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

2007-07-25 00:22 ⁄ 战略·谋略 ⁄ 共 11787字 ⁄ 字号小中大 ⁄ 暂无评论

牛军

一、罗斯福政府关于托管朝鲜的设想

战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同罗斯福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国际托管朝鲜的设想有密切的关系。１９４３年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战略性转折之际，罗斯福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处理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问题，朝鲜的前途当然也包括在内。罗斯福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太地区再次兴起民族解放的高潮。美国是《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起国之一，一再声称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并以此为武器排挤其他大国，美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传统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统治；另一方面，美国基于战略考虑，认为有必要剥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或委任统治地，然后有效地加以控制，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海上交通。美国领导人认为，日本被打败后，它在亚太占领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那里的人民按照美国的标准，还不具备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持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引起大国的介入和大国间的冲突，结果势必要影响这一地区的稳定，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既要控制被认为对它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地区，又要继续标榜不谋求领土扩张，避免被指责继承了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罗斯福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托管制度。

在亚太地区，被认为有必要实行托管的地方既广大又复杂，美国的手再长也不可能包揽，何况其他大国从来都不相信美国的动机真是纯洁和善良的。为了应付各方面的压力，美国将被托管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战略防区”，由美国单独托管；一类是“非战略防区”，由几个大国共同托管。总之，美国能控制便控制，不能或没有必要单独控制的，也不能被另一个大国控制。朝鲜即属于后一类地区。罗斯福政府提出战后托管朝鲜，一方面是担心一个大国单独控制朝鲜将削弱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地位。与朝鲜邻接的中国和俄国在历史上都与朝鲜形成过某种复杂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罗斯福政府更担心的是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从来没有、战后也不想在管理朝鲜方面承担太多的责任。对美国来说，朝鲜毕竟“远在地球另一边”，美国人对那里的事情“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1〕罗斯福政府在朝鲜的目标是只要它不被另一个大国独占就可以了，所以罗斯福从一开始便建议由美中苏三国共同托管朝鲜，并为此展开活动，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欧文·拉铁摩尔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经过罗斯福“仔细审阅和修改”的信中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并具体说明“朝鲜南方——中国和美国保卫西太平洋和平的实际基地的问题——是可以留待以后考虑的细节”。〔2〕１９４３年３月间，罗斯福在白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盘托出了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3〕在同年１１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解释了托管问题。他以印度支那为例说明，需要有三四个国家参与托管，并要用三十至四十年才能使那里的人民作好自治的准备。罗斯福指出：“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殖民地”。〔4〕这里所谓的“适用于其他殖民地”，显然主要是指朝鲜。所以罗斯福在向美国太平洋战争委员会报告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时说，他已经向斯大林说明了“朝鲜人民还没有能力实行和维持独立政府，他们应置于四十年的监护之下”。〔5〕１２月１日

美英中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在有关部分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托管”这个词，但其含义是准确无误的。〔6〕《开罗宣言》公布后即获得斯大林的首肯。至此美国经努力基本协调了有关大国的朝鲜政策。

１９４４年初，随着美军逐步向日本本土逼近，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建议，美军应积极参与在朝鲜或在其邻接地区的作战行动，以便为美国参与解决朝鲜问题和实施托管政策创造条件。〔7〕在１９４５年２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建议说，打败日本后由美中苏三大国托管朝鲜，时间“也许要二十年到三十年”。斯大林认为托管期越短越好，并应该有英国参加。斯大林还问及战后是否会有外国军队进驻朝鲜，罗斯福的答复是明确否定的，斯大林表示同意。〔8〕通过这次会谈，美苏领导人大致达成的谅解包括：战后由美苏英中四国托管朝鲜；托管期间参与托管的国家不在朝鲜驻军；托管时间不宜过长。

二、三八线的由来

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政府最初并没有试图改变罗斯福的对朝鲜政策。不过由于美苏关系在战争进程中迅速变化，杜鲁门政府很快便感到，有必要调整双方的关系，使苏联领导人确认与罗斯福达成的某些谅解，朝鲜问题也包括在内。５月下旬，杜鲁门派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会见霍普金斯时明确表示，苏联不打算改变由四大国托管朝鲜的政策。〔9〕

１９４５年夏季，美军开始向日本本土邻接的岛屿发动进攻，结果遇到日军极其顽强的抵抗。美军在接近日本本土的作战中人员伤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使美军方在制订作战计划时顾虑重重。按照美军领导人的估计，发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要到１１月以后，因此一直没有制订在朝鲜半岛与日军作战的计划。实际上在美军方看来，在朝鲜半岛与日军作战毋宁说是一种过重的负担，不如让苏联去承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当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询问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打算时，马歇尔直言相告，美军没有在那里实施地面作战的计划。〔10〕杜鲁门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再向斯大林提及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

但是，在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中，也有一些人出于对苏联亚洲政策的担忧，提出美国必须准备应付朝鲜半岛未来的局势发展。国务院在一份为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作准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的机会，要求“在处理朝鲜事务中占主要地位”，美国必须予以反对，方法是建议将朝鲜作为“联合国属下的托管地”。〔11〕７月１６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应注意朝鲜问题。史汀生在备忘录中说，罗斯福曾就四国托管朝鲜问题与斯大林达成谅解，而且斯大林认为外国军队不得进驻朝鲜。然而苏联“早已训练了一个到两个师的朝鲜人，如果不托管朝鲜或者即使建立了托管制度，苏联都可以利用这些朝鲜军队施加控制和影响，以建立一个苏联统治下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这是一个移植在远东的波兰问题”。他建议美国应加紧要求实行托管，同时向那里派驻一支“象征性的”美国部队。〔12〕这些建议如被采纳，意味着美国政府将改变罗斯福执政时期对朝鲜政策的基础，即不再依靠美苏合作托管朝鲜，而是以军事占领为后盾，谋求苏联方面的妥协。在波茨坦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无暇顾及朝鲜问题。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战后的朝鲜政策在逐步走上这样的轨道。

８月１０日，日本将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连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堵住”苏军在朝鲜半岛南下的办法。美英苏三国军事领导人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仅就各自的海空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范围达成了协议，没有讨论地面作战的界线。因此这次联席会议决定，尽快划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又不致于“被苏联拒绝”的界线，结果于匆忙之中将三八线划定为美军和苏军在朝鲜执行对日军事行动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后来变得举世瞩目，不过在当时它只是被作为临时军事分界线提出，它的确在军事上“无法防守”，从传统上讲“无任何意义可言”。〔13〕

关于以北纬３８度为界划分军事占领区的建议迅速获得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并于１４日为杜鲁门批准。第二天杜鲁门致函斯大林，并附上给麦克阿瑟的关于日军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项命令规定，在中国东北、朝鲜三八线以北和桦太岛的日军向苏军投降；日军总部以及在日本本土、朝鲜三八线以南和菲律宾的日军，向美军投降。〔14〕斯大林很快复函，表示苏联方面基本上不反对“总命令第一号”的内容。斯大林之所以迅速作出肯定的答复，是因为苏军并没有打算在整个朝鲜半岛作战并实行军事占领。苏军总部制订的对日作战方针规定，苏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日本关东军，“把中国东北和北朝鲜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攻取南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为执行这一方针而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东中西三个战略方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深推进，分割关东军的主要战略集团。担任东线作战的苏远东第一方面军在中朝邻接地区采取的作战行动是辅助性的，目标是控制这一地区，切断日军向朝鲜撤退的通道，为尔后向朝鲜推进创造条件。苏太平洋舰队于１１日起开始攻占朝鲜北部港口和苏第２５集团军迅速进入朝鲜作战，主要是由于日军的抵抗很快崩溃和在东北作战的苏军进展神速所致。即便如此，苏军总部并没有更改有关在朝鲜半岛作战的基本方针。〔15〕苏联接受美国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对于美国是“颇有点惊奇”的事情，对苏联却是符合其战略方针的顺理成章的事情。

９月８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占领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的苏军相继撤退到三八线以北。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局面终于形成。

到日本投降前后的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发展表明，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在处理有关朝鲜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两个原则：一是防止一个大国，当时主要是防止苏联单独控制朝鲜；二是不在朝鲜承担过多的责任以至投入过多的力量。罗斯福提出几个大国共同托管朝鲜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设计的方案。随着美苏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受美苏在欧洲的分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后，杜鲁门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已经开始出现尚不严重但很明显的变化。罗斯福政府更多地倾向于通过与苏联合作解决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而杜鲁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更愿意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打交道。这种倾向的产生可以说是杜鲁门政府整个对苏政策变化的延伸，符合美国政策的逻辑却不符合东亚形势的现实，其结果对战后美国的朝鲜政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三、占领时期的问题

对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依靠军事占领，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地区。但是这种占领毕竟不是美国的既定政策，也不是美国追求的目标。战时规划的国际托管朝鲜的政策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美苏双方是否遵守战时的谅解，继续协调它们的朝鲜政策；第二，朝鲜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是否接受大国为他们的命运作出的安排。事实表明，美国在这两方面都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１）与苏联协调政策失败

美国与苏联协调对朝鲜政策的宗旨一直是防止苏联单独控制朝鲜。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说，对朝鲜南部实行军事占领，是争取促成苏联妥协的一种手段。美军占领朝鲜南部后不久，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便指出，应使四大国尽早达成托管协议。〔16〕当时驻南朝鲜的美国军政官员却对托管提出疑问，他们经过实地观察后认为，国际托管根本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是行不通的”。他们建议设立一个由朝鲜人担任首席职务、再配上以美国为主的外国顾问的行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朝鲜；苏占区的朝鲜人代表可以参加，美占领军当局对该委员会的决定拥有否决权。〔17〕国务卿贝尔纳斯实际上否定了实行这类建议的可能性，他认为是否坚持托管政策，应在取得苏联对朝鲜的独立和统一的“具体保证”后才能决定，关于组织行政委员会一类的机构，还是要“先与苏联磋商”。〔18〕苏联当然不会赞成这种几乎是由美国独占朝鲜的建议。

１２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朝鲜问题是会议的议题之一。美国代表在会议上说明，必须在保证使朝鲜获得独立的同时，由美英苏中四国对朝鲜实行一段时期的托管，作为托管的初步和暂时的办法，设立由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部组成的统一的军事行政机构，对朝鲜全境实行管理。〔19〕苏联方面则强调，为了重建朝鲜国家，应为尽快组成朝鲜民主政府作准备，托管期应限于五年，不能再延长。双方经过妥协，使会议得以发表《关于朝鲜问题莫斯科协定》，内容包括：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各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协助组成临时朝鲜政府；经协商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应交美英苏中等国政府共同考虑，以使“四国在朝鲜以五年为限之托管制，得以成立协定”。〔20〕美苏两国在莫斯科会议上能够不太困难地一致同意大幅度缩短托管朝鲜的时间，并就组织朝鲜临时政府问题达成协议，表明它们都不愿在朝鲜长时间地承担过于繁重而又极不受朝鲜人民欢迎的管理责任，而且在自己不希望太深地纠缠于朝鲜事务时，同样不能使对方有机会单独控制朝鲜。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双方是绝对互不相让的。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美苏的分歧就表面化了，它们的对立在美国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力争在朝鲜组成一个非共产党掌权的亲美的政府，以使美国能够有效地影响那里的局势。

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０日，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部派代表在汉城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议进程最初尚属顺利，双方同意以拥护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作为参加咨商组织朝鲜临时政府的组织标准。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具体允许哪些党派和团体可以参加咨商会议时，谈判立刻陷入僵局。苏联方面以反对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为理由，拒绝了美国提名的一些朝鲜南部的组织。美方代表则坚持说，这些组织应享有言论自由。经过２４轮会谈，双方终于未能达成协议，只得宣布无限期休会。美国方面之所以坚决支持他们挑选的组织参加咨商会议，用美国驻朝鲜政治顾问兰登的话说，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的临时政府”。苏联的意图当然是正相反，用苏联政治顾问巴拉塞诺夫的话说，苏联“决不会接受一个为李承晚、金九所把持的临时政府”。〔21〕

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美苏联合委员会中断一年后，在汉城恢复工作。会议持续三个月再度陷于停顿。障碍仍然是到底哪些在朝鲜南部的组织有资格参加咨商会议。在联委会恢复工作之前，美驻朝军司令霍季向杜鲁门报告说，除非与苏联协调政策，否则朝鲜将发生内战。〔22〕会议的结果证明，使苏联妥协的希望渺茫。为了摆脱困境，美国于８月下旬向苏联提出，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并附了一项包括在南北朝鲜分别建立临时立法机构，以及由联合国监督选举等内容广泛的建议。〔23〕苏联立即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认为该建议不仅在谈判形式上置苏联于被动与孤立，而且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将使苏联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变得不重要了。这与其说是为了共同解决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排斥苏联。１０月９日，莫洛托夫致函马歇尔，提出美苏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苏美联委会的美方代表拒绝讨论这一问题，随后于１８日提出终止该委员会的工作。至此美国力图使苏联妥协的尝试彻底失败。

（２）尴尬的占领区政策

美国政府自提出托管朝鲜之日起，就将其战后对朝鲜的政策完全置于大国合作的基础之上。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论朝鲜人民多么向往获得民族独立，按照美国的标准他们还缺乏“自治的能力”。然而战后朝鲜的局势与美国政府的设想大相径庭，除了美苏难以协调它们的朝鲜政策之外，美国占领军在与朝鲜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方面也处于尴尬的地位。

美军在朝鲜南部登陆的前一天，麦克阿瑟即宣布，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由他行使一切政府权力。美军占领朝鲜南部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解散该地区人民自发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９月１９日，美军在原日本总督府的基础上，组织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南朝鲜军政府，军政府的各级官员由美军官担任，任用的警官大部分在日本统治时期的警察局干过事。美军本来就不是作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在那里登陆的，他们在登陆后的行动使他们更像前殖民地的统治者，结果不可避免地引起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国务院派驻南朝鲜的政治顾问本宁霍夫在描述美军登陆后的局势时说，朝鲜人对赶走日本人后不能获得独立非常失望，那里“活像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24〕霍季将军在上任３个月后也认为，在美军占领区，“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25〕

为了从这种局面中摆脱出来，美国在争取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同时，试图采取措施扶植一批朝鲜人逐步参与管理南朝鲜，并希望最终形成在一个军政府指导下能发展为政府机构的“组织核心”，作为美占领军当局与朝鲜人民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冲剂。〔26〕

在选择哪些朝鲜人参政的问题上，美占领军当局确定的标准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本宁霍夫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南朝鲜存在着左右两派势力，在右翼势力中，有很多人在美国或教会学校中受过教育，他们愿意“追随西方民主”，“宁愿接受美国的指导而不愿接受苏联的指导”。〔27〕扶植这样一批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缓和由美国人直接统治带来的矛盾，又可以抵制所谓来自北朝鲜的渗透。据此方针，美占领军当局大力支持李承晚、金九等在美国受过教育又参与领导过早期朝鲜民族运动的一批人，为他们逐步成为南朝鲜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创造条件。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政府出于协调美苏政策的需要，曾否定了兰登提出的在美占领军政府之下设立“行政委员会”的建议，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在南朝鲜设立以朝鲜人为主的行政管理机构。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二期会议失败后，杜鲁门政府认为已经别无选择，遂单方面向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提出讨论朝鲜问题的建议，并不顾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对，利用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促使大会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包括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派驻朝鲜观察全朝鲜的选举，然后成立全国政府。〔28〕由于苏联和北朝鲜方面坚决反对，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只能在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地区行使其职权。５月１０日，南朝鲜单方面举行选举，选出了国民议会，李承晚当选为议会主席。７月１７日该议会颁布了宪法，并于８月１５日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李承晚任总统。美国随后促使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该政府是朝鲜的“合法政府”。〔29〕在李承晚政府宣布成立的同时，美军政府宣布结束，并于９月完成全部移交工作。

美国大力扶持李承晚集团争取对南朝鲜的政治领导权，并最终建立以这个集团为核心的南朝鲜政府，从美苏关系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应付苏联在北朝鲜采取的政策，阻止朝鲜出现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的政府；从美国与南朝鲜地区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是为了缓和美占领军与南朝鲜地区的人民的矛盾，减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负担，并为美军最后撤出创造条件。然而结果适得其反。美国甩开苏联，利用联合国赋予南朝鲜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结果造成朝鲜分裂的局面。９月９日，针对南朝鲜政府成立，北朝鲜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种分裂的局面根本不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对南北双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李承晚集团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美国才是这个集团可靠的柱石。在这种情况下，李承晚政府一面实行专制统治，一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尽可能利用这个仅有的政治资本，压制政治反对派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鼓吹武力统一，成了李承晚政府施政的主要特征。这些作法显然是不受美国政府欢迎的，而且完全无助于使美国从朝鲜半岛脱身，甚至会使美国越陷越深。但美国领导人认为，“除了支持李承晚，再没有选择的余地”。〔30〕就像在中国对待蒋介石一样，美国领导人尽管并不欣赏李承晚这类人物的许多政策和行为，但又离不开他们，理由就是一个，他们亲美反苏。结果美国塑造了一个南朝鲜政府，却没能因此就甩掉本来就是勉强背起的包袱。

四、撤军

战后初期，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交替地影响着美国对朝鲜的政策：首先是当时的美国领导人相信，美国能够争取到苏联的合作与妥协；其次是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论与自己的历史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处在顶峰时期，这使美国有能力在亚洲大陆承担一定的军事任务。这两个因素在１９４７年间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协调对朝鲜政策的可能性实际上已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战后迅速裁军和面临进一步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美国要保护的利益而言显得左支右绌，这使美国政府很难随心所欲地到处承担军事义务。这些变化对美国调整对朝鲜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在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那种将朝鲜半岛作为与苏联协调关系的地区的初衷，转而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出发来考虑朝鲜问题。１９４６年夏季，美国总统代表保莱在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了这场斗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按照保莱的描述，苏联在这一地区有不少有利的条件，而且正在巩固它的阵地。〔31〕不仅杜鲁门接受了保莱的这些看法，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会议也作出结论，认为南朝鲜“落到”苏联的手中，对于美国不仅是在东亚的损失，而且是对其全球战略的损害。〔32〕在冷战意识的笼罩下，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被提高到十分严重的地位。

不过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存在的政治意义被提高，并不意味着会直接导致扩大美国在那里承担的责任。把朝鲜作为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思想战场”，其含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表明美国决不会轻易丢掉这块阵地；另一方面它可以被解释为美国不必要在那里承受军事负担，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如何估计朝鲜半岛的局势及这一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在美苏对抗的大格局中，美国面临的战略抉择是在欧亚两大洲中将哪里作为战略重点。美国政府高层和军事领导人几乎一边倒地持欧洲第一的观点。他们认为，失去西欧美国就很难保全自己，“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33〕主要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一直不希望被卷入亚洲大陆的全面战争，因此它重新考虑在南朝鲜的军事存在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必然要被提上日程。

１９４７年４月，美国陆军部即提出，美军应早日从朝鲜撤军。〔34〕在美国战略资源委员会同期提供的报告中，朝鲜在对美国的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中，名列最后一位。〔35〕同年夏季，负责陆军计划和作战工作的魏德迈将军考察了亚洲的军事形势后，向杜鲁门提交一份报告指出：除非苏军仍然占领北朝鲜，美军在南朝鲜待下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旦东亚发生大规模战争，驻在那里的美军“很可能只会是一种负担”；对于美国最好的办法是与苏联达成协议，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36〕魏德迈的建议实际上是将苏联的军事存在作为美国在朝鲜驻军的唯一根据，而且主张通过协商消除这个根据。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向总统和国务院说明，美军已有必要准备撤出朝鲜。〔37〕综观这些报告中的建议，其主要之点是朝鲜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致使美军有必要在那里长期驻扎下去。只要不存在苏联在那里实行扩张的直接威胁，美国派军队来防守朝鲜半岛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远在天边的防线”，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美国国务院对军方的撤军建议存在某种怀疑，理由是一方面南朝鲜政局非常不稳定，另一方面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方相比太强大了。美军撤出后，李承晚政权一旦遭到进攻，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美国应该采取措施，在美军撤出的同时，消除可能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38〕经过探讨，美国政府大致得出结论，即美国应从南朝鲜撤军，但不能是“匆匆忙忙”的，而应是有条件的。所谓条件包括：（１）苏军撤出北朝鲜；（２）使李承晚政权基本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并有一定力量抵抗来自北朝鲜的进攻。为了做到后一点，美国应准备向南朝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上述两个条件中，苏军撤出北朝鲜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很快就具备了。１９４８年底，苏联从北朝鲜撤出了全部军队。至于第二个条件，其实是一个美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需要随意估价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取决于美国政府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的判断。李承晚政权建立后，美国方面即认为，只要该政权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其生存“是可以认为有希望的”。〔39〕１９４９年３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时间不应迟于６月３０日，撤军之前应向南朝鲜提供充分的援助。〔40〕

６月２９日，美军按计划全部撤出南朝鲜。同时美国大力加强对南朝鲜的援助，并于１９５０年１月与李承晚政府签订了防务协定。

美军分别于１９４９年５月和６月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１９５０年１月，国务卿艾奇逊向美国新闻界发表讲话，为美国政府调整后的亚洲政策进行了辩护。他在谈到这一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时说，美国在太平洋需要守住的是一条环形防线，这条防线从“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琉球群岛……到菲律宾止”。至于类似南朝鲜这样被划在这条防线以外的地区，没有人能保证其不会遭受进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是要依靠那里的人们自己起来抵抗，一是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为了说明美国不能也没必要单独承担某种责任和打消对所谓的联合国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的怀疑，艾奇逊声称联合国是重要的，“迄今并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靠山”〔41〕。艾奇逊的演讲阐明了经过调整后的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即这一地区处于美国太平洋防线之外，一旦那里出现危机，美国不会撒手不管，但也不会单独承担义务，而是依靠所谓“文明世界”的集体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艾奇逊在这里阐述的政策是美国政府一直奉行的政策的转型。朝鲜对维护美国的安全并不那么重要，美国没必要承担过分的责任，这种基调是一如既往的。不同之处是在美苏冷战的新格局中，美国最初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已经转变为依靠所谓“文明世界”的“集体行动”来保卫南朝鲜免受苏联扩张之害。由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其盟国，美国所追求的“集体行动”实际上不可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方式和规模。

注释：

〔1〕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页。

〔2〕FRUS, 1942, China, pp.185-187。

〔3〕《艾登回忆录（清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中册，第６５８页。

〔4〕《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７页。

〔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７页。

〔6〕《开罗宣言》有关朝鲜问题部分的表述是：“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间，使朝鲜自由独立。”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下卷第二分册，第２０２页。

〔7〕FRUS, １９４４，Vol.5, pp.1224-1228。

〔8〕《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9〕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下册，第５７０页。

〔10〕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34.

〔11〕FRUS, 1945, Vol.2,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Postam),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