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一九六二年十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讲到中苏论战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①
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会见金日成，征询对复信的意见。金日成说，文件很好，对争取中间派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②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⑤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⑥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编者按列举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③”“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④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子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子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⑧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①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③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这个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⑤”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毛泽东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