对平稳？所以，国际力量是持续增长和顺利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实验说”
“实验说”的重点是强调国内制度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的贡献。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表明：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8]还是20世纪80～90年代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都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投资和技术激励以及苏联的援助，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导向性政策”，如投资导向性政策、地区导向性政策和工业导向性政策，[9]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调整，如行政分权，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0]以促进和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但这种主张至少不能很好地解释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国际要素（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是否有实质性的贡献；如果有，国际力量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
显然，无论是“趋同论”还是“实验说”都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过去20多年成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有哪些国内因素是中国政府在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国际力量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国际力量如何或通过何种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下面，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从国内约束和国际因素的关联性对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模式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二、战略目标、国内约束与制度调整
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社会稳定是中国在转型期间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在中国过去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三种国内约束一直是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也是中国政府维持经济增长和进行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三种国内约束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富裕与贫穷的关系。
（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权力下放”是中国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权力下放”始于1980年的财政改革，在1984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和1993年的税制改革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权力下放”的目的在于将中央集中的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解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中央政府权力过分集中，从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权力下放”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拥有了批准外国投资项目、专营贸易、设立投资特区、订立外国投资公司税率、建立贸易公司、进行出口补贴、以官方汇率配给外汇、外汇交易市场的直接准入的权力，同时在地方经济方面也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如建立产业项目及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建立本地市场。[11]随着各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逐渐从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指令中撤出，转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包括行政管理、财政和税收管理、金融管理和法律、社会的重建，从而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12]“权力下放”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发展地方经济，但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权力下放”的消极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过热和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物资短缺、财政和贸易赤字。第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第三，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取外贸和外商投资而展开的竞争。第四，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涉和寻租行为。[13]更为严重的是，尽管随着税收改革的施行，从1994年开始，中央政府的金融情况逐步好转，但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中央政府却始终是财政赤字。[14]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必须给予内地各省份财政补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国家管理宏观经济和应对潜在危机的能力。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央政府投入了两笔大额的财政刺激资金（1998年的120亿美元和1990年的72亿美元）。这导致1999年财政赤字从原先不足GDP的2%增至4.2%.[15]
（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转型的第二个关键。1984年后，在中国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部门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开始成为中国改革优先考虑的课题。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中央政府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也牵涉到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间的关系。它的敏感性则主要因为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水岭。
与捷克和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的转型经济不同，中国则通过最优顺序选择的部分性改革，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16]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在改革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主要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在保持国家对企业所有权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进行改革，其主要手段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1982年）、实施所得税（1983～1986年）和承包责任制（1986～1988年）。第二，伴随着权力下放，将乡镇企业的管理权交由地方政府，这样，乡镇企业很快便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第三，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在这三项措施中，最为艰难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它是最受重视的。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产出贡献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80%，但到了1990年，国有企业的产出贡献率下降到50%左右。[17]此外，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显示，尽管吸收了60%的国内投资，获得了高达国家财政1/3的补贴，[18]但1995年在10万多个国有工业企业中，只有不足10%的企业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与国有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镇企业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同期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产出贡献率也由零增长到10%.[19]非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加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个产业部门所有制的改革和市场化开始被列入政策范围，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具体措施是：中小型企业通过扩大股权、合资和出售等方式，实现非国有化。到1997年年底，50万个乡镇企业中有1/3被出售或者转为股份公司，随后，私人企业被赋予完全的合法性。[20]回顾中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过程，这种通过最优次序选择方式进行的部分改革在促进顺利转型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由于这种改革方式一旦发生逆转时所需承担的成本要小于全面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按照转型经济学家罗兰的观点，如果改革初期所发出的信号给人足够的希望（如强劲的经济增长），那么改革将在更大的支持中继续推进；如果早期改革所发出的信号不足以吸引大多数人，改革会更倾向于回到原状，以减少经济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21]
（三）富裕与贫穷的关系
富裕与贫穷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面临的第三大国内挑战。不断增加的失业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社会约束因素。不断增加的失业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这与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直接相关，特别是在那些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国有企业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国有企业的成功与否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性指标。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亏损，而从1985年到1990年，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数额却在逐年增加，“三角债”的现象一直存在。[22]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有近40%的企业亏损，超过20%的银行投资借贷给亏损企业。[23]第二，失业被冠以一个独特的名称——“下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下岗职工主要是指那些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下岗后，原来的工作单位仍然承担了他们的福利，他们享有最低工资，因此这些下岗职工并不被计入“失业”。但1997年后，下岗工人不再被视为原工作单位的雇员，从而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主要成员。第三，收入差距的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总收入之间的差距以及沿海省份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外，还出现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亚洲发展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大约2.3亿人口（占中国人口的18.5%）仍然生活于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6.7亿人口（占中国人口的53.7%）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生活线以下”。[24]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创造社会基础，中央政府采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以此推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一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而不像原苏联那样进行强制性的转型。[25]二是，开始建立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26]
三、国际资本、商业网络、工业生产周期与制度调整
尽管政府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国际因素的作用。与其他转型国家相同，中国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国内约束，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不断进行国内制度调整，使得国际因素有利于国内的改革，从而逐渐打破经济和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国内约束。在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三种国际经济因素缓解了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中所受的国内约束，成为中国转型的三大国际动力，这三种国际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和国际工业生产周期。
（一）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据统计，1979～200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4462.55亿美元。[27]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政策性含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技术和资本的匮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瓶颈”，1979年中国决定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减少因大范围制度变迁失败而付出的代价，即试验成功可以逐渐推广，试验失败也可以最小成本进行修改；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中国经济对资本和先进技术的需求。结果表明，尽管“经济特区”在建立之初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但由于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巨大成功，最终成为进一步开放政策的重要模式。随后，开放的城市由1979年的4个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扩大到1984年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海南岛，在20世纪90年代遍布全国。
第二，它直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自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和亏损，吸引外资就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首先鼓励在经济特区建立外商投资企业，随后又鼓励在内陆地区的经济开发区兴建外资企业。这些企业享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对资本的需求，但也对中国的外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一个挑战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回流”资本。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帮助企业免税，并在特定的进口物资方面享受较低关税，它使得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将资金移至香港，再通过外商投资的方式返回内地。据估计，这种国有企业的数目在1991年仅为400个，到了1994年却激增至2000个。[28]另一个挑战就是技术转移。大部分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在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这样技术密集的产业中也是如此。它们多通过转移早已淘汰的技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尽管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汽车工业被认为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汽车的出口却极少。
（二）海外华人商业网络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就是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通过这种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实现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外国资产占重要份额的28000个中国企业中，有3/4得到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的投资，资金总额大约占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4/5.[29]准确地说，从1979年到1997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68.34%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的投资。[30]甚至到了1998年末，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54.63亿美元时，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资本所占比例仍然超过60%.[31]第二，除了将资本带进中国，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还为中国带来了商业技能和市场网络。由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并不熟悉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推动了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中央政府将管理中小企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海外华人商业网络通过广泛的血缘关系和社会联系快速地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投资，并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所获得的精确的商业信息而使得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32]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数以万计的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的归国，他们或者进行投资，或者兴建技术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使得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进一步加强。例如，对外贸易一直是衡量中国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1980年，外贸在GDP中所占比重为12.6%，1995年为39.5%，到了2002年则增长到49.6%.[33]然而，在衡量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性分布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间，外贸总额从115亿美元增长到475亿美元，增加了3倍，但其中超过60%集中于亚洲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大约占出口总额的21%、进口的12%.[34]这足以证明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在亚洲地区（特别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市场联系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做的贡献。一些学者甚至将此冠以“大中华经济圈”。
（三）国际工业生产周期
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国际力量便是国际工业生产周期。许多学者曾将东亚的经济增长归因于“雁型发展模式”。“雁型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日本学者于1962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用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36]按照这种模式，在东亚地区，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类似于雁型的方式进行的：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头雁，“四小龙”随其后，东盟国家收其尾。这样，通过投资和贸易，东亚地区融合为一个整体。但是，中国的经济却经历了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主要表现在生产网络和贸易地区分布两个方面：第一，就生产网络而言，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约束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减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以加强，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引资（合资和独资）直接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而不只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20世纪80～90年代初期，当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本、专业技能和市场网络，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尽管这些华人网络并不都具备最先进的技术，但在市场技能和市场网络方面却远先于国内市场，再加上已有的人际关系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谙熟，这就使得以初级产品加工和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迅速占据了国内市场，并成为出口的强劲引擎，许多案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37]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全面开放之后，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和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迅速融合。[38]全球生产网络中资本和技术来源的多元化，使得中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获得资本和技术，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日本的企业。被列为中国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就是最清晰的例证。[39]当中国于1976年希望直接引进日本的汽车技术时，日本却坚持向中国市场出口整车，因此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鼓励通过技术许可证和合资的形式，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第一个合资项目是在1984年1月北京吉普汽车工业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之间进行的。随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1984年进行了合资，1986年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才从日本大发汽车公司取得了技术许可证。进入20世纪90年代早期，汽车工业中又有两项新的合资项目：一项是1990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合作生产捷达轿车；一项为1992年法国雪铁龙公司与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合作制造小型富康轿车。合资轿车的生产既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转移。
第二，就贸易的地区分布而言，中国的对外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区分布从整体上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即中国与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地区贸易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在1994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额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所占的份额分别是60%、18.5%和16.33%，而在2002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额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所占份额则分别是58%、18.14%和16.94%.[40]这与东盟国家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完全不同。[41]总之，从生产网络和贸易的地区分布而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依靠的是多重商业网络（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东亚地区网络），而不只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商业网络，这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雁型发展模式”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淑丽教授提出“国际因素并没有决定中国改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改革政策的形式；国内制度环境才是决定性力量”的论断是正确的。[42]
四、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
从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简短历史回顾以及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国内约束条件和国际动力的关联性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非“趋同论”所强调的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非“实验说”所强调的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所致，而是更贴近于“边干边学”。这种“边干边学”模式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当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受到国内条件约束时，往往通过国际力量打破相关的约束：即或在国内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一致，或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适度调整，尽量避免因大范围制度变迁而付出的代价；而当国际力量无论是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时，往往通过国内制度调整而设计出国内改革和转型的目标、次序和速度，使得国际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如下三点是我们理解中国过去20多年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关键所在。
第一，转型是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采取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型包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一个非WTO国家向WTO国家的转型。就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言，在过去500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完成了这种转型，而中国则刚刚开始，这对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具有农业社会传统和缺乏商业价值观的大国而言，完成这种转型，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就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正在进行这种转型，但由于并无任何成功先例可以借鉴，而因“大爆炸”式转型而失败的教训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规避风险、避免失败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就从一个非WTO国家向WTO国家转型而言，与150年前被迫打开国门不同的是，这次是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主动要求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顺利地进行其中一种转型，已经非常艰难，而同时进行三种相互关联的转型，其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或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过去20多年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而没有出现大的社会灾难感到惊奇的一个原因。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何时能真正完成这三种转型，这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挑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目前进行的三种转型中，关键性的转型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亚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不同，也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中国必须认真对待近1/4世纪遗留下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为此，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20多年改革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使得国内各个阶层在改革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降低了改革成本，规避了因激烈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而带来的风险。这既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也维持了各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制度设计，才使得整个社会对改革速度的期望值降低，暂时承受因改革而出现的各种差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富裕和贫穷），从而为国内进一步改革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它允许通过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部分制度性调整和适应来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从而使得国际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为国内改革服务。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这种制度设计，才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期望值提高，从而使得中国开放的国际环境得到了相对的改善（比如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资本和技术相对快速地进入中国。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和国际挑战已经表明，这种功能性的转变是明显不够的，一种深度的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也是极为紧迫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源。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进行发展的资源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国内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并重转变，其中经济全球化就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源。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驱动力，它不仅给了中国比20世纪60～70年代曾给予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更多的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也使得中国无需只依靠一国的力量获取资本和技术，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并不只是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技术，这与东南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的社会而言，在这两种资源并存的情况下，社会获得资源的渠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第一种是只能获得政府资源或只能获得全球化资源；第二种是既能获得政府资源又能获得全球化资源；第三种是既不能获得政府资源也不能获得全球化资源。这种资源的两重化以及获取资源渠道的多样化，一方面使得中国在过去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难度不断增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全球化或国际力量的影响，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帝国传统以及实行了近1/4世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