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涯孤舟
在中国的下一阶段任务是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的共识下，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就成为实现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而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建设又是关键中的关键。经济系统的建设，我已经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公有制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系统建设方式。
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中央集权！这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立刻接受的结论。那么我先作两点声明可能会增进大家的共识：
中央集权不等于非民主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而不是集权。
中央集权不等于不要功能分化。相反中央集权本身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
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就成为了一种标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一定是“不断的接近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整个欧洲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功能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这样的社会形态也有他与生俱来的不足之处。作为东方文化航母的中国，更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立足于本国文化，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才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使命。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即古、今、中、外）的智慧于一体，中国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也是最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制度。
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集权制是中国过去‘先进’现在‘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很容易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集权统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使中国引领世界文明达2000年之久，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因素，社会发展的曲折往往产生于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之中。就象我们说“不能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
在进一步分析论证之前，首先要对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作一个界定：
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是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是政治系统内部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不是政治可以干预经济、科技、艺术等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的借口。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社会生产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是一种落后的国家治理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没有实现功能分化，“什么都管”的结果导致了“什么都管不了”。造成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
中央集权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以皇帝的绝对权力为特征的，尽管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和其他势力对皇帝的权力有所牵制，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形成制衡皇权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提供了权力阶层通过政治系统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中谋取利益的便利，形成了腐败的温床。
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分权”，不允许有任何公民自治的空间。中央和地方和社会和社区和家庭和个人都要界定好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管理。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和诸如美国的联邦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着远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它的治理模式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为基础。各个社会子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的地方最高长官由中央政府（各部）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包括副职）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逐级任命。地方议会（或地方人大）、司法系统、媒体行使监督权（分别行使政策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国家税收、国有资本红利大部分由中央政府掌管，少部分由地方政府掌管。中央政府有义务提供均衡地域、阶层差别的全民社会福利，有义务进行全国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义务提供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有义务调动全国的资源进行灾难和紧急事件处理，有义务在国家利益的最高层面促进不同地域的均衡发展和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发展。
在对中央集权界定清楚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中央集权”。
一.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中央集权
首先是效率问题。西方的社会形态的确形成了权力制衡和制度化博弈的机制。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决策和管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不是权力的高效运用所建立的。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权力博弈机制的低效率。中国30 年快速发展的奇迹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对比印度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威力。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集权，而是没有实现功能分化，没有实现有效监督。
其次是可控性和大局观问题。权力博弈实际上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容易也不愿意有全局的利益观。利益博弈的结果是相对多数的人获得了满意。而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在事先就有数，并且这种结果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也很难说清。因为这不是站在全局、站在未来的角度所形成的政策，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各种后进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从这里可以找到根由。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我们都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能作出最正确的指挥，所有士兵的判断力都弱于将军。但如果因此我们就允许在战场上就战争的选择进行广泛讨论和表决。那么战争的失败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尊重个体意见的结果是以整个军事力量的不可控和低效率为代价的。
2）我们都知道交响乐团是由指挥和各种乐器演奏人员组成的。一首交响乐的成功演奏当然还离不开作曲家。这里，曲作者、指挥、演奏者其实和各个社会功能子系统非常相似。交响乐团就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的缩影。各种乐器、指挥和曲作者都不干涉其他子系统的内部运作，而他们又高效耦联，相互支持，共同谱写出华丽的乐章。任何系统妄图侵入其他系统干涉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编码方式都会使演出失败。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社会模型的组成成分中，“指挥”却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尽管实现了功能分化。但没有指挥，妄图靠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完成作品的演奏将变得非常困难。系统的复杂程度要求必须有分工，却同时也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这个例子其实更应该解释为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地方以地方利益为重，不可能有全国性质的大局观。靠地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最终的决策很难保证其真正的合理性。但这里我还是要将他们形容为功能系统，并郑重提出我对功能分化理论的一点质疑：在社会复杂度面前，不分化固然没有出路，但缺乏总体控制的分化要形成高效耦联又谈何容易？我认为这是功能分化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
3）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内部的部门划分也自然的产生了各种部门利益。部门与部门之间也有博弈的关系。但我们极少看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表决”的形式完成的。实际的情况是矛盾会逐级上交。由越来越高的层级人员进行“仲裁”。如果说利益博弈是最好的管理方式，为什么没有一个企业采用这种制度，而无一例外的使用了“集权”统治。不要轻易说企业和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未来是建立“企业化”国家——既有中央控制，又有逐级授权和功能分化。这才是最高效、最可控、最具有大局观的的社会形态。
4）市场经济是经济系统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拿来类比政治系统。市场经济是依靠“逐利”的个人天性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不断迭代、递归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规律来塑造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进行总体调控，市场经济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走上歧路。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断重复上演着，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更是失灵。垄断破坏了公平，而自由竞争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终于，“宏观调控”这样的政治系统强势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发生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系统在为经济系统服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种服务除了使用政治系统自身的语言（政策倾斜）之外，也在使用经济系统的内部编码“投资/不投资”。就算我们认为这还是严格的功能分化社会，那么，当经济由于缺乏中央控制出现危机的时候还可以靠政治来挽救，那么政治出现危机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为权力博弈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结果的行为进行问责的制度——因为“承认权力博弈的结果”根本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
5）高等生物的生命体有很多复杂的功能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他们是功能分化的典型，也是权力下放的典型。但这所有系统的高效合理运作都离不开一个中央政府的协调管理——大脑。大脑不能代替各个功能系统的运作，却能指挥和协调他们的运作，当一个系统受损的时候，大脑就会组织资源优先对这里进行抢修。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是多么的重要。
二. 从文化特征看中央集权
中国有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适应集权政治的文化特征：
1）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在面临外族入侵威胁的整个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中国人培养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感。而高度包容和同化的文化特征又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相互交织——因为认同中国而认同中华民族，因为认同中华民族而认同中国。
2）相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更看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包括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建立了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面貌。中国每一次从大乱后都能够通过“修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这都和中国人看重“和谐、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自由和权利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但中国人更以为，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才可能有个体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朝不保夕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和人权可言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中国没有多米诺式的成为下一个目标不得不令人深思。
3）认可多级任命的郡县制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采用省市县三级管理体系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这和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郡县制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一省有省长，一县有县长的多级管理模式。这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有的政治生态特征。美国在立国之初如果要求建立郡县制国家可能早就完成了分裂。
4）赞同为了应对灾难而使中央政府有全国性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国之所以在秦汉时期成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抵御外辱的需要，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和阶层分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小国寡民”时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威胁的无助依然使得人们强烈希望有一个中央政府作为抵挡灾难的依靠。
5）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欧洲封建制民主在更高级别回归。（将古代的贵族民主扩展到了所有公民）而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扎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则会实现从专制集权向理性集权的回归。在全球化日益成为大趋势的今天，这种回归必然是站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两块基石之上的更高级别的回归。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形态将是以下的发展路径：原始民主——贵族民主——专制集权——现代民主——现代集权。原始民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起点，然后西方和东方开始了无交集的跳跃式发展。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了引领世界文明的历史机遇。
三. 从中国今天的国情看中央集权
中国当前采用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但它和我们所界定的理性集权仍然有差距。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实现了功能分化的社会基础之上，它还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但在我们认清了“理性集权”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当前真正具备了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具备的进化优势。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中国今天所作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向更“理性”的集权迈进。这种平滑演进的可能是任何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是社会变革“可控”的坚强保障。固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既得利益阶层塑造的壁垒不易打破，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的速度。但“国家和社会在有计划、可预期的一天一天变好”这本身就比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而进行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变好的“休克疗法”式的剧变要好得多。
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解放，各种现代思潮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思想已经不可统治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变革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跨越正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