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行了新一波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一波改革的核心就是“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做法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前就开始酝酿，十五大正式将其确立为新的经济改革战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尽管“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为产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大规模的经济分权外，产权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抓大放小”的提出为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的改革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抓大放小”即把大的国有企业组建成大型的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它们的命运。中国不想走、也没有走东欧、俄罗斯式的大规模的、一步到位的私有化道路。“抓大放小”是一种混合型的产权改革方式，用非私有化的方式来重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则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有多方面的民营化方式。
大国企成“独立王国”
应当说，“抓大放小”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在中国实施“抓大”战略之前，日本和韩国等工业化国家已经成功发展出很多庞大的企业集团。中国是一个大国，更需要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一方面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际经济体系内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存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经济保障。
就“放小”来说，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产权不明等原因，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效益不好，没有市场竞争能力，也经常是各级政府沉重财政负担的一个主要根源。从国际经验看，民营化不失为国有企业转型的一个有效方式。并且，中小企业的转型的社会政治意义并不比大型国有企业来得小。中小企业在提供就业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方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看来，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改革战略的实施过于仓促，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负面效果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在“抓大”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往往是不顾一切，为了“大”而“大”。很多的企业通过政治或者行政的方式合并在一起，形成了巨大无比的垄断企业。原来所预期的积极面没有显现出来，如创新、效益和竞争能力等。
有不少巨无霸尽管在国际上也有了名份，但只是从数字上说而已。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数字往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聚集而成，而非企业本身的财富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垄断企业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运作的，而更像是行政组织和政治组织。有人把这些庞大的垄断企业称为“独立王国”并不为过。在这些企业集团内部，管理层可以自行其事，没有人可以对之进行有效监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工资定级失控等等都是其表现。
在发达国家，私有企业集团要通过企业本身的效益和创新而生存，而发展，但中国的很多企业集团往往通过国家的权力资本而生存和发展。国家组建这些企业集团本意是为了国民经济整体，其目标是为了全社会获得利益。就是说和这些企业和私有大企业性质不同，因为它们具有公共性。但是因为各种制度规制不健全，这些垄断企业根本体现不出其公共性，似乎它们就是企业的管理层所有，或者企业的员工所有。企业效益好了，利益大多都被企业本身所享受，很难扩散到社会整体。但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它们又可借用国家的力量得到大量的投入。而要知道，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者，国家所具有的财富源自于社会的各部门。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是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得到社会财富而为自身利益服务的。
小企业恶性私有化
“放小”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主要是经济学界）对民营化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认定民营化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但在经验层面，很少有人理解民营化或者私有化的真正含义或者目标。在对民营化没有很好认识的情况下，很难来对之进行科学和有效的规划。一到地方层面，往往是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反正把国有企业抛向市场就是了。
更有甚者，在民营化遇到社会阻力的地方，各级政府不惜借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来推动。这种方式较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以后的恶性私有化有过之而不及。
如果考察一下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的民营化（私有化）过程，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民营化在争取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都能很好兼顾公共利益。很简单，民营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但在中国，民营化往往通过政权的力量来执行，其残酷无情的程度罕见于世界。民营化的服务对象为资本，而非社会。因为缺乏鼓励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在民营化之后，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中小企业被迫转型之后，又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并购。在“创业”等一些好名字的掩护下，企业实际上成了资本拥有者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发展中小型企业很多年来一直是很多国家和地区解决就业和缩小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的一个有效途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过程中能够保持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套相当有效的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机制。但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减少。
“抓大放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战略就失去了价值。建立能够支撑国民经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集团，鼓励和发展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不正视所出现的问题，不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这一战略经济上的合法性可以受到质疑，而且其所能产生的社会政治代价（如腐败和收入差异的扩大等）也会难以消化。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