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限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放弃依附性的“比较优势”战略，限制外资和设备进口，努力培育国有产业和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由我国主导的相对于西方独立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跳出全球化的陷阱。
[关键词] 帝国主义的三段式全球化国家安全区域一体化
1 国际社会的食物链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中，房宁教授是为数不多的以尖锐眼光质疑西方、批判全球化的中国学者。房宁教授对资本主义有精深而独到的研究，在其著述中他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精辟的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简称为“帝国主义的三段式”，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贪婪本性。下面我们对这三段式进行简要介绍。
1．1 殖民主义
19世纪中期，英法等国工业革命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这使得它必须不断开拓国外市场，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本国工人的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商品输出以及海外移民，成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划分世界资源和市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重新瓜分，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狗咬狗的战争，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列强的炮舰驶向全球各个角落，依靠强权掠回财富。在殖民地以传统的方式，即实行军事占领，建立政治统治，以暴力手段为基础对殖民地实施超经济的掠夺。西方利益的扩张是与殖民者占领的版图成正比的。旧殖民时代世界的统领是大英帝国，它拥有遍及全球的领地，但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战前所确定的优势和今天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对它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掠夺。虽然中国过去百年的艰难困境与政治腐败、制度落后和文化停滞等因素有关，但是日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破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日本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损失，对中国腾飞的阻碍，是无论怎样夸张也不过分的！
据董玉振先生的介绍，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具有深远影响的当数甲午赔款。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是其一贯奉行的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政策的延续。中国的战败导致《马关条约》的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威海日军驻兵费用150万两（真是无耻到了极至），共23150万两白银，折合当时的日圆为3.5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8000万日圆）的4倍多。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中国掠夺了相当于一亿日圆的大量战利品。巨额赔款使日本迅速成了暴发户，日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滚滚财源，“无论政府和私人朝野顿觉无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语）。战争赔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财政能力，而同时则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力，几乎在一夜之间，使日本解决了近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日本用这笔钱的大多数（约3亿日圆），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其中作为日本钢铁工业基础的著名的八幡制铁所仅用了不到60万日圆，由此可以想象，那笔巨大的资金帮助日本建立了多么庞大的工业基础；这笔资金也协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日本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笔款项还推动了日本国民教育，为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打下了基础。这些不义之财使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为日本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做了最好的前期准备。而为了偿还这笔赔款，清政府先后向俄、法、英、德的银团完成三笔贷款达3.09亿两白银，并在还清本息前，海关又为外国人控制。中国政府为此支付的本息达6亿两白银。这笔庞大的支付使中国被深深的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再也难有前进的能量，而清政府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久即被国民政府替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并迎来了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区域布局也过分集中在沿海的几个中心城市，但国家经济在内陆地区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已有了起飞的征兆。可是非常悲哀的是，在中华有望中兴的时刻，日本再次发动长达十四年（1931-1945）的侵华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高达1000亿以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受到了全面的破坏，中国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里！同上一次战争一样，战争使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走向崩溃，新生的人民政权取而代之。
1．2 新殖民主义
旧殖民主义直接抢掠的方式虽然简单、有效，但也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反抗不断高涨，殖民主义者付出的成本、代价也越来越大。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在摆脱贫困、渴望致富的激励下，各国掀起了工业化的高潮，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发展进程，一次又一次的高潮都是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进行的，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资本、设备来自西方，为西方提供了巨大的剩余资本与产品、设备的消纳场，而大量的廉价资源、初级产品则流向西方。在资本国际循环过程中，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获取巨额利润。目前，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国家集中了全世界绝大部分财富，消耗了全世界约75％的开发资源，并产生全球大致相同比例的污染物。这一事实集中反映了当今世界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凸显了南北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新殖民主义。战后的新殖民，是以西方资本渗透、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在新殖民主义方式下，西方国家的政府与资本集团，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进行经济剥削与利润转移。西方国家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越广泛，程度越深，西方资本的获利就越大。以经济介入第三世界，将昔日的战场变为今日的市场，是新殖民与旧殖民的一大区别。战场变为市场，西方并未失去世界，只是改变了方式。也许这是成本更低、代价更小、更为有效的方式。美国由于其超强的国力已经取代大英帝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统领。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也逐步形成，垂直分工是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即在国际分工与交换当中，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主要提供资源或者生产低技术水平的产品，并相互交换；同时，发达国家掌握了大部分资本产品和服务资讯，而发展中国家极其缺乏。国际垂直分工构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综观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内生产力布局发展演变的历史，在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生产的制成品相交换，形成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在70年代，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从事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从事机电类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形式。到80年代，一方面原有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格局依然得到维持、延续，另一方面垂直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化到产业内部，即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流程中，发达国家从事技术、资金密集工序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形成同一产业内部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垂直分工形式。如：在彩电、摄像机、计算机等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技术产权为发达国家所控制，产品设计、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一般也限制在发达国家生产，而将组装工序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生产同一产品过程中的非熟练劳动换取技术的新形式，即产业内的垂直分工。
在垂直分工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原油、农矿原料及其他初级产品。在这种状况最为严重的60、70年代，如1968～1972年间，在8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一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本国或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在50％以上的就有的69个，其中比重占70％～90％的有37个，占90％以上有11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子产品、机器设备、精密仪器、民用飞机、汽车以及高级耐用消费品等高附加值产品。高、低附加值产品交换的价格差距是相当惊人的。如：1997年中国与法国双边贸易中，法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为24架飞机，其总价（约为12.1亿美元）竟大大超过中国向法国出口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及纺织纱线等前十类商品的总值（约为10亿美元）。
1．3 后殖民主义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戛然而止，东亚奇迹转入危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随着衰退的加深，首先是非洲失去希望，成为第四世界；接着拉丁美洲于80年代陷入重重债务的陷阱中，度过了“失去的十年”，而90年代即将成为拉丁美洲失去的第二个十年；东欧、前苏联地区在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剧变之后，在90年代被西方垄断集团洗劫一空；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明星地区的亚洲也落入危机之中。首先是日本从90年代初起就长期萧条，90年代对于日本来说也成了“失去的十年”。接着又是“四小虎”、“四小龙”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成为“四小猫”、“四小虫”。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削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际，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经济主权，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我们将其视为西方战略的新调整。这种战略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可以称为后殖民主义。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有被再殖民化的可能。
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后殖民时代，西方将不再满足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第三世界经济，进行价值转移。西方将采用各种手段直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部分或全面接管第三世界的国家主权，直接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西方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控制，掌握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基础，通过代表西方利益的，或来自与西方利益密切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代理其利益。目前，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已经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国家宏观经济的决策权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也部分地丧失了经济主权，韩国甚至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日子为“国耻日”。
军事控制将是西方在未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干预的要点之一。冷战结束后的情况证明，热战正在成为西方征服世界的手段，西方越来越倾向于直接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棘手问题。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发展趋势看，西方很可能要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从根本上解除西方以外国家的国防，未来西方很可能只容许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维持国内治安的武装力量，而不容许有国防武装力量，就像曾经对日本做过的那样。其实，西方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它的军事控制战略。西方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控制条约，通过一系列的削减军备的谈判，逐步限制、最终解除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防力量。
今后，国家安全的概念将发生重大变革，国家的军事安全、主权独立、经济安全等都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后殖民主义霸权斗争的三大战线。
2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陷阱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独立是十分珍贵的。一旦丧失了经济独立，在经济上依附西方发达国家，就无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可言，并将最终丧失民族的前途。中国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在奋力争取独立自主，但因为实力不够，只能受人摆布。
北伐战争后期，新兴的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叛变革命，断然抛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对外依附西方列强，对内依靠中上层阶级的内政外交方针，实际上是软弱的国民党政权在强大的外敌前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而必然采取的选择。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是江浙财阀而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这注定了其统治基础的薄弱；同时蒋氏集团犹如皇帝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的对峙和冲突——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北伐时，国民党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一旦继续北伐必然要否定列强的利益，与列强直接冲突。而社会主义苏联立国不久，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所以其政权肯定不会稳固甚至顷刻之间就会瓦解。由于没有国内经济的支撑，国民党只能承认和加入既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二战后美国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国民党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民族经济濒临瓦解，经济政治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建立起独立而强大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受奴役的地位。工业化过程中，苏联在支援中国进行建设的同时，意图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一切受苏联的控制，这遭到了毛泽东坚决的反对。由于中国已经迅速实现了初步工业化，所以就有力量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走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并且从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摸索超越苏联模式的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可以认为是在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探索，而50年代后期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则可以认为是政治生活、学术文艺和经济建设领域的社会实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实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挫折。但是，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并未止步，相反，这种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展开了。这就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修正主义思潮。可以想见，如果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迅速实现，或者在受到苏联压力时不能坚持独立自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甚至有可能无法实现，而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但自从1990年代中国最大的蛋糕“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引进外资成为强大风潮，外资开始逐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2004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商务部的最新数字说，截至2004年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个，合同外资金额10369.2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FDI（外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流入美国的FDI比流入中国的大得多，但美国对FDI的依赖程度并没有中国那么高；日本的FDI只占其GDP的1.1%。同时文中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从总体来看，国外资本对中国的控制已经十分的严重，光从数据来看在各领域已经占据到一半以上，国外资本已经与我国的国有企业规模相当。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有一半的财富掌握在国外资本手里，这意味着什么呢？
更可怕的是随着国外资金的加入，国外资金的代理人故意贿赂拉拢中方国企的领导干部，贪污中国人民的财产，把大量的中国财产转移到国外，在国外开户头设金库，而这些资金最终却是落入了国外财团手中。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许道敏博士指出：国外的媒体根据中国的互联网上披露的新闻统计，我国每年有数千人因职务犯罪逃到国外，也有的说一年为三千多人。而据《中新网》报道，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那么按一年外逃3000多人，而500多人逾七百亿估算，中国每年约有5000亿的国家财产落到了国外财团手中，而且是实利、纯利，明晃晃的黄金白银。另根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中国的国有资产约为11万亿元。也就是说只需20年，我们辛苦建设与积累了半个世纪的财富，将全部由贪官拱手送与国外资本财团！虽然各种统计数字未必精确，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的财富正在迅速流向境外。外国资本利用贪官掏空中国的国有资本，简直比割地赔款还迅速有效，而且用不着动刀动枪，自动送上门去。
最要命的是，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不仅受政府控制而且多数已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自己所谓的政绩，鼓励跨国公司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各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经营能力，利用中国官僚好大喜功、崇洋媚外的卑劣心理，大肆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先是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 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的恶性循环。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中国的装备工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和打垮了本国的装备工业。如果听任中国历经千辛万苦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我们将会再一次走上民族解放之路……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遭受侵犯或威胁。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以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接连展开了六次积极防御性的战争（1950年抗美援朝、1962年印中战争、1969年苏中珍宝岛战争、1965年美中越南战争、1974年中越西沙之战、1979―1989年中越拉锯战），同时依托新建立的军事工业迅速研制出高技术兵器“两弹一星”，在美、苏、印等大国的强敌环伺之下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一个国家越是开放，越是全球化，就越是需要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而绝对不是相反。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中国生存的“硬道理”取决于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信念和强大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为维护自身发展权，必须坚决打破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封锁和遏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废武功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新的特点和要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安全问题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的安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抵御侵略、制止颠覆、保持稳定等，这是中国国防安全的基本任务。非传统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等新兴的安全领域。其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和确保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和科技等安全的物质前提。自然经济的小农国家，安全与土地面积和人口相联系，产生了以保卫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以攻防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国家安全环境考虑的是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意义使“发展”成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为对“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的威胁。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联系，超越了生存条件的范围。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高额利润来源于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和保护。
从范围上看，国家安全包括四个层次，即本土安全、（亚太）区域安全、全球安全、太空安全。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们简要看看前三个方面。本土安全方面，除了领土争端继续存在之外，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土分裂。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广大的版图，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办法，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操纵。二战后西方肢解德国，削弱印度，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在21世纪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南面的台湾暨南沙群岛、西北的新疆、西南的西藏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失去对马六甲—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天然控制力。扩大日美防卫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的步骤。新疆和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这一地区中国实力最大。因此在新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是美国对华战略目标。西藏问题将向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升级。台湾、新疆、西藏，这三个地区任何一个地区出问题，都将动摇中华民族生存的基础，更不用说实现现代化了。
国家安全观念随经济利益向世界扩展而扩大，领土边界安全要有一定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国家安全边界是大于领土的。在区域安全方面，欧亚大陆是强国争锋之地，“欧洲—俄罗斯—亚洲整个这一大片大陆，位于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这一大片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几大地缘实体都处在成长中，不存在压倒性的单极力量。在中东、中亚地带，有五大力量中心参与博弈，它们是美国、欧洲、俄国、印度和中国。在东亚，也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俄国、印度、中国、日本和美国。目前它们彼此之间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都以稳定和合作为基本价值诉求。就各自的国内目标来看，也是稳定与合作压倒扩张与冲突。对美国来说，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在均势中相互制衡，有利于美国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排斥多极化。但是北约东扩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俄罗斯的封锁和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包围圈的东南方从韩国、日本开始算起，经过台湾、关岛，一直延伸到南中国海，这个区域已经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西方从阿富汗向上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至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个完全的扎扎实实的半月型包围网，虽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失去这些地区，可是从投入的力度来看，失去这片地区恐怕也只是弹指之间。在现实利益上来考虑，中国的西部门户，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最多的石油进口陆路通道，封杀这片半月型地区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伤害。所以中国必须加强区域合作，巧妙利用各国矛盾，打开包围圈。
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中国庞大的生产加工体系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据估算，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 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的同时需要大量出口，且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中国石油的进口通道，一般认为可以分成三条。第一条路，从俄国直接进入中国国境，是条比较安全稳定的通道，可是照中国现今的经济增长速度，俄国石油已经无法保障中国的经济需求，且以后无法保证不出现象安大线一样的节外生枝。第二条路，铺设中东原油管道，从中东经沿途各国逐步进入中国国境，但由于霸权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逐渐增长，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几乎丧失大半，如果再不加强对此一地区的控制，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受制于人。第三条路，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这条道路牵涉的国家众多，不少军事与经济强国牵涉其中，这条道路复杂到几乎令任何大国都无法独自驾御。在中国没有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时，根本无法保障石油能够安全到达本土，这条路上任何国家如果蓄意与中国为敌，在半路上袭击中国油轮，中国必将束手无策，目前中国的海战能力根本无法保障自己在全球的经济利益。
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必须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这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具有全球性，安全战略与军事能力必须与这种变化相适应。
综合来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和战略应该完成根本性的转变，必须具有全球性和超前性。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变为面向区域和全球的积极防御；军事上则应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乃至制天权），要求海军、空军、陆军、天军等军事力量不但具有独立作战和联合作战能力，而且具有快速反应和实施远程打击、乃至全球作战的能力。
4 正确的全球化方略
1979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西方的开放，无论贸易还是投资合作的主要对象都是日、美、西欧，也就是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资本大循环。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此种方式是错误的，不可能真正实现我国的民富国强，而只能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发展的空间。中国必须限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限制外资和设备进口，技术引进应该以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为目的，努力培育国有产业和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由我国主导的相对于西方独立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摆脱对列强的依附性地位。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应是大力发展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的关系，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中央共同市场和资源供应体系，制衡与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以及它们对中国的挤压，形成相对独立的工业经济的国际体系。中国有必要像欧盟一样以地缘政治为依托实现亚洲区的一体化，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中国的责任，以中国当前的实力和大国风范，是应该能够做到的。虽然中国将不得不与美、日、印等大国进行周旋，但形格势禁、无可回避，必须在它们的包围和遏制中打开局面。
2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使我国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显化，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短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继续走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解决不了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不足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争取在国际交换中获取新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应是未来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这种客观趋势要求我国在下一世纪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将重点转向同周边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我国周边国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很大，与我国在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开拓周边国家的市场，不仅可以扩大我国产品出口，而且有助于我国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弥补我国资源不足的缺陷。2002年，我国出口总额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市场依托。区域市场较世界市场要相对稳定，这是因为贸易伙伴比较固定，贸易条件相对优惠。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已经形成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区域合作组织，对于中国今后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国需要增加在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增加向自由贸易区内的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时还应努力提升出口产业结构，从市场竞争激烈的低端产品出口转向高端产品，从根本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区域化有助于消除垂直分工带来的负面作用，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目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遍布全球的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北美、欧盟、东盟、拉美等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已初具形态。经济区域化将成为下一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强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建立起合理的区域合作布局应当是一项必要的和迫切的任务，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将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而且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今后将如何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大战略问题。具体说来，中国应确立合纵连横的战略，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将其纳入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之内，同时中国应通过安全合作等将安全区域扩大至邻国境内，为中国安全提供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外交和经济等途径以及对方内部矛盾等与美、日、欧、俄、印等大国周旋，维持利益均衡，为中国国家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