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中国都把政策的重中之重放到了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战略（无论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还是军事意义上的）处于次要低位。在改革早期，中国强调军事现代化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外交也要为经济服务。这些年来，尽管随着经济崛起，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在加快，但经济现代化仍然是主题。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原则来看，这个主题还会继续。
尽管中国的这种政策选择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内部发展，但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有效地遏制了国际政治中称之为“安全困境”的问题浮上台面。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的开放政策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西方国家。中国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不仅主动向西方打开自己的市场，而且愿意改革自己的制度和国际体系接轨。这种通过和世界融合的政策，促使中国的高速发展。如果没有这种融合，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同时，这些做法也让西方感到放心。反映到国际政治面，在“请进来”和“接轨”这两个阶段，中国和西方没有发生具有根本性的冲突。从本质上说，经济上的互动较之战略和军事上的互动，更能表现出双赢局面。
第二，从邓小平到当代，和平发展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主体意识形态，并且明确表现在政策主题中。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中国不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政治的主题，而且也把此看成是中国的发展机遇。这个主题到现在并没有变化。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近年来又提出“和谐世界”。尽管提法上有些细微的变化，但主题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和平的主体意识形态和政策主题，不仅仅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而且也是中国本身努力的目标。
第三，中国的选择创造了中国本身和其它经济体的互相依赖。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没有步其后尘，主要是因为这个选择。中国和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体之间，都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安全困境，但可以有效减轻安全困境。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各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远较没有相互依赖的情形高。不管怎样，成本会促使各国趋于理性。
因为和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题，中国本身对国家安全困境的担忧也并不很大。在国际面，能够造成中国安全困境的主要是美国因素。但过去的数十年，中国有效地减少了美国因素所能导致的安全困境的恶化。除了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外，在其它很多领域，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中国和美国建构了很多沟通管道。此外，美国很多年里的战略重点在反恐战争，也是美国难以为中国构成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中国所说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利用这个机遇期，不仅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走出去”，尤其在东南亚国家。
中国的安全困境来自美国
但是中国的安全困境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剧变。首先是周边环境因素的急剧变化。在朝鲜半岛，从“天安号”事件到近来的炮击事件，情形每况愈下。和日本，东海油气田和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但撞船事件不仅使中日关系再次紧张起来，而且也正在导致日本对华民族主义的转型，从长远来说，对中国非常不利。在南中国海，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担忧日益加深，并开始采取行动，主要是邀请美国的卷入。实际上，在所有周边问题上，已经呈现出一种大国政治化的趋向，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剧增。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因素。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安全困境，主要来自另一国的军事和战略威胁。反恐战争改变了国际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很长时间里，各国都把战略的重点放在非传统安全上，包括恐怖主义。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和传统安全一样，非传统安全也势必成为一种常态。美国已经意识到，反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个结果；美国不能因为非传统安全而忽视传统安全问题。一旦美国战略转移到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就立即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开始改变策略，从反恐战争中脱身，把其战略移向今天美国传统安全的中心，即西太平洋地区。较之中国，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日本民主党鸠山政权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美国轻易地很快使鸠山政权垮台，民主党现在实行甚至较自民党时代和美国更为紧密的安全战略关系。美国又成功利用“天安号”和朝鲜炮击韩国事件、钓鱼岛问题，强化美、日、韩联盟；也利用南中国海问题“返回”东南亚。美国转向传统安全，必然加剧中国的传统安全困境，也即被“围堵”、“遏制”、“战略威胁”等国际关系认知。
当然，安全困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也应当看到，中国内部一些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中国的安全认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本身的军事现代化也在加快。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必须的，没有足够的国防力量，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就很难持续。尽管如上所说，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考量不可取代经济的优先地位，但战略和军事必须跟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贸易大国，无论进出口或是越来越多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都要求中国的战略走出去。中国的这些变化导致了周边小国的担忧，希望其它大国来平衡中国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是被“邀请”回来的。
中国可以决定竞争的战场
这就给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提供了一个困局，即如在经济竞争和战略（甚至军事竞争）之间作一选择。一般意义上，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在全球化环境中，经济竞争往往导致相互依赖，培养相互的互信。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一个双赢游戏，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因为竞争表明中美两国需要为其它国家提供更好的经济服务。中国和亚细安经济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和亚细安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日本很紧张，认为这对日本带来竞争。日本（后来的韩国）都在亚细安区域加强了和中国的经济竞争。但是这样的竞争不仅没有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促成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区域经济的整合。
现在美国“重回”亚洲，如果也加入这个经济竞争行列，那么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全球化不倒退，美国和中国站在同一条经济轨道上赛跑，不仅会增加两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而且也会使得很多其它国家受惠，更会促使其他经济方面（如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尽管经济竞争有一个国际政治中所说的“相对利益”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可控的。
但是，战略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就不是这样了，它更多的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因此是恶性竞争。如果中美两国进行军事和战略竞赛的话，那么不仅两国关系有可能发展到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关系模式，也会使得其他国家受到负面的影响。军事和战略竞争是一种互不安全的竞争，只能加深各国的安全困境。
对中国来说，面临的问题是：是要坚持在经济跑道上，拉美国进入经济跑道？还是在不同轨道上和美国赛跑（即中国在经济跑道上，美国在军事战略跑道上）？还是被美国硬拖到战略和军事跑道上？
美国战略移向西太平洋是否表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结束？如果从中国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来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就实力来说，已经不再是被动的角色，被动地接受他国提供的“战略机遇”。相反，中国已经有能力来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就是说，中国有自己的选择。
因此，中国应当主动，不应当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和战略竞争轨道。中国军事现代化要进行，但经济建设仍然需要居首位。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可把战略放到首要地位。这样就可以避开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经济上遭遇很多问题，复苏比较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和中国竞争过程中，美国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其非常强势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不当心，被美国拖入战略或者军事跑道，从长远来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的“敌人”。而中国一旦成为美国真正的（而非像现在那样的“想象上的）“敌人”，其就会做方方面面的动员来应对中国，就像从前对付苏联那样。那么，世界又会重新回到冷战模式，即美国和苏联式的相互对峙和威胁。
中国不仅要避免被拖入军事战略竞争轨道，而且要主动拖住美国，让其停留在经济跑道上。在经济方面要继续深化和美国的合作。贸易、人民币、气候等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很大的空间。经贸方面两国间尽管也存在冲突，但都是可以控制和解决的。对中国来说，在这些方面必须防止两国经贸关系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
再者，中国也应当在那些促使美国转向传统安全跑的领域做更大的努力，减少美国的传统安全困境，或者减少美国转向传统安全的理由。例如在朝鲜问题，中国要有更大的作为来约束朝鲜的行为，不让其再作非理性的挑衅。在南中国海问题甚至钓鱼岛问题上，中国要改变思路，从目前的双边关系，战略性转型到多边构架内的双边协商。尽管多边不能保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但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效管理和控制。
总而言之，中国在亚洲的安全困境不仅仅是美国的选择问题，也是中国自身选择的结果。美国现在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主导世界。尽管美国的选择会深刻影响中国，但必须明确的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也同样重要，中国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未来，也会对国际政治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者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