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相当多的国人来说，这是个至今尚未搞清楚的问题。
几十年的宣传教育使国人有了思维定势：原子弹是立国之本，是国威象征。决定搞原子弹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制造原子弹的人们是共和国功臣，是爱国主义典范。
近日，媒体披露了美国核专家寒春女士五十年前的选择：其时她和丈夫阳早已在中国大陆养牛多年。在答复官方邀请她参与核弹研究时，寒春的回答是：“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是牛奶。”
此言可谓石破天惊。我顿时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被大大地忽悠了一把。
长期以来，国人被反复告知：新中国必须拥有原子弹，不惜代价制造原子弹，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直到今天，荧屏银幕一直为"两弹一星"的功臣们大唱赞歌，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们以高尚的职业道德，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使命。
但寒春女士终于使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该不该搞原子弹，而是官方应当选择什么时机搞原子弹？在保障人民切身利益与在发展原子弹之间如何做出最佳选择？
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把原子弹定性为纸老虎。他曾多次公开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可是建国后，毛泽东却把搞原子弹当成了第一要务，是中苏谈判的主要话题。当年外交部长陈毅的讲话最能反映官方的迫切心情：我们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当裤子意味着可以不顾起码的文明，此话当然是极而言之。可在当时的中国，确有老百姓穿不上裤子的事实－－裤子真的被“当”了，然而"当"的不是外交部长的裤子，而是草民的裤子。
1959年，中国大陆经历了疯狂的大跃进之后，一场旷古罕有的大饥荒悄然而至。正当无数国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危急关头，官方决定实施596工程，建设原子弹基地。当时的口号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一切为596工程开绿灯，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钱学森所从事的导弹研制项目。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忍受了极度贫穷，但是对于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为实现伟大理想就得继续付出眼前利益。他有一句口头禅，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不怕穷，不怕死”乃是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基本精神特征。
谁都知道搞原子弹、导弹是高风险高投入，对于当年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来说，开了这个绿灯，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国人的生活质量亮起了红灯，六亿人的腰带必须勒得更紧，其中一部分生命注定会成为饿殍。
陈毅说，如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话，那么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腰杆硬起来了。
在外交舞台上，中国大陆官员们的"腰杆硬起来"了，可是在他们“硬”的背后，有多少国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没有乞讨求生的权力。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谁告诉公众：如果晚几年搞核弹，如果当时把搞核弹、导弹的资金用于进口粮食，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条件造，他实际上把原子弹当成了真老虎。只不过，这只真老虎没有给敌人造成任何损失，却伤害千百万中国老百姓。
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按常识推理，新中国不惜代价搞原子弹，必有非同寻常的原因。起码是大敌当前险象环生，已经危及到国家民族存亡。可是回顾那段历史，并没有哪个大国联盟对中国宣战，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虽然与中国敌对，但他们吸取朝鲜战争教训，不敢轻易招惹中国（有战神之称的麦克阿瑟就是因为扬言打过鸭绿江，被杜鲁门总统免了职）。当时中苏矛盾开始表面化，但远未达到危机程度。中印边界虽有冲突，但无关国家安全大局。当年蒋介石曾提出反攻大陆，但谁都知道，那不过是痴人说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当年发展核武器并不是由于外部压力，而是另有所图。在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之后，已经能看出大体轮廓。
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处于冷战对峙状态。中国一穷二白，如果为民众利益着想，利用双方矛盾，完全可以得到极大的实惠。
可毛泽东想的不是这个，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再清楚不过：“宁当鸡头，不做牛后”。斯大林死后，渐感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于是做出了与两大阵营完全对立的选择――当第三世界领袖，联合不满两霸的国家，完成反帝反修大业。
一个国家想在国际社会说话算数，一是要能拿出大把钱来施舍，二要有军事实力撑腰。拥有原子弹便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不可缺少的王牌。还有一条是毛泽东的难言之隐――自己发动的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虽然把彭德怀整下台，但毕竟心虚气短。当时苏联专家虽然撤走，但此前所提供的援助使自己制造原子弹成为可能。而爆炸一颗原子弹足以转移公众视线－－恐怕这才是当年许多事关国计民生重大项目纷纷下马，596工程不惜一切代价上马的真正原因。
中国自己穷得叮当乱响，大跃进使国民经济一塌糊涂，如何提供外援呢？毛泽东做法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亚非拉。中国有六亿人，一人俭省一点，就是不小的数字。当年，尽管饥饿波及全国，八方频频报警。毛泽东还是以非凡气度无比慷慨，向外国提供援助。据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我国先后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元！）伍修权将军在《回忆与怀念》一文中说，1962年阿尔巴尼亚外交官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当时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其时中国百姓正在大批饿死！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接受中国大量援助国家，后来大都与我国反目成仇。
当年我国老百姓穷到了什么程度呢？且不要说六十年代惨绝人寰的一幕，直到七十年代初，我在河北曲周县下乡，老乡穿的粗布衣服不是露肉就是打补丁。后来进口了日本尿素，公社干部们便用包装尿素的尼龙袋做裤子穿。老乡们为此编了顺口溜：公社小干部，穿着尼龙裤。前面日本产，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贫穷使人丧失了起码的自尊。
极端政策为什么能行得通
中国早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面对百姓嗷嗷待哺，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局，先要原子弹还是先要牛奶？本是勿庸置疑当机立断的选择，可是在我国为什么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并在大量饿死人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呢？恐怕这才是最值得国人深入思考的问题。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是中国大陆法律远没有领袖的口号有威力。当年有句口号最具代表性：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通过什么形式实现领导一切呢？就是一元化体制：党管干部，官员服从党委，党委服从中央，中央听命于毛泽东。
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威信日益提高，民众和党内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升温。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惟一正确的总路线”。据胡乔木回忆录记载，“建国一个月，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作为开国领袖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享受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及官员的敬仰与崇拜，再也容不得不同意见，更不许他人批评。
通过三反五反，毛泽东肃清了社会上的反对势力；通过反右，毛泽东镇压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大跃进失败了，可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用更左的方式摧垮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此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举国上下，从此再也没人敢唱反调。宁左勿右成了官场护身符，老百姓最终成为极左路线牺牲品。
当年毛主席要搞原子弹，各级官员便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完成。至于大批饿死人问题，相关人员无不装聋作哑。直到今天，当年饿死了多少人依然是国家最高机密。
不允许公开批评政府的国度必然走向极端。极端的后果就是双输：老百姓先遭殃，当权者后倒霉。一根绳上拴俩蚂蚱－－谁也跑不了。
中国人需要多元化思维
寒春女士的发言振聋发聩。事实证明：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角度，可以拓宽公众视野，启迪了公众智慧，有利于公众作出理性选择。
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他还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国家如果能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说了真话如果没有风险，还能赢得大家的尊敬，谁还说假话？国民都说真话，各种矛盾就会处于公开透明状态，就能以最低成本及时解决，于国于民是何等好事。
在中国大陆，多元化思维的前提是执政党要有胸襟气度开放报禁。长期以来大陆官方一直把媒体当成自己的喉舌，生怕放开后会出乱子，其实大可不必。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国民党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祸，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他说，国民党上将许历农，当年做总政战部的主任，专门查禁我的书，后来变成老朋友。他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现在互联网已经打开了一定的舆论空间，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不同观点的争论反而使网民思维更加理性。国民党放开报禁，没有亡党亡国。世界文明国度无不把开放报禁视为强盛之本。中国共产党早一天走这条路，国家才能早一天实现和谐健康发展。
历史并非一去不复返
中国古代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饿死事小、造核弹事大。而外交方针是：国人受穷事小，援助亚非拉事大。
七十年代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被压在废墟瓦砾下，生死悬于一线。官方为维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形象。拒不接受世界各国援助。此举可称之为：抢救生命事小，国家形象事大。
改革开放后，否定文革，极左路线得到初步纠正。当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国家有了一定积累后，此类事情又有抬头。
国家体育事业基本上就是奥运金牌战略，为赢得一块金牌不惜投资数千万元，而国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这就叫：全民健身事小，奥运金牌事大。
在数以百万计贫困儿童失学，无数学生在危房读书的情况下，官方力排众议，耗资数十亿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大剧院。足见得：义务教育事小，歌舞升平事大。
在数几千万国民尚未解决温饱，数以亿计国民生活远远低于一美元（联合国确定贫困标准）的情况下，官方为跻身航天大国行列，不惜血本搞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奔月工程。这样的工程可以称之为：国民贫穷事小，航天名声事大……
官方所倡导的上述事情本人也基本赞成，但前提是：政府必须优先保证本国民众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保证国人都能够体面地生活，不再有温饱之忧。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需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但中国积贫积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长期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了一时形象牺牲民众利益。事实早已证明，不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不但不能改善国际形象，反而会受到世人的鄙视。
上述现象说到底就是官本位体制价值观－－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要想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只有推进社会体制转变，尽快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民为本”。
所谓“以民为本”就是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现由人民直接选举官员。只有做到官职由人民直接授予，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官本位的种种弊端。然而，实现这个目标即使不是虎口夺食，也绝不能指望既得利益者拱手相让。这就需要有识之士进行民主启蒙，带头争取和捍卫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大家都作壁上观，“民众利益事小，官方意志事大”的闹剧还会没完没了地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